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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3日訊】盡管中國的改革進程錯綜复雜，其理論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曖昧不明，如一方面在轟轟烈烈地實行“權貴私有化”，另一方面又時不時地在中央的党報《人民日報》与党刊《求是》（前身即著名的《紅旗》雜志）上發表評論員文章表示要反對私有化。這种言行不一常常讓民眾摸不清頭腦，不知道風從哪個方向刮過來。但從已經形成的社會利益分配格局來看，這場改革的主線就是對毛澤東領導的“化私為公”式革命實施逆向變革–即“化公為私”。作為改革主導思想的“放權讓利”就是以“私”為杠杆，推動經濟發展。在作為改革發韌的農村改革中，所謂“一包就靈”其實就是“一私就靈”；解散“人民公社”則是從“一大二公”向私有小農經濟的回歸。這一改革确實將破敗不堪的農村經濟從破產的邊緣挽救了回來，但有一點卻一直被理論界有意忽視，那就是中國的農業生產由于人口壓力与土地稀缺等特殊國情而被迫退回到小農生產狀態，從技術進步的角度來看，這其實對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有著致命的傷害。城市改革也是發端于鼓勵和開放個體經濟；國有企業的改革從實行獎金、計件工資等“物質刺激”手段起步，而后的自主權下放不過是個把“大公”不斷分解為“小公”的過程，最終通過股份制和“權貴私有化”滿足了政治經濟精英的利益需要。
回顧1949年以后的中國歷史，可以說20世紀后半段的中國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中共通過暴力革命消滅了一個有產階級，但并未因此將中國引向繁榮富強；相反，整個社會都充斥著貧窮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只是使中國陷入了深刻的社會危机。1978年在危机推進下開始的改革，雖然使經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但其社會后果卻是中共政權的官員們通過權力巧取豪奪，把自己迅速變成了一個暴富階級。
可以說，中國的“改革”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后果，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改革目標、改革路徑与改革策略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只有對這四者都有了深刻的了解以后，才可能對中國“改革”的搖擺性与不徹底性有比較完整的認識。
1. 改革方略
中國的改革可說是危机推進型改革。盡管當時毛的專制已將中國推入危机的深淵，但習慣于宣稱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优秀制度的中共領導層并無遠見卓識。鄧小平支持改革的動机只是為了化解社會經濟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會制度。這种改革動机与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革類似。100多年前晚清洋務派的改革方略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當時洋務派官僚們認為，西方文明的可取之處只是技術層面的軍事工業，中華帝國的文物典章即社會制度則為西方所望塵莫及。
號稱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80年代初其實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可被稱為“改革思路”的只不過是“開放以引進先進技術”。趙紫陽曾經主持研究過政治改革，中共“十三大”報告也提出了一些設想，但隨著趙的失勢，這些設想被完全束之高閣，從此領導人絕口不提。被奉為改革指導思想的“鄧小平理論”，其核心無非是把毛的“公有經濟加極權政治”（即毛宣稱的“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經濟換成了資本主義經濟，而政治形態則仍然是極權政治–不過，中共考慮到以往的意識形態教育与大肆宣傳已把“資本主義”這個詞在中國變得臭不可聞，為了便宜行事，讓公眾在觀念情感上能夠接受，便用“市場經濟”這個詞代替了“資本主義經濟”–這种“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的新組合，与毛建立的意識形態體系有著無法克服的內在對立。這既是鄧小平時代各种社會矛盾的根源，也為后鄧時代留下了無窮的麻煩。近几年江澤民等領導人試圖彌縫這一內在矛盾，于2000年提出了“三個代表的理論”[3]，在2001年又發表了“讓私營企業主入党”的“七一講話”[4]，無非是要克服這一內在矛盾，為政治利益集團与經濟利益集團的結合提供意識形態依据。
曾讓毛后的几任中國領導人歆羡不已的“東亞龍”模式是“市場經濟加威權政治”，但其專制程度遠比不上中國的極權政治，因為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才存在著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權力于一身的永久執政的党政一統結构。中國的“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并不只是中共領導人的個人偏好，而是共產党与生俱來的天性所使然。鄧小平從來就沒打算放棄毛建立的專制權力；他天生沒有理論興趣，也不想認真解決經濟改革与毛意識形態之間日益擴大的內在分裂。他只是憑借自己的政治權威選擇了兩個極其短視的方法：一是采納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之說，并用哲學外衣將其包裹起來；二是發出一個他自鳴得意的思想禁制令–“不爭論”，以為如此就可永遠回避這一矛盾。這兩條与他的“貓”、“摸”二說相結合，就构成了“鄧小平理論”。[5] 這個沒有理論的“鄧小平理論”被中國民間謔稱為“一塊石頭兩只貓，三條魚与四只雞”。[6] 鄧小平將“實踐”奉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固然避免了經濟行為与意識形態的公開分裂，卻由此而腐蝕了官方意識形態立身的基礎–真誠。他的“不爭論說”又進一步導致了“說一套做一套”的表里不一，極大地敗坏了社會風气。
