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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29日訊】一九七七年诞生的《争鸣》，如今已经二十三岁了。这正是中国人民努力摆脱毛泽东的枷锁奔向现代化前程的二十三年。回顾往昔岁月，也有过风和日丽的时候，可惜只是昙花一现。整个航程，可以说都是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毛泽东把中国折腾够了之后，扔下烂摊子归天去了。让毛泽东﹁放心﹂的华国锋果然能﹁继承遗志﹂，用﹁两个凡是﹂压住一切异议，继续坚持毛的路线。显然，不把中国这艘破船彻底搞翻，仍然掌舵的左派是不会甘心的。
评毛才能前进
《争鸣》正是在这个历史紧急关头出世的。它用﹁争鸣﹂作为刊名，开宗明义，在﹁创刊词﹂中就针锋相对，批判了﹁把一切真理拿到自己手上﹂的﹁天才﹂，而举起﹁敢于独立思考﹂的旗帜。当时还没有展开真理标准的讨论，在﹁两个凡是﹂重压之下的中国，即使批判毛的爪牙四人帮，也只能引经据典，用毛的言论作为标准。这正像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里翻跟斗一样，翻来翻去，还是没有翻出他的手掌心。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还是毛正确。而《争鸣》一出世就断然把毛甩在一边，树起独立思考的旗帜，这对当时的思想界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一九七八年五月，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了，这是当代中国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然而可怜的是：这次﹁思想解放﹂也还是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用来批判﹁两个凡是﹂的武器，还是毛泽东的语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争鸣》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的﹁社论﹂里开门见山地提出：﹁评毛才能前进﹂，其实事情早就明摆着：正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阻碍着中国前进的道路，但是谁都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只有《争鸣》做了这件事情。这篇社论理直气壮地提出用实践检验毛的言论，并且建议﹁来一个评毛运动﹂。
当然，中共当局是不敢接受这个建议的。无论主张﹁两个凡是﹂的华国锋︵当时他是中共主席︶，还是主张﹁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当时是中共副主席，一九七八年底三中全会之后，成为实际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都不可能真正去评毛，因为毛是一党专政的灵魂。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石。
后来，《争鸣》又多次倡议﹁评毛﹂，并且在一九八三年四月率先提出﹁改建毛堂此其时矣！﹂这篇社论指出，不但要在思想上拆除毛泽东这尊神像，也要在物质上拆除毛泽东的破庙。﹁毛主席纪念堂﹂是左毒的产物，是个人崇拜的产物，要拔除迷信根子，就应拆庙。
可以想见，连天安门上的毛像都舍不得摘掉的邓小平，怎么能去拆庙呢？他不但没有这个胆量，而且也没有这种念头，因为他自己就需要这尊神像。
不过，毛泽东早晚也躲不过被迁出天安门广场的命运。那里的位置应该是民主女神的。当那一天到来时，人们会记得是《争鸣》首先公开提出这个要求的。
最早提出﹁用一化带动四化﹂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得意地喊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站起来的只是夺得政权的共产党，老百姓从来也不曾﹁站起来﹂，﹁人民共和国﹂徒有其名，真正的政治制度是共产党的极权统治。这不但是毛泽东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条件，而且是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十一大﹂要搞﹁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国防︶，但是不提民主化。
《争鸣》从出世到现在，始终高举民主的旗帜向专制独裁进行着坚韧不拔的斗争。当然，反独裁，要民主，是中国思想界早就发出的声音。但是，公开提出﹁民主化﹂作为一个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却是《争鸣》最先提出来的。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争鸣》社论的题目就是﹁无民主化即无现代化﹂。社论批判了专制主义，批判了﹁人民公仆不容民主﹂，最后并响亮地喊出：﹁让专制主义的破烂滚出中国吧！﹂﹁必须用一化带动四化！﹂
