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0日訊】走出千年泥濘 (上集)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了講話(I1)﹐指出文學的主要任務是批評敵人和維護黨的領導。這一宗旨確定了中國文壇在建國前後若干年的發展基調。
然而在一九五六年﹐一篇題為“在橋樑的工地上”的報告文學(I2)﹐打破了文學界近十四年的歌功頌德﹐以溫和的態度開始了對共產黨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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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年後的一九七九年﹐當改革開放剛剛將中國的大門向西方敞開時﹐[人民文學]雜誌(I3)發表了一篇題為“人妖之間”(I3.1)的文章﹐以採訪大貪污犯王守信為題﹐直接揭露了共產黨內部的腐敗現象。
一九八五年﹐另一篇在社會上引起震撼的文章 —“第二種忠誠”在[開拓]雜誌上發表(I4)﹐公開提出要敢于對共產黨的領導提出不同意見﹐倡導獨立思考﹐勇于糾正黨的錯誤。
在共產黨一言堂的統治下(I4.2)﹐舉國上下歌功頌德的社會裡﹐是誰敢于這樣直言不違﹐大膽揭露黨內弊端呢﹖他就是曾經被打成右派﹐兩次被開除出黨的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和記者劉賓雁先生(I4.5)。
劉賓雁于一九二五年出生于吉林省長春市(I4.8 map)。祖父(I5)是山東的難民﹐帶著全家逃荒到了東北。父親(I6)當年是俄國的華工﹐後在中東(又稱中昌)鐵路當翻譯。童年的劉賓雁(I7)有著較好的家境﹐九一八事變後因父親失業而生活變的結據。但母親與姐姐的偏愛(I7.1)﹐加上受父親從俄國帶回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使他從小就形成了好奇﹑執著和獨立思考的性格。
劉賓雁的青少年時代﹐經歷了九一八事件(I7.3)和日本在東北的侵略統治(I8)。早年的他接觸了大量進步作家如魯迅(I8.2)﹑巴金(I9)等的作品。隨著西方綏靖政策的失敗﹐太平洋戰爭(I9.2)的爆發和日本對中國侵略的擴展(I9.3)﹐他對局勢變得越來越擔懮。為了更多地了解世界上正在發生的變化﹐他轉學外語﹐以便閱讀大量外文報章(I9.5)。這段經歷對他的民族意識﹑社會閱歷和政治觀念起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抗戰後期﹐劉賓雁于一九四三年在天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I9.7 黨旗)。他認為中國所面臨的不僅僅是趕走日本人(I9.8 Surrender)和民族解放(I9.9 抗戰勝利畫面)﹐更重要的是還要解決隨之而來的許多社會問題(I9.9 破碎江山)。那麼他當時是如何選擇了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理想呢﹖
劉: 這個中間我確實猶豫過﹐我是去西安呢還是去延安﹖當時我在北京上學﹐從日本戰領區坐火車去西安很安全。國民黨有個戰干團是專門吸收知識青年的﹐待遇也還不錯。去延安或其它解放區的地方呢生活就很苦﹐而且越過封鎖線也比較危險。為什么選擇了共產黨這有很多原因。小時候我的祖父和父親都是難民﹐出來逃荒很苦。一九三一年後日本佔領了中國﹐我們都成了亡國奴﹐這是很悲慘的事情。但奇怪的是日本佔領了東北後﹐關內的山東難民還源源不斷地往東北跑。關內在國民黨統治下是自由中國﹐那這些人為什么不呆在關內而要放棄自由跑到東北當亡國奴呢﹖是因為活不下去呀﹗父親失業後我家裡比較貧困﹐交不起學費﹐受到歧視和羞辱﹐因而感到社會不公﹐為什么有窮人有富人﹖加之父親老說十月革命後的俄國怎麼怎麼好﹐列寧怎麼怎麼好﹐這對我影響很大。所以我覺得中國不僅僅是民族解放問題﹐還要解決社會問題。而自由主義﹐不管胡適怎麼偉大﹑國民黨怎麼好﹐他們沒有解決這方面問題的綱領﹐所以還是要改造社會﹐要搞社會革命。