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9日訊】(美國之音記者申華18日報導) 在華盛頓舉辦的一個研討會上，專家們對中國農村存在的強烈不滿情緒進行了探討。專家們指出，雖然中國農民的不滿日益加深，但是近期內中國農村不會出現失控的局面。
*農民不堪負擔怨聲載道*
在[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舉辦的研討會上，[卡特中心]的中國農村選舉部副主任劉亞偉向記者描述了中國農民承受的沉重負擔。
劉亞偉：“很多地方一年下來沒有收入，甚至負收入。農民的負擔確實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怨聲載道。好多人不種地了，因為種地交費根本不划算，所以乾脆就拋荒了。李昌平在給朱鎔基寫的信裡也談到，為什麼在他們湖北監利縣老百姓都不種地了，祖祖輩輩靠種地為生的為什麼地都不種了？因為費稅太多了，種地不划算，不如出去蓋房子。”
劉亞偉說，在有些地方，這種不滿情緒已經演變為暴動。
他說：“陝西白水縣的一個村子的村民暴動，衝到鄉鎮把鎮政府砸了，把鎮派出所給砸了。辦公室砸了，車輛什麼都砸了。起因是因為負擔太重，還有就是認為鄉鎮的幹部在收費稅的時候態度粗暴，蠻橫不講理。”
*農民不滿並沒有失控*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呂曉波教授指出，發生農民抗議活動最多的地區是中國中部的十六個省份，其中包括內蒙、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的一部分、陝西和山西。他說，這些省份是中國的糧倉，也是農民負擔最繁重的地區。反對苛捐雜稅的活動也主要發生在這個地區。呂曉波說，這是因為在沿海地區，鄉鎮企業比較發達，上交費稅不是問題。而西北地區，由於過於貧窮，地方政府往往能從中央那裡得到救濟。中部地區既不像沿海地區那麼發達，又拿不到政府的救濟，於是地方政府只能靠向農民征斂費稅來維持開支。
不過，呂曉波教授也指出，農民的不滿雖然是個嚴重問題，但是並沒有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呂曉波：“不滿很多地方都有，但是至少過去十幾年發生的一些上訪啊，鬧事啊，都還是比較孤立的，沒有太多的跨村，跨鎮或是跨地區的，基本上都是局限性比較大的。所以說事兒是不少，但是動亂沒有。”
[卡特中心]的劉亞偉教授同意呂曉波的看法。他說，農民的不滿不會威脅到中央政府的生存是基於幾方面的原因。
劉亞偉：“一個就是一些地方官員確實盡自己的一切力量，在自己所能管理的範圍之內改正問題。其次，他們向上反映情況。第二，就是中央的一些決策包括費改稅，包括農村經濟發展的戰略，包括小城鎮的建設，包括最近的農村公共衛生髮展的情況，土地流轉過程中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中央做了很多決策，這也起了很大作用。其次，就是村民自治本身為老百姓提供了一個可以發洩的渠道，有火兒還有地方出。”
*制度也是原因之一*
一般來說，農民的不滿往往是針對地方官員的。不過，斯坦福大學東亞中心主任戴慕珍教授說，苛捐雜稅過高並非完全是基層幹部的貪婪和腐敗造成的，中國農村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另一個原因。她說，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基層政府失去了大部份收入來源，因此鄉鎮政府和村政府通過向農民徵收各種稅費來維持生存。戴慕珍指出，由於一些地區農民的收入近年來沒有上升，甚至在下降，苛捐雜稅就成了農民的沉重負擔。農民們通過上訪、請願、甚至暴動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不滿，抗議基層政府向他們徵收過多的苛捐雜稅。
戴慕珍教授說，中央政府很了解這種情況，經常下達命令要求基層政府少向農民徵收各種稅費。中央政府目前正在試行的一項新政策是費改稅。這個政策取消了原來向農民徵收的所有的費和稅，以兩種稅取而代之。一種是新的農業稅，另一種是農業特產稅。
戴慕珍教授說：“我初步的實地考察顯示，這種新政策事實上確實大大減少了農民的負擔。有一個村子，農民的負擔比前一年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八，另一個村子則減少了百分之四十。我讀到的其他案例甚至比這個數字還高。”
戴慕珍教授說，不幸的是，這個政策也大大降低了鄉鎮政府和村政府的收入。根據新的政策，農業稅要交給鄉鎮政府，農業特產稅要交給村政府。但是這兩種稅的收入遠遠比不上基層政府以前徵收的各種稅費。因此，它們的收入水平大大下降。戴慕珍教授說，她的調查顯示，一個鄉鎮政府失去了200萬元人民幣的收入，以至有六個村子付不出村幹部的工資，另外五六個村子在支付了村幹部的工資之後， 就沒有任何錢幹別的事了。
*改革還需配套進行*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中心主任呂曉波教授說，費改稅對農民來說是個好消息。如果能成功，確實從根本上解決了問題。但是他也指出，如果不進行配套改革，費改稅的改革可能會失敗。
呂曉波：“現在費改稅改革最大的問題不是農民沒有收益。農民是收益了，但是地方政府經濟上不夠了，所以它們的預算和開支大大受到限制，包括農村的一些公共設施和公共支出也受到了影響。比如說教育，就是個問題。雖然農民的賦稅少了，但是其他一些公共事務、公共財政能不能不受影響？這是個大問題，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 。”
(http://www.dajiyuan.com)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