【大紀元11月18日訊】(美國之音記者陳蘇30日報導) 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上星期三在國會山主辦的一個研討會分幾個方面探討處在迅速轉型的中國社會。
*農民負擔太重*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政治學教授白思鼎從中國農民的經濟負擔問題談起。他說，中國農民確實有很大的不滿情緒，其核心就是強加給農民的苛捐雜稅，其中有各種稅收和罰款，包括當地村子和鄉鎮的稅和計劃生育的罰款。白思鼎說，農民的經濟負擔已經超過了他們所能承受的限度。他說：“關鍵是收起這些苛捐雜稅來沒完沒了，專橫武斷，經常是超過農民的能力。我們知道一些農民為了繳納各種稅款不得不賣血，甚至因此感染上艾滋病毒。在向農民收錢時，經常採取粗暴甚至殘暴的手段，引起農民極度的怨恨。”
*壓榨農民普遍*
白思鼎說，如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內地省份比沿海地區的農村工業少，壓榨農民的現象更為普遍。而最貧困的西部省份反而可以從中央政府那裡得到一些錢。他說農民採取暴力反抗在90年代的次數越來越多。但他認為日益增多的農民抗議對中共的統治來說並不構成威脅，因為農民抗議大多爆發在鄉鎮基層，沒有組織，也相互之間沒有聯繫，特別是農村城市之間沒有聯繫。他說，中國城市人有自己的問題，他們不同情農民，看不起進城打工的農民。雖然中共高層在過去15年到20年不斷下文件，三令五申要求減輕農民的負擔，但是仍然不起作用。白思鼎教授認為，這不起作用是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他說：“根源深植於中國的政治管理制度。這不僅僅是地方官員腐敗的問題，當然確實有很多腐敗官員，他們在利用這個制度貪污腐化。但是他們的腐敗卻不是根源。其根源是中國政府希望發展，政府滿腦子都是如何一步跨入富裕社會。官員提升靠的都是政績數據。以教育為例，中央沒錢，當地政府就必須找錢支付教育，其結果是，所有的教育經費負擔都轉嫁到農民身上。”
*土地租贄法案*
白思鼎教授的結論是，現在中國上層聽不到中國農民的聲音，農民受苛捐雜稅盤剝的問題只能靠政治改革才能得到解決。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自1987年以來一直在研究中國農村的土地政策，目的是向中國政府提供農村土地政策制定的依據。該研究所的律師徐孝白在研討會上說，前幾年他們在中國農村展開調查，詢問中國農民誰擁有土地時，農民的回答是：“除了農民，誰都是土地的所有者。”他說，那時的農村幹部可以根據家庭人口的變化重新丈量分配土地。在土地所有權不明確，而且任意變化的情況下，農民不願意為土地做出長期的投資，保護與生產活動。他說，中國農民在過去幾年裡大大加強了土地所有權的法律意識，這是因為中國媒體的宣傳和政府出台的有關法案。他說：“最具意義的是中國政府2002年8月29號出台的土地租贄法案。這項法案做出三項重大突破。一是以詳細的法律條文重新規範了1993年的土地30年租贄權。二是提供了一個農村土地所有權轉讓的框架。第三是其法制意義。法案以嚴肅的法律形式禁止農村幹部任意侵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一旦違反將處以嚴厲的刑罰。”
*農村村長直選*
中國農村基層選舉是美國艾默利大學卡特研究所劉亞偉在研討會上發言的題目。他說，從1987年中共批准農村可以直選村長直到1998年直選鄉長，中國農村基層選舉吸引了外國媒體的關注。他們提出問題，這是一個巨大變革呢還是向民主邁進的小小一步？ 劉亞偉說，雖然進步不小，但是離真正的民主還極為遙遠。劉亞偉說：“從農民直選村長到直選鄉長當然是一大飛躍。但是不能期望這種直選可以逐步在中國的政治台階上拾級而上。其原因是，第一，任何國家的民主化需要每一級政府都是選舉產生。 第二，在沒有反對黨，缺乏新聞自由的條件下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意義的民主。第三，很多這類的農村基層選舉和中國其它走過場走形式的表面化現象同出一轍。第四，選舉出來的村長和鄉長等直選官員根本無力與政府的意願和力量較量，此外中國還沒有建立起保護直選的法律等。”
*建立新型價值觀*
劉亞偉說，雖然沒有具體的數據顯示中國73萬直選村長對政府產生的影響，但是很多海內外的有關學者認為，農村基層直選具有極大意義。這是因為直選給千千萬萬憤怒的，經常是慘遭盤剝的農民提供了一個保險閥。中國農民缺乏任何可以和政府的高壓討價還價的籌碼。此外基層選舉還建立起一種新型價值觀，在沒有選舉文化的中國建立起一個自由公開選舉的法律程序。劉亞偉認為，最重要的是農村基層選舉揭穿了中國農民是低人一等的愚民這種不實之談。
(http://www.dajiyuan.com)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