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助中共贏遼瀋戰役被中共判無期的特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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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5月16日訊】1949年前,中共特務滲透到國民黨黨政軍幾乎所有要害部門,幫助中共蒐集軍事情報,為中共顛覆中華民國立下汗馬功勞,但是,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後,這些中共特務幾乎沒有一個不挨中共整的,許多人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葛佩琦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1959年3月4日,位於北京城東北角的草嵐子看守所的一個臨時法庭內,被關押1年多、經歷66次審訊的葛佩琦,出庭受審。檢察官宣讀完《起訴書》之後,法官要他作最後的陳述。

葛佩琦為自己做無罪辯護

葛佩琦說,《起訴書》指控我的罪名,概括起來有兩條:第一條是「歷史反革命」;第二條是「現行反革命」。這兩條罪名都不能成立。

《起訴書》說我「歷充蔣匪要職,積極為敵效勞,長期充當蔣匪特務」,因此認定我為「歷史反革命」,這不符合事實。

我曾擔任過「國民黨軍委會委員長天水行營少將特派員」、「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將督察」等職;但這不是我的真實職務,而是我的掩護身分,是共產黨(有關組織的)領導人讓我去擔任的。在這些名義的掩護下,我曾策動大批漢奸部隊反正,編入抗日部隊序列;我曾掩護建立瀋陽地下電台並蒐集了國民黨的大批重要軍事情報,報給共產黨……我不是「為敵效勞」,而是為共產黨效勞。我不是「蔣匪特務」,而是受共產黨派遣,打入國民黨高級軍事機關的地下情報工作人員。以上事實證明,我不是歷史反革命。

《起訴書》說我「(1957年)借黨整風之機,攻擊誣衊黨的各項政策和政治運動,叫囂要殺共產黨人和推翻人民政權」,因此認定我為「現行反革命,證據都是從1957年報刊上抄下來的,也不符合事實。

例如,《起訴書》上引用的「人民生活提高的是過去穿破鞋進城、現在坐上小汽車的黨員和幹部」;「黨員起了監督群眾的便衣警察作用」;「今天的黨群關係和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共產黨可以看看,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等。這些話不是我的原話:報刊發表這些言論時,沒有經我同意,沒有經我簽字,是沒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為定罪的「證據」。另外,毛主席多次說:「右派問題是敵我矛盾,我們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既然把右派問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我在整風座談會上的發言,就不能作為定罪的「證據」。因此,我不是「現行反革命」。

葛佩琦被當成「雙料反革命」判無期徒刑

儘管葛佩琦作了申辯,但那個時候,這種申辯毫無意義,沒有人會聽他的。1959年6月29日,北京市中級法院還是以「犯反革命罪」判處葛佩琦無期徒刑。判決書指出:「查被告葛佩琦歷充蔣匪要職,積極為敵特效勞。長期充當蔣匪特務,發展情報人員,並親自蒐集我軍情報,報與敵特機關,參加鎮壓學生運動。」「(1949年後)對其主要歷史罪行又長期隱瞞,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舊惡,給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學擔任講師的重要職位。」「但被告卻相反,視人民對其寬大為可欺,死抱反動立場,堅決與人民為敵。乘黨整風之際,歪曲事實,顛倒黑白,向黨和政府展開全面進攻,竟然公然叫喊要殺共產黨人,要推翻人民政府。」故本院根據中共《懲治反革命條例》的規定,以犯反革命罪,判處被告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香港一家報紙對此評論說,葛佩琦作為共產黨打入國民黨要害部門的一名得力情報人員,是促使國民黨在東北戰場大潰敗的一個局外人無從知曉的因素,國民黨後來想懲治他而只能幹瞪眼,想不到共產黨自己卻幫了國民黨的這個大忙!