可惜的是，这﹁一化﹂虽然被人们千呼万唤，却始终没有在中国大陆露面，而且越到后来离的越远了。
三中全会和四项原则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摆脱毛的路线转上现代化建设的转折点。全会决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既改革经济制度，也改革政治制度。这条路线如果全面贯彻，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和它的基础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都要改革。这对于八十年来依靠垄断权力为生的中共干部来说，是一次使他们丧失特权的革命。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反对三中全会路线，认为它右倾。不光四人帮和文革中﹁造反﹂起家的干部反对它，而且刚刚从﹁走资派﹂帽子下解放出来重新工作的老干部，也有许多人反对它。这种强大的反对力量迫使邓小平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立场以保持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他在三中全会之后三个月，提出了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背离了他曾经支持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上的民主运动。
「四项原则」提出以后，立即被反对三中全会的力量抓住，作为反对改革开放的武器。所以一九七九年春天，整个中国掀起了一股反三中全会的逆流。
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争鸣》挺身而出，发表了《反击大逆流》的社论，特别要求﹁掌权者应当理直气壮地依靠全国民主运动力量，去反击大逆流的进攻，切勿﹃船头慌鬼，船尾怕贼﹄。﹂
然而《争鸣》杂志和所有善良人们对﹁掌权者﹂的希望都落空了。因为制定三中全会路线的﹁掌权者﹂，和提出﹁四项原则﹂的邓小平，就是一个人。﹁三﹂和﹁四﹂的矛盾是邓小平本身具有的，也正是共产党具有的。毛的路线把中国和中共都送上绝路，不改不行了，这才有了三中全会路线。但这路线又是共产党制定的，它不愿失去一党专政的垄断地位，所以又必须用﹁四项原则﹂来维护自己的特权。这是中共本身的内在矛盾。矛盾双方的消长，决定了中国这二十多年反反复覆，曲曲折折的艰难路程。
鉴于﹁四项原则﹂已经成为阻挡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民主化的绊脚石，《争鸣》总编辑温辉写出了一系列论文《评﹁四个坚持﹂》，从一九八一年三月起，在《争鸣》上连载。
针对中共不容许人们对﹁四项原则﹂有任何怀疑的武断态度，温辉指出：﹁四项原则﹂本身就像﹁蒙眬诗﹂一样不确定，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是斯大林式的，还是毛泽东式的？自己都没有弄清，怎么叫人坚持？所以温辉认为，对﹁四项原则﹂，应该允许人们争论、探讨、甚至怀疑。
在《评﹁四个坚持﹂》里，作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但用历史实际批驳了这四项原则的谬误，而且用马克思主义原著来证明它站不住脚。
这篇系列长文极大地触怒了中南海，因为﹁四项原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是一党专政的命根子。在中国大陆没有人敢对它说一个﹁不﹂字，而《争鸣》主编竟然对它展开全面的批评。所以这篇长文发表后，引来中共猛烈的反扑，点名攻击《争鸣》﹁以反对﹃四个坚持﹄为主旨﹂，﹁诽谤﹃四个坚持﹄﹂，﹁混淆视听，唯恐天下不乱﹂等等。
不过这种气急败坏的反扑并没有吓倒《争鸣》，反倒帮助她吸引了更多的读者。
与民主力量风雨同舟
鼓吹民主，反对独裁，是贯穿《争鸣》历程的主线。这条主线随着中国政局的曲折而起伏。
中共并不统一，党内虽然没有阵线分明组织严密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但是两种倾向则经常互相冲突。最初的一次斗争发生在一九七八年底至一九七九年初，正是三中全会前后。在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下，社会上民主运动高涨，形成新时期第一次民主运动高潮。
这时中共内部保守势力向三中全会和民主运动发动了一次猛攻，理由是﹁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社会动乱﹂。当时邓小平和叶剑英是支持民运的，因此成了保守派的攻击目标。《争鸣》当即在一九七九年元旦发表社论对邓小平和叶剑英予以支持。社论的题目是《民主致乱还是民主止乱》，批评了害怕民主的观点，指出民主恰恰有利于安定团结。社论特别一针见血地指出，发扬民主，不合﹁官心﹂，因为如果有了民主，他们就要受人民监督，不能胡作非为了。