為了維持“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的社會政治結构，當局將西方民主制度以及与此互為表里的民主自由觀念視為洪水猛獸。“六四”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歸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鎮壓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戰略。整個90年代，從小學到大學一以貫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為這一戰略服務，從小學3年級開始學生就必須背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澤東主席与周恩來總理領導下進行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蘇聯東歐轉型中的經濟困難和社會危机被政府的宣傳机器成倍地放大，海外民運內部的分裂和丑聞更是讓他們如獲至寶。通過持之以恒的意識形態教育，“民主”在中國早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談起“民主”，不少人就想到“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數服從多數”和“當官要為民作主”，或是把民主政治等同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群眾運動，而這种“文革”式“民主形式”很容易讓民眾產生“民主”与“動亂”相關的聯想，從而贊同當局的口號–為了“生存權”宁可不要“民主”。
80年代中國的許多知識精英追求民主，与當時市場化程度不夠高、利益集團化的趨勢不明顯有關。而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進一步市場化，經濟學界、法學界等可与市場化相結合的專業精英已逐步与政治、經濟利益集團相結合，大學等事業單位也可憑借壟斷地位輕而易舉地將自己擁有的教育資源轉化為金錢，如出賣博士碩士文憑等。在利益驅動下，不少知識精英也認為這种“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有其獨特优勢，認同了當局宣傳的“只有經濟發展是硬道理”。
在這种改革方略指導下的中國“改革”，其指向只能是通過發展經濟來鞏固現有的政治權力。這种不触動社會權力結构的“跛足改革”，決定了中國最開始市場化的不是別的任何資源，而是政治權力；也決定了中國當代社會精英中的大多數只可能以“血緣繼承”的方式從改革前的舊精英轉化而來，或通過權錢交易而產生。這种利益轉移具有極大的隱蔽性。可以說，“權力市場化”是改變中國財富分配格局的起始點，也是理解中國改革的一把鑰匙。
2. 改革目標
由于領導層的既定方略以及為領導層服務的智囊們的膽識所限，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只設定了一些階段性目標，如“計划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等。[7] 每一階段性目標的形成都伴隨著激烈的爭論，這些爭論今天看來當然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但當時确實牽涉到一大批政治精英与一小群知識精英的興衰榮辱。由于改革時期社會形勢變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內容的目標都只不過領了兩三年風騷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說法的壽命最長，從1995年以來直到今天仍被當局懸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而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其解釋則又莫衷一是，有人認為應以國有企業數目逐漸減少為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標准，還有人以為是以政府審批經濟項目的權力逐漸減少為標志。這當然都是皮相之談。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由市場机制配置資源，而在中國凡涉及有關國計民生的資源如土地以及壟斷性資源的配置，迄今為止仍由各級政府大權獨攬。由這一根本特點觀之，只能說中國到現在為止充其量只是建立了一個“模擬市場經濟體制”，并非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
而在社會財富的分配方面，鄧小平在改革初期曾作過非常動听的許諾：讓少部份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至于讓哪一部份人通過何种手段先富起來，卻沒有具體的政策解釋。不過23年改革的實踐證明，最終實際上是讓少部份權勢者或与權勢者進行利益交換的人通過大量貪污腐敗活動先富起來了，由此導致了中國社會財富的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3. 改革路徑
所謂“改革路徑”的選擇，簡言之，就是選擇從政治體制改革還是由經濟體制改革入手推行改革。而這一選擇說到底其實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所決定的。既然中共只愿意在保留原有政治權力格局的基礎上推行改革，其結果必然是放縱權力進入市場，導致各种尋租活動的泛濫。
從表面上來看，似乎是鄧小平家族大張旗鼓地下海經商為尋租活動開了先河。鄧在世時，指責他放縱權力進入市場(即其子女下海經商)的聲音就不絕于耳。一些人認為，鄧的家庭觀念很強，因“文革”時期子女遭受了許多痛苦，出于補償心理，對子女下海經商并不約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敗之風蔓延。有人据此把鄧的個人選擇視為腐敗盛行的主要原因：“在體制缺陷已經成形之后，體制缺陷是造成腐敗的主要原因。但是，在產生這個缺陷之前，在最初的決策者作出最原始決策的時候，人的因素，決策者的一念之差，卻對將來是否產生體制化腐敗，起著決定性的作用。”[8] 這种說法認為，中國現存體制的缺陷產生于改革時期的初始政策選擇，實在是對共產党政治體制的本質缺乏了解。
