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政治

專家:60年後回首 毛為何發動文革

在大饑荒的定性上,劉少奇和毛澤東發生了嚴重分歧,並逐漸演化為兩條路線鬥爭。圖為因1960年代大饑荒湧入香港的中國難民。(AFP)

【大紀元2026年06月02日訊】(大紀元記者王淨純報導)今年是文革發動60周年,距離文革落幕,也已經整整50年了。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可能很少人真正了解這場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運動;而對於廣大中國人來說,關於文革仍有很多問題、誤區及謎團,等待釐清。

一位中國著名的作家曾經說過,「正確地毫不含糊地總結文革的方方面面,是中國對人類歷史的貢獻,中國人應該幹這個活兒」。

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文革研究者一般認為,主要是兩大原因,一個是權力鬥爭,毛澤東認為自己大權旁落,劉少奇要奪他的權,所以要打倒劉少奇。另一個原因是路線鬥爭,就是毛認為,當時的中國偏離了他理想中的高度集中、純粹的、絕對平等的社會主義路線。

專家認為,要考慮當時國內國際的背景,以及中共的歷史發展以及毛澤東本人的所作所為,才能判斷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正動機與真實原因。

兩個背景:國內大躍進遭批和蘇聯批斯大林

資深媒體人也是文革研究學者李肅,在新唐人電視台《時事縱橫》中表示,文革發動在1966年,當時中共建政已經十七年。在這十七年裡,國內大躍進造成三年大飢荒,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七千人大會上,被指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被迫做了他在中共建政後唯一一次自我批評。而在國際上,斯大林死後遭蘇聯共產黨的批判,毛懷疑自己身邊有赫魯曉夫式的人。這是文革發動的國內國際背景,也是分析毛澤東發動文革真實動機的兩個大事件。

七千人大會劉少奇說大饑荒: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中共建政十七年,李肅說,大躍進可謂是發生在國內的一件大事。

1953年,蘇聯斯大林去世,毛澤東為了爭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領袖,急於用經濟實力做後盾。毛澤東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1958年5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正式把毛澤東這句口號確立為新的經濟發展總路線。在毛澤東的狂熱帶動下,全中國高喊,三年超英,十年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在工業上,毛澤東特別重視鋼的產量,所以中國就以鋼為綱,集中力量增加鋼產量,最後演變成全民大煉鋼鐵,當時中國人口是6億5,000萬,最高峰的時候有9,000萬人去煉鋼,占了全部人口的14%。在城鄉各地興建高爐,很多是土高爐,土法煉鋼,煉出來的很多是廢鋼,有的沒煉出鋼,煉出來的都是鐵。

在農村,颳起了共產風,推行人民公社化,農民把土地、生產資料通通交給集體,就是所謂的人民公社,然後建立公社食堂,說吃飯不要錢,大家隨便吃,敞開了吃,結果在第一年,就是1959年,就顯現出了惡果。這一場持續了三年的所謂大躍進,最終造成了三年大饑荒。

李肅介紹說,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十大元帥之一的彭德懷,就上書毛澤東,溫和地批評了大躍進的激進路線,他說大躍進總的來說非常好,是正確決定,成果也很好,但是有一點點小問題。毛澤東就不容他,把他罷免了。

他說,由於實行了這種大躍進的冒進政策,造成了農業大幅度減產,同時,地方上為了在運動中顯示自己的先進,就虛報產量就是畝產放衛星。因為當時造衛星是很新鮮的事,蘇聯剛剛發射不久,所以在中國出現了各行各業放衛星,農業上的放衛星就是畝產放衛星。本來畝產的產量也就是幾百斤,他從幾百斤吹到幾千斤,吹到上萬斤,最高的吹到了13萬斤,說每畝產13萬斤糧食。中共當時是按照產量的比例徵收公糧,按畝產幾千斤幾萬斤的比例收了公糧之後,其實沒有糧食可剩,農民就沒有糧食吃了,所以農民的口糧普遍的匱乏。

根據中共官方統計或官方認可的數據,三年大饑荒大概是死了一千多萬到兩千萬人,但是根據中共官方人口統計的數字進行分析,大躍進期間造成的大饑荒,死亡人數在三千五百萬到四千五百萬之間,還有人估計說有九千多萬。這個三年大饑荒,中共官方長期說是老天造成的,所以他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或者叫三年困難時期。

中共第二號領導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國國家主席,也是毛澤東確定的接班人劉少奇,他就對毛澤東直接說,人相吃,你我是要上書的。李肅對此解釋說,就是沒有糧食,都人吃人了,人吃人你毛澤東和我劉少奇會被寫到史書上去,毛澤東當然心裡不高興。

