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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日訊】自由知識份子在中國大陸之所以還能生存下來，顯然與近些年來中國社會的發展所導致的中共言論管制方式的變化和管制效力的不斷弱化有關。中國畢竟不是毛澤東時代了。
誰都知道，大陸的改革開放已經持續了二十多年，經濟市場化在劇烈的扭曲中日益普及和深入，利益的分化所導致的社會多元化正在不斷擴張，爲民間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越來越大的迴旋空間，這股弱化獨裁統治的力量來自人性覺醒本身，在某種程度上是官方意志無法左右的，不要說體制外的民間反對派經常發出直接挑戰一黨獨裁的聲音，就是體制內傳媒的聲音也常與主旋律相左。所以，中共第三代才會調整其意識形態，提出“三個代表”，以便擴大政權的民意基礎。而對外開放，使中共政權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自由化和民主化已經成爲世界發展的主流趨向，中國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越來越深，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必須依靠經濟增長來維持，這使政權越來越離不開發達國家的資金、市場和技術，也就不得不顧及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對中國的人權狀況和政治改革的持續批評，也不得不把以經貿利益換取政治支援和捉放政治人質的外交遊戲越玩越精巧，不得不製造一套自己的人權話語去跟普遍的人權標準相周旋。而中共的言論管制方式也必然隨之出現弱化趨勢：當言論管制因傳統意識形態的崩潰和中共政權的道義合法性的急遽流失而失去權威性和公開合法性之後，強權也就變得不那么理直氣壯，因而也就變得不那么赤裸猙獰（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了。
首先，自然是正統意識形態的修正，階級鬥爭爲綱的高調讓位于經濟建設和發財致富的實用主義，無產階級先鋒隊理論被修正爲“三個代表”，市場和資本成爲推動中國改革的主要動力。
第二，一元化整體國家逐漸被社會多元化所侵蝕，個人的灰色自由越來越多，運動式的控制整合模式也隨之日漸式微，即使政權的本性和慣性仍不時借助“運動模式”，但是其規模和實際效力大不如前，只是在既得利益的驅動下，統治者裝模作樣地號召，而老百姓裝模作樣地回應，人們的內心想法與口頭表態相距甚遠。中共的各級官員也越來越三心二意。
⊙ 媒體：討好買單的觀衆
第三，隨著社會多元化和現代傳媒的高科技化，特別是網路技術的出現和迅速普及，給中共的言論管制出了難題，１９９４年互聯網進入中國，雖然公衆接受資訊的渠道只多了一個，卻使資訊傳播有了質的飛躍，言論管制的難度加大，儘管中共制定了越來越嚴格的網路管制條例，封網的技術也不斷完善，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共即便付出巨大成本，無孔不入的網路也是管不住的，中共對言論的管制越來越力不從心。有些民間網路人甚至對我說：中共的言論管制將被網路技術的飛速進步所瓦解。