因而我很早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當然是我的第一個選擇對象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劉賓雁在[人民文學]雜誌(I10)上發表了作品“在橋樑的工地上”﹐對黨內的官僚主義和保守主義作風進行了溫和的批評。同年七月又在同一雜誌上發表了“本報內部消息”(I10.2)﹐更明確地對共產黨在新聞界的領導提出異議﹐要求更多的新聞自由。他的文章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反響﹐同時也悄悄地栽下來他命運中第一顆不幸的種子。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親自出馬﹐號召民眾幫助共產黨整風(I10.3)。思想單純的劉賓雁與當時的大多數民眾一樣﹐相信了共產黨的誘騙﹐以一顆赤誠的心向黨傾吐了忠言。
劉: 到了五七年的時候又出現了新的情況﹐就是毛澤東親自出來號召大家幫助黨整風。這個震動很大﹐許多年紀大的人都不相信﹐可我是完全相信了﹐所以就去照辦。劉少奇決定[青年報]和[人民日報]記者要到上海去採訪一次罷工並進行報道。這可不是一般的罷工﹐是工人們把廠長﹑書記作為人質扣押起來﹐不答應要求就沒有自由﹐用這種強硬的手段對待共產黨。而[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居然可以發表這樣的報導﹐我當時真是萬分興奮。於是我就自告奮勇去了上海。到了那裡後寫了五千字的報導用電報發回。但導致我後來打成右派的不是這篇﹐而是一篇叫“上海在沉思”的報導﹐要害是我在文中不指名地批評了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
五月中﹐這篇報道導(I10.5“上海在沉思”)發回了北京﹐並很快傳到了毛澤東的手里。毛看後批示說:
劉﹕“看來有的人不是想把中國的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中國搞亂”。注意這個亂字份量之重﹐它指的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布達佩斯的那種反革命暴亂。所以我的命運這時已經定了﹐但我自己卻完全不知道。我還給他寫信。因為發現到了五月二十日左右上海的情況不對﹐工人們已經起來了﹐每天有好幾十起罷工或請願。那麼黨內的左派勢力開始有些不耐煩了。正巧這時北京要召開省市委書記會議﹐我擔心他們大部份都很保守﹐毛澤東會受他們的影響而停止鳴放和整風。所以于五月二十五日晚寫了封長信給他﹐勸他千萬不要煞車。當時對他還是非常相信的。
從此﹐劉賓雁開始了他坎坷的人生歷程。象千百萬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一夜間變為反革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不僅被開除出黨﹐而且被下放農村接受勞動改造。盡管如此﹐他仍然沒有放棄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仍然期待著有一天他的真誠能夠得到黨的理解。
劉﹕最大的期望第一個是摘帽子﹐第二個幻想是有一天能恢復我原來的工作 ﹐能重新入黨。一九七九年年初七八年年底﹐靠胡耀幫的功勞﹐給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了反﹐我也在其中。後來回到了[人民日報]﹐重新恢復了我的記者生涯。
一九七九年九月﹐報告文學“人妖之間”(I12)在[人民文學]雜誌上發表。該文以描寫大貪污犯王守信的墮落過程為線索﹐揭示了導致共產黨內部腐敗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根源。那麼﹐停筆二十二年後的劉賓雁是如何選擇了王守信的案件﹐寫出了這篇在社會各方面引起強烈反響的文章呢﹖
劉﹕這個問題我也想過﹐很多文學界﹑新聞界的朋友這二十多年也都一直在寫 。他們對農村對社會比我更熟悉﹐應該是他們寫這篇東西﹐可為什么我把它寫出來了﹖後來我明白了﹐正因為我和這個社會隔離了二十多年﹐所以我看什麼事都很新鮮。這個案子其實已經在全國報道了﹐應該是沒什麼好寫的了。可我覺得還是很奇怪﹐為什么十一個犯案人中無一例外地全是共產黨員﹖因而覺得值得挖一挖。再一個就是王守信雖然已經被捕了﹐但老百姓還說他好。可惜這點我沒能寫出來。另一個是新鮮感﹐我不象許多生活在這個醬缸裡的人們﹐他們對這一切看的太多了而習以為常﹐就象現在大陸許多人認為腐敗不可避免是一樣的﹐可我覺得這是不能容忍的﹐是觸目驚心的。
