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對新聞自由的禁制和反禁制連續不斷。
袁世凱在他執政的四年多，先後頒布了多种限制新聞自由的法令。1914年12月制定的《出版法》，比箝制輿論的《大清報律》更加嚴格。1912年全國有五百多家報刊，袁氏《出版法》出籠之後，大部份報刊因遭受封殺或不善經營而停刊，繼續出刊的只有一百多家。上海《時事新報》、長沙《大公報》、天津《民意報》等，都被扣上「言論激烈」「議論悖謬」「無端造謠」等罪名查封，編輯記者多人被捕甚至被害。袁世凱的獨裁統治和《出版法》的壓制輿論，遭到新聞出版界的強烈反對。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死後，對新聞出版的控制稍有松弛，到是年底，過去被封的和新辦的報刊紛紛复刊和創刊，全國報刊又達三百多家。
不過北洋軍閥政府并沒有開放言路。1917年6月張勛，率兵入京迫走總統黎元洪，在短命的复辟十二天內，就查封了北京十四家報社。其後段祺瑞政府因八家京報報道了政府向日借款的消息，就以違反《出版法》的罪名予以查封。北洋軍閥政府這些行徑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這時候，新聞界深感「結合報界」共同奮斗的必要性，於是在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中華民國全國報界聯合會」，通過「維護言論自由案」。与此同時，各地紛紛創辦地區性的新聞界團体，「爭取新聞自由」「要求政府勿任意干涉報館」，是許多新聞團体共同奮斗的目標。
爭取新聞自由關鍵性的一著，是打破加於自由的枷鎖。在當時，這副枷鎖就是袁氏《出版法》。對此，全國新聞界是有共識的。1922年10月北京七十二團体聯合發動了廢止惡法、保障言論出版自由的斗爭，派出代表蔡元培等分赴總統府、國務院請愿，強烈要求政府對《出版法》「順從民意，慨然廢止」。當時還成立了「言論自由期成會」，多次派代表向北京政府請愿。
1925年6月，上海發生《東方雜志》因報道「五卅慘案」而被租界當局援引袁氏《出版法》判保二百元的事件。這事件引起新聞界极大憤慨。上海新聞出版界團体聯合聲明，表示抗議，并上書北京政府，要求廢除袁氏《出版法》。北京新聞文化界在中山公園召開「北京新聞界爭自由大同盟」大會，通過請求廢止《出版法》的呈文，并派代表分赴總統府、國務院請愿。同時上書的還有上海公團聯合會。他們得到了全社會包括中國國民党（發表宣言）、北京政府內一些要人（主張另訂《保護出版條例》）的同情和支持。這一系列的抗爭，迫使段祺瑞政府不得不於1926年1月宣布廢除袁氏《出版法》。
從1911到1926，即民國元年至民國十五年，史稱軍閥統治時期。何謂軍閥？即擁兵自重，自成派系、割据一方、稱王稱霸的軍人或軍人集團之謂也。當時從大袁世凱到後來的一個個小袁世凱，都是這樣的軍閥。從他們對待人民言論出版自由的態度看，這些軍閥是專制野蠻凶惡的。但是在他們的治下，畢竟還存在著民間報刊或稱非官方報刊，畢竟人民在受壓迫時還可以抗訴，畢竟還可以組織團体進行抗爭。比起不許民間辦報，不許人民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組党自由的中共政權，究竟誰更專制、誰更野蠻、誰更凶惡、誰具有更高度的軍閥性？
當年限制新聞自由的袁氏惡法，北洋軍閥在人民的反對下終於廢除了，但現在香港限制市民自由的惡法（《公安條例》）雖然不得人心，万眾聲討，卻死硬地不讓修改，特區政府背後專制主義者的超級軍閥相不是表露無遺了嗎？
如果我們把視線從新聞圈伸展開去，把「五四」對照一下「六四」，就更容易找到答案了。1919年的「五四」，北京學生舉行反政府大示威，火燒趙家樓（外次曹汝霖的公館），拳打章宗祥（駐日公使），政府不准軍警放一槍，抓了學生三十二人，三天後就釋放了。而「六四」，學生只動口，不動手，沒燒中南海一樓一堂，沒摑鄧小平李鵬一記耳光，卻遭坦克机槍屠殺，還有一大批人被捕、坐牢、被通緝……比諸中共政權的凶殘暴戾，是否大小北洋軍閥都應當自嘆不如、自愧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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