第四，儘管中共在宏觀上仍然固守“黨的喉舌”的管制方式，但是，在微觀的具體管制層面，不得不適應現實的巨大變化，因爲各媒體不再是單純吃皇糧的“喉舌”，更是爲了在市場中求生存的贏利集團。在利益驅動和市場壓力之下，傳統媒體的運作方式，越來越不適應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媒體必須逐漸改變運作方式，在內部管理、節目（版面）製作、播出及發行的方式、資金來源等方面，都有巨大的改變。除了政治領域之外，媒體由“唯上是從”逐漸顯變成“唯下是從”，過去是“党想讓百姓看什么，媒體就提供什么”，現在是“百姓喜歡什么，媒體就儘量提供什么”，即由買方市場決定賣方供給。在中國給定的制度環境下，假意應付高高在上的權力和真心討好在下買單的觀衆，成爲目前媒體的黃金信條。政權本身和官員個人也非得計算言論管制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成本和收益。
第五，言論管制在道義上的劣勢，使之不得不主要採取黑箱化作業，而且需要更新更精致化的辯護和手段，政權打壓和迫害異議言論的專政力度也隨之減弱。管制者與被管制者之間的關係也有了微妙的變化。這種變化的最具象徵性的舉動，就是和異議人士打交道的管制者們（警察們），經常以“交個朋友”或“我們吃這碗飯不得不如此”的說法，儘量緩和與異議人士的關係。比如，警察們在平常找異議人士閒聊時，甚至會討論怎樣做才能達到“雙贏”—政府有面子而異議人士有一定的生存和言論的空間。甚至，有的警察還會私下裏表達出非常“異議化”的想法。
所以，中共對管制言論的辯護，不再是理直氣壯的革命藉口，而是“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權利益、國家利益和經濟利益，在冠冕堂皇的管制高調背後，隱藏的是主管部門和主管官員本身的利益，而且不得不歪曲借用國際通行的概念、辭彙來爲自己做辯護，如將人權縮減爲“生存權”，把法輪功定義爲“邪教”，把某些少數民族爭取自治的聲音和行動定義爲“恐怖主義”。
⊙ 執政黨以地下黨方式秘密統治
鎮壓八九運動成爲管制的手段變化的分水嶺。從懲治八九運動的受害者開始，中共就把儘量不製造民間英雄和減輕國際壓力作爲長期策略，主要的手段不是公開的全民動員和點名示衆，而是內部處理，即通過內部的電話通告、會議宣佈、派調查人員進駐和秘密關閉；對被整肅物件，視其具體情況而分別對待，如對異議人士，大都採取專政的鐵碗，輕則經常警告、竊聽電話、監控電子郵件、跟蹤、在敏感時期限制人身自由，重則逮捕、抄家、判刑。同時，也要視異議人士影響的大小而決定鎮壓的力度，重判成了逼迫著名的異議人士出國流亡的慣用手段；對體制內的人員，則大都採取停課、停職、解聘、強迫辭職和大換人等不留任何痕迹的懲罰方式，甚至越來越頻繁地使用口頭打招呼的方式，連白紙黑字的內部文件都不願意留下。
在對民間氣功的打壓上，對法輪功的全民動員式的公開批判，把李洪志製造成國際名人，使法輪功問題國際化，中共迫害信仰自由成爲國際關注的焦點之一，搞得非常被動。雖然出了天安門自焚事件，海外的法輪功組織又匆忙宣稱自焚者不是其信徒，使中共多少扭轉了一些公開打壓的負面影響，但這一事件作爲六四之後中共政權製造的最大人權災難，無疑又使它背上了一筆沈重的人權債。所以，在對法輪功的處理方式上，中共高層才出現過尖銳的分歧。也許正是吸取了公開打壓法輪功的教訓，後來中共對其他民間宗教組織的一系列打壓，如對“中功”、對天主教地下教會等，採取的大都是秘密方式，顯然是爲了縮小對政權的負面影響。現在，以秘密方式整肅異議，越來越成爲中共政權的常態做法。
這種被任不寐戲稱爲“執政黨卻以地下黨的秘密方式來管理國家”的荒誕現象，是獨裁制度的末日景觀，它標誌著政權的脆弱和權威的荒蕪，既導致統治效力的層層遞減，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廣度上腐蝕了人們的良知。前蘇聯和東歐諸國如此，今日的中國亦如此。
⊙ 敷衍、瀆職盛行