李肅表示,在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有7,100多人參加的七千人大會,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在會上劉少奇等人就提出,大躍進是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他說得很輕,成績是主要的,七分成績,只有三分缺點,但是他又藉湖南農民之口說,三分的缺點裡邊,包括三分的天災七分的人禍,這就嚴重了,所謂的人禍那不就是領導失誤嘛。而毛澤東堅持說成績和錯誤,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就是說九分是好的一分是差的。但是對劉少奇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與會官員紛紛表示贊同,紛紛批評大躍進的冒進政策。

毛澤東頂不住了,被迫在大會上做了他1949年建政以後,唯一的一次自我批評,但是他所謂的自我批評只是在7,000人大會上,並沒有公開,也就是說6億5,000萬的中國人民,並不知道毛澤東做了自我批評,也不知道中共黨內承認了大躍進有問題。再之後,毛澤東在各種壓力之下,就退居所謂的二線,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主持日常工作。

李肅分析,儘管劉少奇等人當年為了維護大局,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威信,還是違背事實地強調說,大躍進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毛澤東仍然耿耿於懷,他認為劉少奇等人是要架空他,他感覺到以劉少奇為首,一直到基層幹部,都存在著與他想法不一樣的,對政策不滿的人。

李肅說,所以在1966年毛發動文革的時候,就寫了一張所謂的大字報,其實就是一篇文章叫《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他在裡邊就指責說七千人大會是右傾。在1967年,毛又表示說,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了,修正主義要推翻他們。毛的夫人江青也說過,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

李肅總結說,所以研究文革的專家,普遍認為毛澤東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以後,便開始計劃打倒劉少奇了。

毛澤東擔心自己身邊有赫魯曉夫式人物

李肅表示,中共建政17年,國際上發生的一件大事,就是蘇共批判斯大林。1953年斯大林去世三年之後,赫魯曉夫連續扳倒了兩位斯大林的接班人,成為蘇共的最高領導人。在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做了一個祕密報告,強烈批評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和大清洗的錯誤,就是批判他是暴君。李肅分析說,蘇聯領導層的內部鬥爭,和對斯大林的死後的批判,讓毛澤東開始極度擔心,擔心中國有沒有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在自己身邊,等著自己死了,就會把自己的大躍進等拿來批判,甚至是在那之前就來奪了自己的權了。毛開始懷疑劉少奇及其同黨就是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

李肅認為,中共黨內,以劉少奇為首的務實派對毛的狂熱政策有所不滿,加上蘇聯對斯大林的批判,所以毛澤東感覺到,必須要打掉劉少奇,奪回權力,所以他在1966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發動文革不是為了烏托邦理想

至於說,毛澤東有一個烏托邦理想,旨在建立一個沒有官僚特權,人人平等的社會,他發動文革是不忘初衷,為了打掉執政以後日益嚴重的官僚特權,李肅認為,這種觀點站不住腳。他分析說,從歷史上看,毛澤東從參加中共革命一開始,就有極強的等級觀念,所謂的官僚特權,不僅沒有在他的治下被消滅,反而走向了極致化和制度化,烏托邦不是他的理想。

第一,延安時期特權已經制度化

李肅說,在中共延安時代,就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時侯,中共雖然很貧窮,物資也很匱乏,但是對於延安的三萬多中共高級幹部,它是集中力量去服務的,但是對這三萬多人不是平均分配,三六九等分得很清楚。

李肅表示,在延安時期,中共的特權已經形成了制度,他以吃穿舉例。比如,在吃的方面,延安的伙食嚴格按等級分為特灶、小灶、中灶和大灶,叫做食分五等。特灶專供中央領導人、革命元老、外籍專家,每餐是四菜一湯,還專門建立了農場,養牛養羊種蔬菜,包括外國人送的40頭荷蘭奶牛的鮮奶也是專門供應這些特灶。下面一級是小灶,廳旅級的吃小灶,所謂的旅級就是軍隊旅級以上軍官,廳級就是廳長,小灶是每頓飯兩菜一湯。然後是中灶,縣團級的吃中灶,是一菜一湯。普通幹部就是大灶,大灶就是10個人圍一桌,桌上就是一盤菜。

穿的方面是衣分三色,就是大家穿的制服樣式差不多,也沒有明顯的軍銜等級標誌,但是顏色和布料是不一樣的,中高級幹部的制服料子,是從國統區甚至是日戰區買來的斜紋布,顏色很均勻;普通幹部穿的是邊區百姓自己織的土布,染料技術原始,染出來的顏色有深有淺,都能看出來。

