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5月09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Anders Corr撰文／信宇編譯）據報導，曾因撒謊否認接受中共政府的錢財而被定罪的前哈佛大學化學教授查爾斯‧利伯（Charles Lieber）正在中國重建他的實驗室。
據美國檢方稱，利伯多次向政府撒謊。現在，據報導他計劃參與中共政權的一項重點項目，他稱之為「腦機接口」（the brain-machine interface）。利伯在被定罪後，於2024年獲美國聯邦法官批准前往中國進行「就業人脈拓展」（employment networking），或許正是這次訪問幫助他獲得了這份工作。
利伯的專長是納米技術（nanotechnology）。他研發了一種柔性可注射納米線網（nanowire mesh），可以包裹大腦中的神經元進行監測。這可能有助於未來的極權政權窺探民眾的思想，或者製造由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控制的超級士兵。這是一個我們不應歡迎的「勇敢新世界」（a brave new world）。
在AI的驅動下，科學的發展速度可能遠超以往，而這種新興的超級科學也可能助長獨裁統治，這種可能性不容忽視。一如既往，科學的發展遠遠領先於倫理和法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其約束，而這些倫理和法律本應更嚴格地保障我們現有的自由。
利伯案只是中共竊取、獲取和從事間諜活動的冰山一角，這些活動推動了中共政權的經濟增長、軍事進步等，並對美國和民主構成了威脅。
2020年的一份報告披露，自2006年起，中共政權在全球設立了600個「人才引進站」（talent recruitment stations），用來招募外國科學家。中共政權向全球的同鄉會、華人學生團體及其它組織支付費用來進行招募，每成功引進一名科學家，即可獲得2.9萬美元的獎金。美國是該招募計劃的最大目標，至少設有146個引進站。中共的目標是到2035年將中國打造成為科學強國。毫無疑問，中共希望屆時中國成為全球科學人才的首選目的地。
眾所周知，中共治下缺乏自由倫理，僅允許中國的科學家與其他科學家進行交流，並期望他們將所學成果帶回國內，而非將知識傳播至海外。與此同時，美國及其它民主國家則依靠美國的個人自由——包括科學自由與市場自由——來確立並維持其科學優勢。然而，這種自由也意味著：科學並非僅僅服務於自由與民主國家的利益，而是服務於國際社會。
科學自由的倫理通常意味著，例如在美國發展起來的任何科學成果，一旦發表，就同樣屬於極權主義的中共治下、獨裁的俄羅斯和神權統治的伊朗等。鑒於這些國家與美國和民主制度的敵對關係，科學自由正被用來破壞敵對國家、被入侵國家的民主自由，如果他們得逞，最終甚至會破壞全世界的民主自由。
利伯案表明，在涉及向極權政權轉讓科學技術的問題上，民主制度不能指望科學家進行自我規制。那種認為二者截然不同的論調，忽視了一個現實：基礎科學的進步往往能迅速轉化為那些善加利用的國家所享有的經濟與軍事利益。
利伯雖在最高水準的民主體制中接受薰陶，卻選擇了背叛民主，將科學拱手讓予極權主義對手。此案引發了一個疑問：為了捍衛我們在民主社會中所享有的各項自由——包括科學自由——對那些服務於威權主義的科學活動施加適度的限制，是否不失為明智之舉？畢竟，在向威權政權輸送核武器及AI技術方面，我們早已建立了明確的限制制度。
我們是否也應該限制所有其它純科學，包括納米科學（nanoscience，其影響尚不明確），以防止其為自由的敵人提供力量？
可以說，科學自由應僅限於那些捍衛自由而非企圖扼殺自由的國家。對於可能引發核能與AI革命的基礎科學，應禁止向自由的敵人出口。否則，自由恐將有違初衷。
難道美國、歐洲、英國、澳大利亞、日本、台灣和韓國等自由社會的大學之間，不已經有許多進行科學合作的機會，何必再加入那些會助長中共、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等國專制主義目的的大學呢？
中國的經濟規模是其它所有獨裁政權總和的數倍，卻似乎深受大學校長、科學家和科技公司的青睞。我們是否有辦法通過制定新法規來阻止這種將民主科學出賣給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威權政權的行為？如果可以的話，那麼這項行動理應與世界上其它主要民主國家協調進行。
科學確實可能且已經受到金錢與名利的腐蝕；若缺乏協調一致的應對策略，一旦美國禁止與中共開展合作，那些有意與中共合作的科學家大可轉投其它民主國家。這些科學家不應既享有民主制度下的自由空氣，又坐擁極權主義體制所提供的財力資源。
應加強針對與中共科技機構及其它敵對政權機構合作之相關法律，以防範下一個「利伯」出賣民主價值觀。利伯所受的判罰極其輕微——除被捕後在獄中度過的兩天外，他未被判處任何監禁，且其所繳罰款僅占其從中共獲利的極小一部分。判決之所以如此從輕，或許是因為他表現出了悔意，加之其辯護律師聲稱他將在家中度過餘生。然而僅僅三年後，他便食言遠赴中國，著手建立一所實驗室；該實驗室將利用他在美國多年的研究成果（包括由美國納稅人資助的研究），從而為中共政權謀取利益。
利伯案表明，當面對那些選擇背叛美國自由、將美國科技轉移至海外的科學家時，美國法律體系在捍衛美國自由方面已然失靈。應考慮制定針對向威權政權出口基礎科學成果的出口管制法，並禁止開展任何有助於敵對獨裁政權的科學合作。凡是與美國極權主義對手合作的科學家，都必須為此付出代價。唯有通過制定更為完善的法律，方能切實震懾部分科學家，使其不再誤入歧途；同時也唯有如此，才能引導他們的科研合作朝著造福自由與民主的方向發展。
作者簡介：
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2001年獲頒耶魯大學的政治學學士和碩士學位，2008年獲哈佛大學的政府管理學博士學位。他是《政治風險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出版商科爾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總裁，其研究領域廣涉北美、歐洲和亞洲等地。他的最新著作是《權力的集中：制度化、等級制和霸權主義》（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stitut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Hegemony, 2021）和《大國大戰略：南海的新博弈》（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 the New Gam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018）等。
原文：Scientific Freedom and the Totalitarian Threat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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