任何管制都要通過具體的官員來實施，而中共政權對自身合法性的信心不足，全社會的利益至上和犬儒主義的盛行，使中共官員們普遍地變得日益精明且不負責任——既對民衆也對政權，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也不例外。他們既要爲保住烏紗帽及當下利益而遵從上面下達的指令，又要考慮怎樣在管制中撈一把，還要考慮未來的變數而爲自己留有後路。只要上面盯得不緊，只要不採取行動不影響烏紗帽，負責具體操作的言論管制者大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許多禁書仍然在市場上公開出售（不要說衆多民營的書店書攤，甚至在北京這樣最敏感的政治中心的最有名的“韜奮圖書中心”和新華書店也不例外）；一些被點名的持有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份子，當時間淡化了對他們的禁令之後，管制官員們也不再找麻煩，他們仍然可以出國，甚至可以與無法回國的流亡異議分子出現在同一個會場內，也可以在國內講演、參加會議、發表文章和做電視節目或網站的嘉賓，趕場似地出現在各類公共場合。甚至，有的知名人士還能參加爲高層決策提供參考意見的諮詢會議，宣傳部門召開的關於“三個代表”的座談會，應邀出席者中包括很激進的自由知識份子。
下級官員除了不敢怠慢最高層決策者親自過問或緊盯著的物件，對那些來自意識形態部門的整肅指令的執行，大都是虎頭蛇尾，敷衍了事。電影局可以禁映姜文的電影《鬼子來了》，卻對滿大街此片的盜版光碟不聞不問。管制者的普遍心態是：“只要不是在我的權力範圍內捅出的漏子，天塌下來關我屁事！”有時，還會因資訊封鎖而鬧出媒體的“政治事故”，如央視的《半邊天》節目，在“天網”尋人網站已被強行關閉，創辦人黃琦已被捕的情況下，居然請黃琦的妻子上了節目，而且談的就是這對夫婦創辦的網站，事後央視受到批評，《半邊天》製片人被調離。
⊙ 錢，就是最大的政治
促使中共政權的言論管制效力弱化的最大內驅力，是利益，即錢。官員們所持應付態度，毫無從政責任感，其中也有計算管制的成本和收益的政治經濟學起作用。如果說，對於現在的中共政權，經濟改革就是最大的政治，那么對具體的政府部門及官員們來說，“錢，就是最大的政治。”中共抓住壟斷權力不放，再也不是爲了徹底消滅資本主義和解放全人類，而是爲了錢，爲了方便權貴們掠取更多的錢。
從中共高層來講，穩定作爲最大的“政治”是爲了經濟發展；從各級政權和各部門的角度講，“最大的政治”就是爲了赤裸裸的地方利益和小集團利益。現在的中共各部門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衙門，權力和資本的邪惡結盟，使之早就演變成既是衙門又是壟斷利益集團的怪物，利用壟斷的行政權力追求地方利益和小集團利益，而歸根結蒂則是個人利益。打著政治的或意識形態的旗號謀求經濟實惠，已經成爲中共的各類各級衙門的常態。主管意識形態的部門也不例外，各級宣傳部門、新聞出版署、廣電總局、文化部、教育部等政權機構，與大公司大企業相互勾結，牟取經濟利益的實例屢見不鮮，如《中華工商時報》曾因報道在廣州銷售的上海大衆汽車返修率極高而受到中宣部的警告和壓力，相關記者的寫作和發稿受到報社內部的嚴格限制，這顯然是中宣部與大衆汽車之間的黑幕交易的結果；再如，前幾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北京青年報》報道杭州娃哈哈飲料有毒事件，報社也受到上級部門的整肅，編輯部大換血。
