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1月29日讯】孙叔叔是我爸爸的大学同学，如果还在世也是近百岁老人了。他出身显赫，温文尔雅，德才兼备，是玉树临风的谦谦君子，这样的人在共产党老谋深算的地痞面前是太幼稚了 。
据我爸爸讲，在反右时，他相信了共产党的鬼话，抱着忧国忧民的虔诚赤子之心，真诚地向党交心，提建议，结果中了老毛“引蛇出洞”的圈套，被打成右派。
抄家时抄到一本日记，其中有一句话 “虽然我技术上不如老贾（我爸爸），但我政治上比他强” 。 据我爸爸说，孙叔叔大学期间与某特重量级人物是一个 “地下党小组”的。（1949年前）
打成右派后，他被派去拉架子车，给一点点生活费 ，见到过往的同事、朋友都抬不起头。他太太很娴淑，他始终有完整的家，终于熬到 “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但20年的青春年华，聪明才智都扔在架子车里。后来搬家，我们两家住近了，经常来往，毕竟他是我爸爸唯一的大学同学并同事。
很多年过去，因工作调动，我们两家又同时来到一座新城市。又过了很多年，我结婚生子并因病修炼了法轮功。迫害初期，我父母去了美国，因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的迫害，我父母无法回国，因为我母亲也是修炼人，因此，家里的一切由我管理。没想到的是，数年后我也因故匆忙去了美国，同样原因也无法回国，最后落地加拿大。
孙叔叔帮着我爸爸把我家的存单换成美元和加元分别寄给了我们，这笔钱对我和我孩子当时的处境无疑是雪中送炭，孙叔叔并帮助我爸爸管理国内的退休工资，隔段时间汇过来，一做就是近十年 。
在道德堕落的时代，善良就是傻子的代名词。听我爸爸讲，孙叔叔被骗了5万元钱，原因是他过去的好友有难，写电邮向他借钱，他按邮件要求的账户汇了过去，后来核实是被骗了，上一代人的醇厚却成了新一代骗子利用的机会。
我的先生
我先生是特别能吃苦的人，不仅身体素质好，也是有担当的男子汉。年轻时一次回家途中，看到一老妇晕倒在地，他把老妇人送回家并联系其家人，后来那老妇人逢人就说：“某经理救了我的命。” 他就是这样的人，为人正直, 从不吝啬帮助别人。
他工作非常努力是单位的业务大拿，年纪轻轻就获高级职称 。每次我出差他都帮助买票送站等，在外面吃了好东西回来就模仿着做，他很喜欢做饭，在我生病期间他也是四处寻医问药想办法。
我修炼法轮功后，他见证了奇迹。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由于我在原单位影响比较大，他帮助我调动工作，离开原工作系统，避免了日后许多麻烦，“三退”大潮开始后，他爽快退出中共邪党。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共产党无神论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但很多人由于家教或骨子里未泯的良知，行为还是有底线的。从社会均贫的计划经济到 “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金钱的力量对人思想上的冲击确实太大了，特别是对有机会响应党号召的人。
我先生在他母亲正统家风的教育下，道德的约束还是起作用的，在改革“春风”的招引下，在唾手可得的“钱”程上，看着身边人利用工作之便，权钱交易，心里的落差和挣扎是显而易见的。
后来他执意要“停薪留职”去广州发展，在当时全国赫赫有名的一家大公司打拼，由于勇于吃苦和开拓被同事们誉为“救火队长”，这种工作持续了多年。
时代的变迁
我80年代参加工作，那时电讯落后，与总部的联系很多需要见面，经常出差。火车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不管是什么时间段，北京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都挤满了人，火车票非常紧张，如果买到半夜的火车票，那非常不方便，特别是冬天，严寒中几个小时的等待真是难熬。
总部为了方便系统内职工，在北京火车站附近设了一个“招待所”，也就是几个带暖气的房间，房间内摆几张木床，配备被褥、脸盆和拖鞋，过道桌子上摆着暖水瓶和水杯，拐角有厕所，来往的职工凭工作证可以暂时休息，缓解了出差旅途中的烦恼。
如果是买了半夜的火车票，怕误了点也不敢睡，遇到有缘人就聊起来，山南海北，掏心掏肺的什么都说，黑灯瞎火地唠了半宿（开灯会影响别人），还没见着对方人脸，人家就到点拎包进站了。
火车站附近有几家饭店，传说有一个老板与顾客争执时说：“每天这么多人，我每人骗一分钱就发财了。”大家都说，“这人真不地道，人品也太差，要知道是哪家，再不去了。”
我的工作是下传上达的中间环节，每年1/2次的全国性会议是必不可少，会议往往选在环境优美的地方，在会议期间见识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这也无可厚非。
随着改革“春风”刮起，一次上级领导说：“今年让大家开开眼界，会议选在厦门，顺便看看鼓浪屿 。” 临行前领导再三告诫 ：“南方开放的很，我们集体出行，不要自行活动，更不要乘坐当地出租车”。
我们集体在一家宾馆住下，楼下停着不少出租车，男司机流里流气地搭话拉生意，我们内地人哪见过这阵势，有同事就告诉了，有些是“鸭” （男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吓的远远绕着走。
有一次我独自省内出差，住单位招待所还包了单间，没想到半夜电话一个接一个，老式电话机声音很大，吵的无法入睡。我气愤地找到前台，服务员说：“这附近有几家 ‘小店’ 对招待所的情况门清，特别是单间，人家是半夜拉生意，派出所都不管，我们也没办法。”
99年我在某研究生院参加课题答辩，其间听教师们在议论，主校区某系主任请客下属，集体嫖娼被抓，这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看来这类事情并不局限于某领域或某社会阶层。
在“一切向钱看”的大环境下，中国社会渐渐是“鸡鸭 ” 成群，路边水泥电线杆子上也出现了治性病的小广告，而且越来越多，清除后不久又贴上，像牛皮癣一样牢牢地坚守着那块阵地。“性”和“钱”成了简单的线性关系，“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当婊子立牌坊”，里外通吃被视为能人。
随着 “道德值几个钱？” 的普及推广，社会上演绎出许多奇思妙想的生财之道。另类“才艺”也不断涌现，“按摩店”，“洗脚店”，“桑拿房” ，“澡堂子”……名目繁多，没有了做人的准则，道德下滑的速度如摧枯拉朽一般。
看着刚入职的单纯同事，几年过去变得油滑世故。我小时奉行的 “日三省吾身”，怕别人吃亏的处事哲学，在这几十年的实战历练中丧失殆尽，在不知不觉中坏习性滋生，终于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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