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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9日訊】
六月二十一日晚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聚會廳﹐北美華文作家協會與劍橋新語社新英格蘭分會共同舉辦的書展與座談會吸引了數十位文學愛好者。此次演講活動邀請到作家王雪瑛女士介紹海派文學九十年代的寫作﹐周武教授簡介清末太平天國運動與上海崛起的關係及中國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陳漱渝先生介紹大陸魯迅研究的現狀。會議由趙如蘭教授和張鳳女士主持。
王雪瑛女士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曾任《新聞晚報》主編﹐出版過《光芒》﹑《訪問迷宮》等作品。王女士深有感觸地說﹐作為一個多姿多彩的大都市﹐上海在人們的印象中也是多種多樣﹐有文化的上海﹐想象中的上海﹐作家筆下的上海﹐歷史的上海和現代的上海……。上海是男人的城市﹐因為這裡充滿奮鬥的機遇﹔上海是女人的城市﹐因為這裡是時尚的天堂。海派文化的概念始於三十年代﹐是在開放與保守﹑傳統與現代﹑新與舊﹑中與西的交流﹑撞擊中產生的獨特的地域文化。儘管很多作家不能簡單地以地域劃分﹐某些作家的部份作品還是帶有很強烈的地域文化特征。例如海派文學具有三大特征﹐一是都市性﹐以大上海為背景﹔二是通俗性﹐貼近市民生活﹔三是故事性強﹐甚至帶有傳奇性﹐講究情節及可讀性﹐作家追求作品在大眾中暢銷。
就像老舍被認為是京派文學代表﹐張愛玲是海派文學的代表人物﹐也是影響最大﹑讀者群最廣的著名女作家。王女士評價張愛玲的作品帶有超越市民生活的關懷。九十年代最有影響的海派作家有以《長恨歌》榮獲茅盾文學獎的王安憶女士﹐著有《鮮花河》的陳村以及《上海色拉》﹑《上海紅顏逸事》﹑《上海風花雪夜》等上海系列小說的作者陳丹燕。
王雪瑛女士的丈夫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大學歷史系的周武教授。周教授是研究上海歷史的專家﹐尤其對太平天國及晚清上海通史有深入細緻的研究。上海成為中國最早的現代化大都市與清末太平天國運動密切相關。由於戰亂﹐江南一帶人口減少五千四百萬﹐三分之二的土地拋荒。大批難民涌到當時設有租界的上海﹐帶去了資金﹑廉價勞動力﹑購物市場﹐租界功能得到全面開發﹐上海也開始從一個漁村迅速發展成現代化的都市﹐進而取代蘇州成為江南乃至中國的經濟中心。
陳漱渝先生是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魯迅研究會副會長。陳先生認為當代中國對魯迅的研究熱點集中在對經典的承傳或顛覆上。有兩種比較極端的傾向﹐一種力圖維護甚至“重塑”魯迅﹐例如如今共產主義不大流行了﹐西方自由主義時髦起來﹐就有人試圖論證魯迅是中國最大的自由主義者﹐並且根據魯迅對左聯中部份人士的批評認為魯迅早對共產黨及共產主義有清醒的認識﹐是先知先覺。陳先生認為按照自由主義原則﹐魯迅不是個自由主義者﹐而胡適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而由於時代的限制﹐魯迅也不能對共產黨以及共產主義有超越時代的正確認識。第二種傾向是顛覆魯迅﹐即否定前輩﹐反讀經典﹐消解大師。例如有人說魯迅是應該踢開的石頭﹐青年作家王朔認為魯迅沒有長篇小說﹐不能算文學家﹐其文字感性多於理性﹐不能稱為思想家。陳先生認為王朔的論斷大有問題﹐因為歷史上很多文學家都沒有長篇小說問世﹐而魯迅的思想散見於魯迅的作品中﹐在其三百多萬的文字中﹐有兩萬多個“人”字﹐平均140個字就有一個“人”字。魯迅關注的是“國民劣根性”這個基本性問題﹐因為國與國的競爭歸根結底是國民素質的競爭。
陳先生認為魯迅是當之無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但是否可稱“革命家”則比較複雜﹐魯迅一生沒有參加過任何暴力活動﹐如果按照西方“工業革命”所指的變革﹑改良的意思﹐可以說魯迅是當時中國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領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頂尖的大師。
陳先生認為魯迅的偉大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其立場的平民性﹐如果說孔子是站在維護統治者立場上的“貴族思想家”﹐那麼魯迅就是“平民思想家”﹔二是其人格的鬥爭性﹔三是其思想具有批判性﹔四是其貢獻的非凡性﹐魯迅僅活了56年﹐但卻留下了三百多萬字的著作﹐還是中國現代翻譯﹑教育﹑科普等領域的開創人之一。
有聽眾請陳先生介紹一下魯迅的局限性。陳先生坦率地說魯迅的局限性可以找到很多﹐例如從文學上看﹐魯迅的小說後期技巧雖然更加圓熟﹐但是熱情下降﹐文字有些空洞無力﹐語言上看魯迅的文字不是典範﹐而是古文到白話文的過渡﹐對此魯迅本人也是不滿意的。從思想上看魯迅主要是人道和個人主義﹐魯迅對很多人和事的論斷並不正確﹐政治上的判斷失誤也不少見﹐另外對中醫藥﹑梅蘭芳的京劇的批評也比較偏頗﹐但是陳先生認為我們不能脫離特定的歷史背景來評價魯迅。
又有聽眾好奇地問魯迅是否曾有長篇小說的寫作計劃﹐陳先生介紹說﹐據考證魯迅曾有過三個長篇小說的打算﹐一是楊貴妃與唐明皇的愛情故事﹐魯迅對那段歷史有自己獨特的理解﹔二是在與陳庚將軍相識後﹐曾打算寫個有關紅軍長征的小說﹔三是打算寫一部有關近現代中國三代知識分子的小說。但由於各種原因都放棄了。
一位聽眾發言說﹐魯迅的雜文對大陸的青年學子的影響巨大﹐很多人形成一種尖酸﹑刻薄的文風﹐而由於時代不同﹐魯迅的很多雜文的價值消失了﹐請問陳先生如何評價魯迅的雜文。陳先生認為按照西方的文學理論﹐魯迅的很多雜文不能算是文學。但是對魯迅而言﹐他根本不在乎他的雜文是否可以傳世﹐別人怎樣評價﹐他就是要拿起筆來做為武器﹐為弱者吶喊﹐啟發民智。至於對魯迅文風“尖酸刻薄”的評語﹐陳先生認為是因為我們不了解當時的情況﹐不知道與他論戰的對手們是在使用什麼樣的語言﹐其實魯迅與其對手比起來﹐儘管文字鋒利﹐依然是在講理。由於大陸社會的現實情況﹐我們只能在課本裡看到魯迅的文章﹐卻很少能看到其論戰對手的文章。陳先生最後說﹐在當時那個年代﹐中國需要一個魯迅。
會後大家依然興致勃勃﹐紛紛與各位主講人熱烈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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