而且專門建立了中央保健委員會,在延安有兩所醫院,專門為高幹及其家屬提供醫療。

李肅表示,所以當時有人就不滿說,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等級制當年曾經引發人們對中共特權的不滿。

第二,中共建政以後,官僚特權全面固化和特供

在中共建政以後,整個等級就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官僚特權全面固化和特供。

李肅以工資和住房舉例說明中共的等級特權。他說,普通人的月薪,那個時候大概是20元到40元,而高級幹部的工資可以達到400多元,相差10倍。住房,首先是按照級別來算的,處級、局級、副省部級、正省部級、副總理級,每一級住多大面積,幾間房子,都有嚴格的標準。就是先按照級別分,同等級別的再按照家庭人口數量來分,級別是最先的。

另外,還有教育特權。李肅介紹,在北京、各省好的中小學校,平民子弟要進去就得考試,高級幹部子女不僅有專門的學校,要進入平民學校的那些好學校,也有專門分配的名額,考試並不是跟平民一塊競爭,是自己考的。進入大學也是一樣,高幹子女成績是單算的,並不是跟平民一起去考。

此外,特供更是一大特色。李肅指出,大饑荒三年餓死幾千萬人,但是幾乎沒有聽說哪一個幹部被餓死,哪個幹部的家屬被餓死,都沒有,普通幹部都沒有餓死,高級幹部更是不可能餓死,他吃特供。從1956年開始,中共特供開始加碼,五六年中共中央在北京設立了特供商店,裡面什麼都有,但是只能是副部級以上的高幹和家屬才能進去。在北京就像在延安一樣,專門建了特供農場,為特供商店提供特供商品。北京的特供農場在開始叫做香山農場,後來擴大了叫做玉泉山農場(現稱巨山農場),專門種植、養殖無公害、無農藥的蔬果、乳製品與肉蛋類,以供中央領導人專享。廳局級幹部和各省的廳局級也有特供,但不是在那種特供商店裡。所以即使在最艱難的三年的大饑荒時代,他們也沒有問題。

李肅分析,在文革時代,雖然毛澤東號召批判走資派,也不是把特權打掉,只是利益分配上換了形式。當時絕大多數的中學畢業生,被送到農村去,叫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而有權勢人的子女是不下鄉也不上山的,他們去當兵,進入部隊。後來大學開始招生了,但是不考試,叫推薦上大學,就是工農兵學員,普通的平民子弟,為了爭取上大學,就得巴結農村的幹部,工廠的幹部,甚至有一些女青年被迫出賣肉體,但是高幹子弟不需要有表現,也不需要推薦,他們直接就能上大學,所以當時的所謂工農兵學員中,幹部子弟特別多。

第三,毛澤東的特權處於等級金字塔頂端

說到毛澤東本人,李肅表示,毛澤東本人的特權比皇帝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是等級金字塔最高的,他享有的東西,對於任何皇帝都是高不可攀的。唐代楊貴妃想吃荔枝了,所以通過驛站,一站一站地快速把廣東鮮荔枝送到長安,唐代大詩人杜牧就說,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大家說是反映了當時皇帝的特權有多高。

李肅說,毛澤東不用什麼騎馬,他用飛機。據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廚師說,毛澤東有的時候想吃某一種小時候習慣的家鄉野菜,找不到他就會不高興,所以有關部門就會迅速通知湖南那邊的人,馬上派人到地裡去找,弄一小筐,夠一個人吃的了,空運到北京。按說毛澤東吃野菜不高級,但是他是需要即時空運到北京的。

還有,毛澤東喜歡抽菸,有專門給他定做的熊貓牌香菸。熊貓牌香菸開始是給毛澤東等最高級幹部做的,文革以後才賣到民間。毛澤東還喜歡抽四川生產的雪茄,在北京做不出來,直接就把四川那些種菸的,做菸的頂級工匠,調到北京,好像有11個人調到北京,成立一個祕密小組,專門為他一個人種菸葉做雪茄。

李肅也指出,毛澤東自己有大量的講話文章,很多是祕書代筆的,但是出版以後,稿費全歸他一人所有。在1976年他去世的時候,個人稿費已經累積到7,500多萬,相當於今天上千億人民幣。

此外,毛澤東的服務團隊也是多的不得了,他有十幾個廚師,中西廚師都有,他每一次出行需要三列火車。

李肅總結說,這些歷史的細節,就表明毛澤東根本就不是追求什麼平等,有烏托邦理想的,延安時代食分五等,衣分三色,建政以後的特供商店,他所謂的稿費,都是特權。所以,毛澤東發動文革,不是為了理想、烏托邦、反特權。

參考視頻【時事縱橫】60年後的回首 毛澤東為何發動文化大革命?

責任編輯:葉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