对于﹁官心﹂的批评，同样也适用于邓小平。当邓小平和保守派合流，背叛了民主力量的时候，《争鸣》毫不含糊地予以抨击，因为她始终与民主力量风雨同舟。所以每当中国政局逆转，改革力量和民主运动遭到打击的时候，《争鸣》就挺身而出，和受害者站在一起。当局几次发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时，《争鸣》必定旗帜鲜明地驳斥当局的诬陷和诽谤，抨击它对改革派人士和民运分子的野蛮迫害，为一切受害者作有力的声援。
翻阅历年的《争鸣》就会发现：从魏京生被捕遭到重判起，这本杂志一直和受害者同呼吸、共命运的。当《苦恋》作者白桦遭围攻时，周扬和王若水因人道主义而被整肃时，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中共开除时，吴祖光、叶文福等作家诗人遭到打击时，《争鸣》都义正词严地对中共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特别是一九八九年中国民运和中共暴政进行空前规模大决战的时候，《争鸣》义无反顾地和民运大军走在一起。﹁六四﹂血案发生后，《争鸣》毫不迟疑地挺身而出，强烈谴责﹁邓李杨集团的法西斯暴行﹂，呼吁全国和全世界制止中共屠城之后的全国大搜捕，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学生领袖王丹和一切民运分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的十月一日的《争鸣》社论《国庆日还是国哀日？》，社论精辟地指出：﹁十‧一﹂对于中共是﹁国庆﹂，因为他们建立了一党专政。但是对于人民来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九年，﹁是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年代，有什么可庆？﹂
大陆大倒退时期的《争鸣》
﹁六四﹂屠城同时是一次军事政变。中共通过这次政变把合法的总书记推翻并无限期地囚禁起来，从上海选拔了一个手上沾有鲜血的江泽民进京，通过一次四中全会，把他扶上总书记的宝座。
﹁六四﹂屠杀以及这次全会意味着什么？《争鸣》八九年七月号的温辉﹁专论﹂敏锐地指出：﹁大倒退时期开始了﹂。
﹁专论﹂是这样刻划﹁江核心﹂这个新班子的：
一、对上唯唯诺诺，是官僚层中典型的庸碌之辈。
二、思想保守，忠于﹁四个坚持﹂。
三、江、李都是学运、民运、新闻自由的杀手。
﹁专论﹂一语道破邓小平的心态：他鉴于胡耀邦和赵紫阳不是听话的奴才，所以拋弃了他们，而组织了一个﹁庸人常委会﹂，以加强垂帘听政，以便﹁彻底牺牲人民的民主自由而保住一己的权力和利益。﹂所以﹁专论﹂得出结论说：﹁倒退的时期｜｜在各方面更加收紧的专制时期，已经开始了。﹂
十一年的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个预见。自从﹁江核心﹂就位，尽管经济上的改革没有停下来︵江李曾经把改革阻断了三年，但是停止经济改革就要危及他们的统治，所以又放开了︶，但政治上却越收越紧，没有任何异议存在的空间。不但民间组党遭到最周密的封杀，一切民运活动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且与世无争的法轮功和中功等修身养性的活动都成为一党专政下的牺牲品。至于对舆论的控制，对文化出版界的高压，则是建国以来最严厉的。
如果说，毛和邓的独裁还多少伴有一些个人的领袖魅力和理论色彩，那么﹁江核心﹂这个第三代便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吸引力，而只能凭借赤裸裸的暴力手段来维持统治了。
在这个历史倒退时期，《争鸣》坚守它的岗位，密切关注中国局势，对于中南海的政策措施，恪尽自己民间舆论的监督之责。她的立场是﹁客观、公正、开放﹂，在历史倒退时期也不动摇，不光批评当局的倒行逆施。对于有利于改革开放之处，以及它内部有识之士的嘉言善行，都是予以肯定和支持的，因为这些措施和言行对中国人民有利，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利。
站在现代文明一边
《争鸣》和它的姊妹刊物《动向》，虽然是以中国为对象的政论杂志，但因为中国不能脱离世界，所以也对重大国际事务给以关注，特别当这事务与中国有关的时候。
中共的国际关系战略，从﹁一边倒﹂到独立自主，经历了一个重大变化。毛泽东晚年决心摆脱苏联的套索，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邓小平亲手建立起中美和解的新关系，从而形成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的新格局。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国际条件。
