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1月29日訊】孫叔叔是我爸爸的大學同學,如果還在世也是近百歲老人了。他出身顯赫,溫文爾雅,德才兼備,是玉樹臨風的謙謙君子,這樣的人在共產黨老謀深算的地痞面前是太幼稚了 。
據我爸爸講,在反右時,他相信了共產黨的鬼話,抱著憂國憂民的虔誠赤子之心,真誠地向黨交心,提建議,結果中了老毛「引蛇出洞」的圈套,被打成右派。
抄家時抄到一本日記,其中有一句話 「雖然我技術上不如老賈(我爸爸),但我政治上比他強」 。 據我爸爸說,孫叔叔大學期間與某特重量級人物是一個 「地下黨小組」的。(1949年前)
打成右派後,他被派去拉架子車,給一點點生活費 ,見到過往的同事、朋友都抬不起頭。他太太很嫻淑,他始終有完整的家,終於熬到 「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但20年的青春年華,聰明才智都扔在架子車裡。後來搬家,我們兩家住近了,經常來往,畢竟他是我爸爸唯一的大學同學並同事。
很多年過去,因工作調動,我們兩家又同時來到一座新城市。又過了很多年,我結婚生子並因病修煉了法輪功。迫害初期,我父母去了美國,因為中共對法輪功學員持續的迫害,我父母無法回國,因為我母親也是修煉人,因此,家裡的一切由我管理。沒想到的是,數年後我也因故匆忙去了美國,同樣原因也無法回國,最後落地加拿大。
孫叔叔幫著我爸爸把我家的存單換成美元和加元分別寄給了我們,這筆錢對我和我孩子當時的處境無疑是雪中送炭,孫叔叔並幫助我爸爸管理國內的退休工資,隔段時間匯過來,一做就是近十年 。
在道德墮落的時代,善良就是傻子的代名詞。聽我爸爸講,孫叔叔被騙了5萬元錢,原因是他過去的好友有難,寫電郵向他借錢,他按郵件要求的帳戶匯了過去,後來核實是被騙了,上一代人的醇厚卻成了新一代騙子利用的機會。
我的先生
我先生是特別能吃苦的人,不僅身體素質好,也是有擔當的男子漢。年輕時一次回家途中,看到一老婦暈倒在地,他把老婦人送回家並聯繫其家人,後來那老婦人逢人就說:「某經理救了我的命。」 他就是這樣的人,為人正直, 從不吝嗇幫助別人。
他工作非常努力是單位的業務大拿,年紀輕輕就獲高級職稱 。每次我出差他都幫助買票送站等,在外面吃了好東西回來就模仿著做,他很喜歡做飯,在我生病期間他也是四處尋醫問藥想辦法。
我修煉法輪功後,他見證了奇蹟。中共迫害法輪功開始,由於我在原單位影響比較大,他幫助我調動工作,離開原工作系統,避免了日後許多麻煩,「三退」大潮開始後,他爽快退出中共邪黨。
我們這一代人,是在共產黨無神論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但很多人由於家教或骨子裡未泯的良知,行為還是有底線的。從社會均貧的計劃經濟到 「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 ,金錢的力量對人思想上的衝擊確實太大了,特別是對有機會響應黨號召的人。
我先生在他母親正統家風的教育下,道德的約束還是起作用的,在改革「春風」的招引下,在唾手可得的「錢」程上,看著身邊人利用工作之便,權錢交易,心裡的落差和掙扎是顯而易見的。
後來他執意要「停薪留職」去廣州發展,在當時全國赫赫有名的一家大公司打拚,由於勇於吃苦和開拓被同事們譽為「救火隊長」,這種工作持續了多年。
時代的變遷
我80年代參加工作,那時電訊落後,與總部的聯繫很多需要見面,經常出差。火車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不管是什麼時間段,北京火車站的候車大廳都擠滿了人,火車票非常緊張,如果買到半夜的火車票,那非常不方便,特別是冬天,嚴寒中幾個小時的等待真是難熬。
總部為了方便系統內職工,在北京火車站附近設了一個「招待所」,也就是幾個帶暖氣的房間,房間內擺幾張木床,配備被褥、臉盆和拖鞋,過道桌子上擺著暖水瓶和水杯,拐角有廁所,來往的職工憑工作證可以暫時休息,緩解了出差旅途中的煩惱。
如果是買了半夜的火車票,怕誤了點也不敢睡,遇到有緣人就聊起來,山南海北,掏心掏肺的什麼都說,黑燈瞎火地嘮了半宿(開燈會影響別人),還沒見著對方人臉,人家就到點拎包進站了。
火車站附近有幾家飯店,傳說有一個老闆與顧客爭執時說:「每天這麼多人,我每人騙一分錢就發財了。」大家都說,「這人真不地道,人品也太差,要知道是哪家,再不去了。」
我的工作是下傳上達的中間環節,每年1/2次的全國性會議是必不可少,會議往往選在環境優美的地方,在會議期間見識一下祖國的大好山河,這也無可厚非。
隨著改革「春風」颳起,一次上級領導說:「今年讓大家開開眼界,會議選在廈門,順便看看鼓浪嶼 。」 臨行前領導再三告誡 :「南方開放的很,我們集體出行,不要自行活動,更不要乘坐當地出租車」。
我們集體在一家賓館住下,樓下停著不少出租車,男司機流裡流氣地搭話拉生意,我們內地人哪見過這陣勢,有同事就告訴了,有些是「鴨」 (男妓),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嚇的遠遠繞著走。
有一次我獨自省內出差,住單位招待所還包了單間,沒想到半夜電話一個接一個,老式電話機聲音很大,吵的無法入睡。我氣憤地找到前台,服務員說:「這附近有幾家 『小店』 對招待所的情況門清,特別是單間,人家是半夜拉生意,派出所都不管,我們也沒辦法。」
99年我在某研究生院參加課題答辯,其間聽教師們在議論,主校區某系主任請客下屬,集體嫖娼被抓,這完全顛覆了我的認知,看來這類事情並不局限於某領域或某社會階層。
在「一切向錢看」的大環境下,中國社會漸漸是「雞鴨 」 成群,路邊水泥電線杆子上也出現了治性病的小廣告,而且越來越多,清除後不久又貼上,像牛皮癬一樣牢牢地堅守著那塊陣地。「性」和「錢」成了簡單的線性關係,「男人有錢就變壞,女人變壞就有錢」,「當婊子立牌坊」,裡外通吃被視為能人。
隨著 「道德值幾個錢?」 的普及推廣,社會上演繹出許多奇思妙想的生財之道。另類「才藝」也不斷湧現,「按摩店」,「洗腳店」,「桑拿房」 ,「澡堂子」……名目繁多,沒有了做人的準則,道德下滑的速度如摧枯拉朽一般。
看著剛入職的單純同事,幾年過去變得油滑世故。我小時奉行的 「日三省吾身」,怕別人吃虧的處事哲學,在這幾十年的實戰歷練中喪失殆盡,在不知不覺中壞習性滋生,終於活成了自己最討厭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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