21年後中共說葛佩琦不是「雙料反革命」

1980年12月10日,北京市高級法院開庭宣布:1959年對葛佩琦的判決是錯誤的,應予糾正,葛佩琦無罪。那麼,葛佩琦的「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這兩料反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先說歷史反革命。葛佩琦是山東平度人。1933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曾任北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1938年加入中共,1939年後,多次接受中共指派,在河南、陝西、東北等地國民黨軍政機構中長期從事「特務」工作。比如1942年,他遵照中共指示,到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戰地聯絡組組長」名義任少將參議,赴豫東日本統治區做情報工作。中共的另一個「特務」熊向暉(胡宗南的貼身祕書)多次通過他建立的情報站送出絕密情報,使胡宗南進攻延安的過程中屢戰屢敗。1946年中國新年過後,中共西安情報站負責人趙耀斌派遣葛佩琦等4人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的司令部,任少將督察和東北通訊處長,將國民黨東北全部駐軍一覽表等機密情報,交給單線聯繫人李年,再通過祕密電台源源不斷送給毛澤東。葛佩琦提供的軍事情報,對於中共打贏遼瀋戰役,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7年底,葛佩琦的聯繫人李年和中共組織關係的領導人趙耀斌先後被捕,下落不明,他從此斷絕了同中共的組織聯繫。葛佩琦先是到瀋陽想接上組織關係,即組織承認他是中共黨員。接待人員問他有沒有地下組織的介紹信,他說地下組織被破壞了,沒有。接待人員回覆說:沒有介紹信,不能接組織關係。之後,葛佩琦輾轉回到北京,到處找能證明他是中共黨員的人。1949年4月初,他在全國總工會碰見了分別近10年的入黨介紹人劉子久。劉子久介紹他去中共中央華北局組織部。這裡的一位工作人員對他說,這是歷史遺留問題,應該解決,並拿出信紙和信封,請他給能夠證明他的組織關係的人寫信。4月中旬,葛佩琦再去華北局組織部,得到的答覆是,根據調查到的材料,只能證明他入過黨,做過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他的單線聯繫人趙耀斌,不能恢復他的黨員身分。自此,1938年加入中共的葛佩琦,居然成了「黨外人士」。

再說現行反革命。1949年10月1日中共奪取政權後,葛佩琦被分到中國人民大學當物理教師。從1951年2月起到1957年,他幾乎每個月都要去見黨總支書記一次,要求調查恢復他的組織關係,得到的回答是「老三句」:你的問題時間長了,問題複雜,不好解決。他還直接給學校黨委寫過三次申訴信,並把華北局經過「函調」、確認他入過黨做過地下工作的材料轉給學校黨委,但他始終沒有得到確切的回答。儘管如此,葛佩琦還是全身心投入到教學工作中,先後編寫了《物理學講義》,出版了《電磁感應》和《自然常識問題解答》兩部書。

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運動之前,一再鼓勵知識分子幫助中共整風,聲稱「知無不言,言不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當時,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先後三次邀請葛佩琦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葛佩琦自認為是中共黨員,怎麼能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呢?一請,不去;二請,不去;三請,不得不去了。他在發言說:「我不是作為黨外人士參加這個會的,是作為1938年就已經入黨的老黨員來向黨委反映意見的,我的黨籍問題,不是搞不清楚,而是你們對流過血汗的人冷若冰霜,像現在這樣的黨群關係,如果還需要做地下工作,群眾很難再保護我們,就會被敵人殺掉。」

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國人民大學繼續舉行座談會,教師們從不同觀點提出問題》的報導,葛佩琦的發言變成了「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6月8日,毛澤東讓《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正式吹響了「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號角。於是,葛佩琦成了「最猖狂」的右派的代表,全國上下家喻戶曉的第一個大右派。在《人民日報》帶動下,全國大小報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共誅之」的頭號反共人物,被「理所當然」劃成了「極右份子」!

葛佩琦被整得妻離子散 身上「沒有一個好零件」

1957年12月24日,葛佩琦在家中被捕,1959年6月29日,被判處無期徒刑。他的妻子朱秀玲副教授,從此病癱在床,他的小女兒在託兒所兩年沒人接回家。他的大女兒高考成績非常好,但沒有一所大學錄取,只好在家做家務。5個子女,老二是男孩讀書,老三,老四送給了親友,老五沒有送出去。1964年,在葛佩琦堅持下,妻子同他離了婚,5個孩子全部改姓朱。

1975年12月,在服刑18年後,葛佩琦沾了中共出於某種政治考慮「特赦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特人員」的光,被以國民黨少將身分特赦。幾經周折後,於1976年3月下旬回到北京。這時候,他已成了全身「沒有一個好零件」、雙目幾近失明的65歲的老人。

中共顛覆中華民國,不擇手段;中共維持其極權統治,也是不擇手段。不擇手段,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超限戰」,超限一切道德和法律底線。為了掩蓋真相,過河拆橋、卸磨殺驢成為中共的一貫做法。中共歷史上這樣的教訓實在是太多了。前車之鑑,理當引以為戒。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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