儘管中共仍嚴禁個人資金、非業內資金和境外資金在大陸創辦媒體和擁有媒體的控股權，但在事實上，象出版界衆所周知的二渠道的私營書商一樣，其他傳媒領域也存在著巨大的二渠道市場，買書號和買准拍證是同一回事，有些出版社和電視頻道就是靠二渠道資金養活。體制外資金注入傳媒，首先是業外資金和境外資金，接著是個人資金，通過各種渠道暗中收購、兼併、合辦各類傳媒，報紙和雜誌事實上爲私人、業外、外資擁有的不在少數。上至中央級傳媒下至地方台，所有的電臺和電視的欄目或節目，特別是娛樂性節目，依靠外來資金或乾脆由外人經營的比比皆是，如中央台的《正大綜藝》欄目一直靠境外資金支撐；各地方台的周末娛樂節目大都依靠行業外資金。網路和報刊亦然，《中國地理》雜誌已經被美國晨興公司控股；借殼上市的民營企業山東三聯集團注資一張新的財經類報紙——《經濟觀察報》在北京面世，該集團計劃三年之內投入８０００萬元。北大青鳥與人民日報報業集團合作，由青鳥斥鉅資參股另一份新報《京華時報》正火爆京城。這是北大青鳥繼從英代爾手中接手搜狐股份後，再次涉足傳媒領域；四通公司和陽光衛視聯合注資新浪網；廣州巴士股份注資《上海商報》５０００萬元，佔有其５０％的股份；上海強生投入１．６億元，組建“上海強生傳媒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占８０％股份，現在上海強生已經投資了《新財經》雜誌和《理財周刊》；收購兩家上市公司的海歸派公司牛津康橋也收購財經類雜誌《金三角》；上市公司誠成文化投資《希望》雜誌；湖南某公司兩年內投資１０００萬爲《名牌時報》打市場。最近，北京又熱炒Ｔｏｍ．Ｃｏｍ要以５０００萬元收購國內名牌雜誌《三聯生活周刊》。而且，九十年代發展起來的民間記錄片也受到境外的關注，記錄片製作人不僅被邀請參加國際上的各類記錄片電影節，而且境外媒體或直接或通過仲介公司涉足其中，買製作好的片子和直接投資前期製作，已經是境外資金介入大陸記錄片市場的通常做法。按照中國政府的規定，這當然不合法，但是這種不合法的市場卻照常運行，處在基本無人管的放任狀態。
最被中宣部視爲眼中釘的《南方周末》，數次被警告被整肅，編輯部人員也屢次調換，但至今沒有象其他小報那樣被迫關閉，原因就在於，取締這樣一張發行量和社會影響都極大的報紙，政權需要付出的政治的、經濟的代價過大：政治上，損害中央政權的形象和沿海地區的改革開放，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激起廣大讀者和社會的強烈不滿，嚴重影響社會穩定，而在這一切影響的背後是對外資吸引力的下降；經濟上的代價，還涉及到地方政權的利益，《南方周末》既是廣東作爲改革開放先鋒的媒體窗口，也是廣東紙媒體的贏利大戶，如果關閉，將使廣東受到雙重的利益損失。
總之，現今的大陸，錢的力量可以巧妙地衝破政權的禁令。
⊙ 鳳凰衛視的挑戰
最近廣電總局禁止鳳凰衛視和陽光衛視的播出，也是打著政治穩定的旗號牟取小集團的經濟利益。儘管在政治傾向上，鳳凰衛視這樣的境外媒體，完全與中共政權保持一致，被明眼人戲稱爲“央視第十頻道”，允許大陸民衆收看鳳凰衛視的新聞節目，只能有利於中共的輿論導向，正如香港的《文匯報》和《大公報》在大陸所起的作用一樣。
但是，鳳凰衛視畢竟設在香港，其經營方式和節目的製作及播出方式遵守國際慣例，就是靠著這么一點點優勢，它的節目在質量上（特別是新聞節目）超過大陸。特別是９１１的報道是個分水嶺，鳳凰衛視對９１１事件的現場直播的跟蹤式報道，使它的新聞類節目一下子擊敗了央視，成爲大陸人看新聞的首選。９１１後央視新聞在鳳凰衛視的對比下，不僅受到民衆的抱怨和譏諷，其新聞收視率也隨著鳳凰台新聞收視率的大增而迅速下降。