然而﹁六四﹂一役不但改变了中共的对内政策，也改变了对外政策。﹁江核心﹂不但穷兵黩武，对台施压，而且暗中准备和美国﹁打一场高科技战争﹂，特别令人不齿的是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与文明世界为敌的方针。最明显的是两件事，一是在海湾战争中和侵略者萨达姆心心相印，一是在科索沃事件中明目张胆和国际法庭判处的战犯米洛舍维奇站在一起，反对北约的正义之师。尤其是北约炸毁中国驻南使馆后，中共不是按照国际惯例去抗议索偿，而是煽动民族排外狂热，鼓励暴民式的野蛮行径在中国境内对外国人肆虐，使中国面貌为之蒙羞。
《争鸣》在这些问题上，旗帜鲜明地站在正义一方，完全支持文明世界对两个独裁者的武力惩罚。一九九○年九月号的社论，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中共在海湾﹁反对大国干预﹂的可耻角色。在伊拉克悍然并吞了科威特之后，中共居然反对西方国家为解救科威特而打击伊拉克的正义之师。这实际上是对侵略者的保护。当中共为侵略者挨打而表示﹁痛心﹂之际，《争鸣》发表了﹁用战争消灭战争﹂的社论。当国际社会用武力制止南斯拉夫独裁者在科索沃对阿族的血腥屠杀时，中共享﹁反对干涉内政﹂为这个独裁者腰，并玩弄﹁主权﹂的幌子来为米洛舍维奇，同时也为自己在国内疯狂践踏人权打掩护。在这场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的争论中，《争鸣》同样站在进步人类一边。当米洛舍维奇在国际力量的正义打击下终于失败时，《争鸣》在一九九九年七月的专论中，欢呼﹁人类新思维的胜利﹂。
支持香港台湾的自由和民主
共产独裁政权对台湾和香港人民来说，有如洪水猛兽。祖国统一当然好，但人们首先要问一个﹁统一于什么？﹂是统一于独裁，还是统一于民主。因此香港人民最关心的是﹁一国两制﹂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统一之后能不能保持，中共会不会把在大陆实行的独裁制度强加于香港。事实上中共早在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之后就已经干涉起香港事务来了。《争鸣》在维护香港的自由民主方面，尽了它最大的努力。特别是﹁九七大限﹂临近的几年，人心惶惶。许多人不但为香港担忧，也为《争鸣》担忧。但《争鸣》总是镇定如常。每一次中共违背﹁河水不犯井水﹂的承诺时，《争鸣》便据理批评北京对香港的干预。与此同时，《争鸣》自己也坦然面对九七，坚持既定的办刊方针决不动摇。
正是由于包括《争鸣》在内的独立媒体的坚定立场，由于民主派的有力斗争，使得香港在九七之后，基本上保持了新闻自由，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香港的繁荣和人们对这个国际经济金融中心的信心。
台湾在八、九十年代转上民主轨道以后，经济、政治有了长足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最先实现民主化的地区。中共当局魂牵梦萦想靠武力逼台湾就范，使之成为独裁统治下的一个省份，结果恰恰是推动台湾走向独立。《争鸣》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鲜明的，她欢呼台湾的民主化，并不主张台独。但她更关切的是民主，是两岸平等对话，是和平统一。她坚决反对中共享武力去﹁统一﹂，那不但给两岸造成极其可怕的破坏，而且是对中华民族的严重犯罪。
读者的支持是力量的源泉
作为《争鸣》的忠实读者和老朋友，我亲眼看着她走过二十三年风风雨雨的崎岖道路。应该说，在香港能办成这样一个纯民间的刊物是充满艰辛的。她虽然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但这不是一个拥有充分主权的民主国家，而只是一个附属地区。过去，它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是中共统治下的特区。仅仅因为它是一只能生金蛋的鹅，才使北京对它的自由有一定的容忍度。包括《争鸣》在内的民间媒体，是被定性为﹁反动﹂的。只是害怕国际舆论，特别是害怕国际资本撤走，才使中共不敢过度收紧套索。但是二十三年来，公开对《争鸣》的讨伐就有多次，有时连新华社都出来对阵，可见《争鸣》已经成为中南海的眼中钉了。为了拔去这个眼中钉，除了公开讨伐以外，还有暗中扼杀的小动作，这是完全可以估计到的。
但是《争鸣》一直挺过来了。她靠的就是读者的爱护与支持。这种支持完全是用刊物本身的质量，靠她的思想政治倾向，靠她报道的真实和言论的中肯以及生动活泼的文风而赢得的。她报道和揭露的事实，都是读者希望知道也应该知道的；她的言论是读者憋在心里想说的；她分析和探讨的，都是人们关心的中国现状和前途的重大问题，因此才成为拥有广泛读者的政论刊物。广大读者的支持，是她的生命线。
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争鸣》二十三年走过的道路，那就是：她始终不渝，和民主力量风雨同舟。
中国的民主化还很遥远，《争鸣》的担子的确很重。在她创刊二十三周年的时候，祝愿她办得更好，以便在今后给广大读者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
原載《爭鳴》2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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