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10月30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Ken Coates撰文／文蘊編譯）關於技術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經濟和世界的警告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創新已成為世界各國政府的核心主題，納米技術、信息技術、生物技術、信息管理系統、電子商務、3D打印和替代能源技術方面的投資高達數千億美元。
在這個技術欣欣向榮的時代，社會對技術發展的速度和範圍已經變得異常無力批判甚至於無視。
消費者希望有更快更好的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和電腦，以及更多的數字娛樂和遊戲。人們對自動化汽車、遠程健康監測和家庭監控系統充滿熱情。各國政府競相擴大高速互聯網的覆蓋面，而家庭也在努力跟上最新的技術進步。
在以消費者為主導的民主世界中，側重點仍然是個人服務和技術改進，人們很少關注新興技術的侵入性潛力。在現實中偶爾發生的現象會滲透到我們的思想中：在英國的退歐（Brexit）公投期間的數字操縱，關於俄羅斯主導的虛假信息宣傳活動的指控，被拋棄的戀人採取私人羞辱的方式，以及社交媒體的圍攻。
消費者應該對犯罪分子侵入他們生活的力度感到震驚。
專制國家在實施當代科學創新方面所擁有的獨特優勢很少受到關注。鮮為人知的是，民主國家對個人隱私、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對公司的法律監督這些最根深蒂固的原則是如何使這些國家處於嚴重的技術缺陷之中的。
國際觀察員對於最近關於中共進行技術監控的報導感到擔憂。雖然大部分的關注集中在對維吾爾族的壓迫上，但現實中的挑戰要大得多。社會信用是中共對其公民進行廣泛數字監控的名稱，它對於國家監控個人行為賦予了超乎尋常的能力。
中國的數字監控無處不在，而且力度和範圍越來越大；中共的人臉識別技術在技術和應用上都很先進。許多國際觀察家擔心中國在國際上利用其數字影響力。
例如，全球對華為的擔憂主要集中在對該公司5G技術的監控潛力的認知上。互聯網的廣泛覆蓋、嵌入式技術的技術複雜性以及對軟件的强烈需求，意味著數字和技術能力遠遠超過了個人甚至國家充分保護自己的能力。
在西方，對侵入性數字技術的批評被描述為「監視資本主義」。大公司，特別是Twitter、Facebook和谷歌，被傳喚到國會聽證會上為公司行為辯護。在歐洲，政府的干預相對溫和，主要集中在確保稅收方面。
但對當前技術的困擾掩蓋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在民主國家，研究人員受到道德要求、版權和專利以及法律義務的限制。政治家們對克隆和幹細胞研究等有爭議的話題避而不談，而把資金集中在「更安全」的話題上，這是眾所周知的。因此創新技術的運作存在著重大障礙。
專制國家的這種限制較少。
中共正在做或被指控做的許多事情在民主國家是不可能的。正如俄羅斯和朝鮮的行動所表明的那樣，專制國家不受煩人規則的約束。公民自由和法治作為民主制度的絕對基礎實際上可能是創新和技術實施的重要障礙，看起來這似乎是最殘酷的一面。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技術創新由兩股力量推動：大規模的國家干預（特別是通過軍事和太空支出、核部門和大學研究人員），以及利用數十億美元私人股本的自由商業部門。最近，專制政權的國家政府加大了創新支出，並利用其對中國主要企業的所有權或影響力，將新技術推廣到消費市場。
在技術快速變革的時代，世界很可能會分為兩個不同的走向：專制創新和民主創新。後者的運作受到嚴重的限制，可能會給發展進程增加數年時間和相當大的成本。前者以中國和俄羅斯為最明顯的例子，在生物技術、克隆和基因改造、醫療監測、社交媒體、嵌入式技術、監控系統和許多其它領域都有機會。
不祥的是，目前人們對基於國家的錯誤信息、監視資本主義和對公民的監控的關注，很可能被證明是一場具有全球意義的創新競賽的開場白。
如果從經濟未來屬於擁有最先進技術和創新文化的國家的程度上來衡量，天平很可能從民主國家向專制國家傾斜，因為在民主國家，資本自由和知識自由創造了重大優勢，而在專制國家，對個人自由、法治以及知識產權和財產權的持久性的關切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
民主國家要想在專制創新的世界裡蓬勃發展，就必須重新思考自己的科技轉型方式。
原文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Future of Technology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肯·科茨（Ken Coates）是麥克唐納-勞里埃研究所（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的高級研究員，也是薩斯喀徹溫大學（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區域創新的加拿大研究教授。
本文所表達的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