鳳凰衛視的進入肯定在經濟利益上對中央電視臺構成巨大的挑戰。對於電視媒體來說，收視率就意味著廣告，廣告就意味著經濟效益。在當下的中國，特別是在中國加入ＷＴＯ的國際壓力之下，中共壟斷傳媒進而壟斷巨大的經濟效益的好日子已經岌岌可危，鳳凰衛視的火爆直接挑戰中央電視臺的壟斷地位。而廣電總局希望在媒體經營權逐步開放之前，充分利用現在的壟斷權力，通過限制境外媒體和實行大陸媒體的集團化重組來搶得先機。目前，中共官方的報紙、出版社、電臺和電視臺等傳媒正在抓緊進行集團化、股份制重組。９。１１後，廣電總局也把旗下的主要媒體組建成大公司，進行市場化改造，以便先於其他傳媒佔據市場的壟斷地位。禁視對於具體的主管部門來說，更多的是經濟動機而非政治動機。雖然，境外媒體的新聞節目總有一天要進入大陸，但是廣電總局的策略是趁現在還有壟斷權力，能多撈一天是一天，爲了小集團的利益，一定要把這個權力用到極限。所以，廣電總局才全然不顧法律和民意，動用行政手段強行縮小競爭對手（如鳳凰衛視）的覆蓋範圍。
但是，廣電總局的禁視行爲，在互聯網上遭致民間普遍的譴責和置疑，使之不能不顧及可能因此而引發出街頭抗議的風險，這樣的政治代價是一個小小的廣電總局承擔不起的。於是，群體抗議最激烈的三所著名大學北大、清華和人大，在禁視一周後又恢復播放。廣電總局的官員們非常清楚，這三所著名高校是最容易引發街頭抗議的是非之地，萬一學生們爲抗議禁視而走上街頭，就會驚動最高當局，政權的形象將嚴重受損，有關官員們的烏紗帽就很難保住。換言之，廣電總局的官員們是經過精心的利益權衡，特別是官員個人利益的權衡，才決定特別優惠三所大學的電視觀衆。
⊙ 三種反對的聲音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大陸當局居然能夠長時間容忍首都北京的一群人的遊行示威，而且是直接針對李鵬家族的。示威者打出“李鵬還錢”的標語，高呼懲治腐敗的口號，廣泛散發《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新國大”期貨詐騙案的訴訟狀》、《緊急呼籲》、《關於懇請中央紀委接管查辦“新國大”公司案的請求報告》和已被槍決的此案主犯曹予飛與中共高官（李瑞環、吳邦國、李鐵映、羅幹）的合影。正當此時，發行量超過五百萬份的官方刊物《證券市場周刊》，居然刊文揭露李鵬家族怎樣把國有大電力公司“華能國際”變成家族公司“李家電”。
這種言論管制的弱化，在最近十年裏，表現爲中共政權無力管制或不得不容忍的言論多元化，大致而言，起碼有三類批評現行當權者的最激烈的言論和行動被不同程度的容忍：１、來自體制內外的自由知識份子的聲音，體制內自由派的各種形式的批判，李慎之的《風雨倉皇五十年》是最著名的篇章；來自民間的反抗行動，持不同政見者的言論、上書和公開信從未停止過，而以丁子霖爲代表六四難屬群體最具象徵意義，她們持之以恒地進行人道救濟，收集並公佈六四受難者名單，運用法律手段起訴六四大屠殺元兇李鵬。這個群體存在了十年且不斷壯大，並形成了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天安門母親”運動，今年又被提名爲諾貝爾和平獎的角逐者。２、來自黨內毛派的批評，從八十年代一直持續到新世紀，鄧小平南巡之後呈愈演愈烈之勢，不斷發表抨擊現行政策的萬言書，鄧力群、魏巍等人批判江澤民“七一講話”的公開信，其直截激烈使之達到了的一個高峰。３，來自新左派及極端民族主義的批評，用毛澤東壓江澤民（與鄧力群等毛派一樣），批評中共權貴與國內外大資本結盟，批評江澤民和朱鎔基對美國的軟弱及加入ＷＴＯ，更對中國正在走向資本主義充滿民粹主義的怨憤。同時，這三者都對權貴腐敗進行著遠遠超出官方定調的激烈抨擊。還有涉及其他領域的衆多批評，只要不公開點最高執政者的名字，經過一些包裝的批評性文字大都能在主流媒體上出現。
──轉自《民主中國》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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