中國走上目前這种改革路徑有其深層制度根源，因為這种改革路徑最容易完成權力和利益的代際傳遞。[9] 中共自掌權以來就不斷鼓吹“接班人”說，其內核就是要承認政治高層的子女們与生俱來就享有繼承父輩壟斷性權力的特權。這一說法體現了位于中國政治制度核心的權力傳承机制。在這一机制中，上一代領導人的政治權力雖然不便象北韓的金日成父子那樣通過“父傳子繼”的方式直接繼承，但其子女除了有优先獲得政治高位的特權之外，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傳繼父輩的權力，而作為贖買政治繼承權的最佳補償物的經濟資源就必然成為首選}。中國政治上層從未有人真正反對過這种權力(利益)繼承方式，而且實際上向來互為同僚的子女親屬大開此方便之門。[10] 既然上層的權力可以如此繼承，中下層干部自然樂于群起仿效，最終結果必然是腐敗泛濫成災，導致政府高度軟政權化。這种把控制國家机器和壟斷性資源之權力私相授受的權力傳承机制，實際上就是今日中國的腐敗在現行體制下無法清除的制度性根源。
中國目前無法克服腐敗，還因為腐敗已成了維系中共統治生命的重要凝聚力。鄧小平將意識形態空殼化的結果本身就蘊含著內在危机，但這种危机在80年代及90年代上半期有經濟利益作為替代品時還未曾顯山露水。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當局既無法為社會各階層源源不斷地提供利益，又沒有意識形態去整合執政集團成員，那就只能依靠傳統的政治控制手段，即依靠政治高壓(包括日益廣泛地借助安全部門的特務監控）[11]及對社會輿論的高度管制來加強社會控制[12]。
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壓來穩定社會，就必須給官員們足夠的利益，以換取他們對專制政府的效忠。而要直接給予龐大的官員隊伍以經濟利益，已頗感困難的中央財政將不堪重負。所以,當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給其官員們太多利益，官員們的工資并不比普通職工高多少，他們可獲得的大量利益除了附著于職務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過權力來攫取，如貪污受賄，此外還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間的“灰色”收入。中國的當代政治還有一大發明，即政府部門利用權力“創收”，如此則集體性腐敗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政治机器運轉的“潤滑油”}。
目前中共高層之所以還在打擊腐敗，并不是真要杜絕腐敗之根源，他們一方面是借遏制腐敗安撫民心，但更主要地是擔心腐敗會導致高度軟政權化。因為在高度軟政權化的狀態下，各級政府部門將無力實施高層制定的各項政策，各級官員牟取利益之舉往往是以損害政府政策与國家法律為前提的，最后的結果必然是國將不國、党將不党，与黑社會組織的行為方式無异。而歷史經驗證明，沒有一個高度腐敗、只照顧少數特權階層利益的政權能長久維持下去。
4. 改革策略
改革策略是改革理論的產物。如前所述，中國事實上沒有稱得上理論的改革思想。鄧小平實際上是一個不事設計的“總設計師”，以“貓論”与“摸論”鼓勵國家机會主義盛行。“貓論”与“摸論”是為了對抗當時党內高層的教條主義者而提出的“理論”。這种“理論”對消解“兩個凡是”之類的教條确實起了重要作用，但后來用作制定各种改革政策的理論指導，實際后果就是導致國家机會主義泛濫。一個政府在有關國家發展的施政方針上過度地不講原則，只是根据當時的短期利益不計后果地作出權宜之擇，會留下相當多的后遺症。最嚴重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政策的搖擺不定、朝令夕改，讓公眾對政府政策產生極大的不信任感。比如廣東等地流傳的一句“致富經驗”就是：“凡是政府讓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做；凡是政府不讓做的事情，就要赶快去做”。1989年以后的最初一兩年，執政集團要扭轉改革開放的大方向、打擊私營經濟，曾重新強調公有制的主導地位，強行收回大量原先發給私人企業的貸款，其后果是使一批小企業破產，使國有企業失去了一些客戶与供應商，使一批民眾失去了工作机會。但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后，又再次肯定私有經濟的作用。對私有經濟這种拉鋸式的“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過程造成的負面影響極大，私營業主對政府的政策缺乏信任，90年代的資本大量外逃[13]就是在這种社會背景下產生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政策的搖擺不定導致中央政府必須不斷地制定各种新政策，而在軟政權化狀態下的各級政府官員卻不斷利用一個又一個新政策出台的机會，前赴后繼地推進著中國大面積的貪污腐敗与黑社會化的進程。
不講原則的國家机會主義盛行的又一結果是，鄧時代与后鄧時期的政府已沒有任何政治理念，維系官員上下級關系的早已只是利益關系，唯利是圖的政治投机行為成了做官的唯一准則。官員們可以在會議上表態要廉洁奉公，會后立刻到酒樓花費公款吃喝嫖娼，從事各种貪污腐敗活動。這种國家机會主義行為還體現在對外政策上。在近几年發生的几次中美沖突中，政府一方面通過學校組織學生上街游行，高喊“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同時命令所有的傳媒精心制造這种“有理有利有節”的“愛國主義精神”，利用這种反美情緒作為与美國政府討价還价的籌碼；另一方面，政府高層又為了各种說不清道不明的理由与美國妥協。在這种以國家机會主義行為主導的對外交往中，幼稚的青年學生一再被愚弄，社會公眾甚至都無權知道一些重大的事涉領土讓渡的國際條約內容。
待續
下期內容:誰享受改革成果？誰付出改革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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