此時的劉賓雁似乎完全忘記了當年被打成右派的陰影。他對許多問題的看法越來越成熟﹐越來越尖銳。這期間﹐他相繼發表了各種報道與文章。到一九八五年夏末﹐他的作品“第二種忠誠”(I13)醞釀成熟並與社會見面。
劉:“第二種忠誠”裡應該說的是對共產黨的忠誠 。我認為有三種忠誠﹕一種是老黃牛﹐黨說什麼就是什麼﹐愚忠嗎。第二種忠誠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見﹐敢于堅持正確意見﹐敢于和黨內錯誤的東西作鬥爭。我寫的倆個人都不是共產黨人﹐但都對黨的錯誤﹐包括毛澤東的錯誤面對面的進行了鬥爭。我認為應該提倡這個精神。
八十年代中後期﹐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民主的呼聲越來越高。劉賓雁在作品中所倡導的理念也越來越鮮明。這給他帶來的不僅僅是眾多讀者的支持和共鳴﹐同時﹐也悄悄地栽下了他命運中又一顆不幸的種子。
走出千年泥濘 (下集)
著名作家劉賓雁因發表“在橋樑的工地上”和“上海在沉思”等作品﹐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和開除出黨。七九年在胡耀幫主持工作期間﹐他得到了平反並恢復了黨籍。重新工作後﹐他繼續深入社會觀察和寫作﹐揭露共產黨的腐敗﹐反對盲目信從。在停筆二十二年後又發表了力作“人妖之間”和“第二種忠誠”﹐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
八十年代中後期﹐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民主的呼聲越來越高﹐這使當時的保守勢力感到不安並開始進行反擊。一九八七年﹐在討論胡耀幫問題的會議上﹐劉賓雁(I13.1)被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三個代表人物之一﹐與著名物理學家方勵之(I14)和知名作家王若望(I15)一起﹐被中共高層領導人親自點名開除出黨﹐從此開始了他人生中第二個不幸的轉折。但此時的中國已非三十年前的昔日﹐他雖第二次被開除出黨﹐但卻越來越受到社會與民眾的喜愛和關懷。
劉: 但是你看八七年我被開除黨籍﹐這個非常說明問題 。五七年反右一宣佈我是右派就沒人說話了。二十二年中到我家來的人裡除了親戚外不超過兩個。但八七年剛內定開除﹐還沒宣佈呢就有人已經來了。宣佈後是賓客迎門﹐而且都知道我家裡有竊聽器﹐仍什麼話都敢說。很多送藥的﹑送錢的﹑寫信的基本上都是素不相識。這是非常感人的﹐那你還求什麼呢﹖
劉賓雁的一生﹐為講真話付出了沉重代價。那么是什麼力量驅使他在遭受迫害後﹐仍然為堅持真理而講真話並揭露黨內弊端呢﹖
劉﹕這個跟我本人的素質有一點關係﹐我是比較叫真的﹐一件事要是不明白我就要把它弄明白。我不大容易接受我不同意的意見﹐有時可能頑固一點。但最大的力量不是在我身上﹐而是在我身後的中國老百姓。我說過﹐當時寫這個東西時我比較樂觀﹐自認為沒事﹐後來證明還是遭殃了。但是當我已經發現有危險時為什么還繼續寫呢﹖因為我發現是被人推著往前走﹐感覺背後是人山人海﹐有許多人﹐包括黨內一些高級幹部﹐於是我就覺得有恃無恐。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力量。而且也就是這個力量在推動中國歷史的進步。
幾十年的經歷可謂坎坷不平﹐歷盡苦難。一個備受讚譽的作家﹐一夜間便淪為反革命分子﹐成為階下囚﹔一雙持筆墨的手被迫拿起鋤頭﹐成為社會最底層的農民。無數的精神與肉體上的磨難﹐並沒有使他屈服。他雖然絕望過﹐但仍然堅持著自己的理念﹐面對著那漫長而無望的人生旅途。
劉﹕應該說對革命的理想﹑美好的未來 在心裡還是有的。但是已成為人下人的右派還能有什麼個人的美好前途呢﹖但是支持我活下來的是我總覺得我這個人還能干點事﹐我身上還有點價值能夠把它發揮出來﹐實現出來﹐這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假如你有萬慣家財﹐但卻非常平庸﹐是個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的酒囊飯袋﹐那這一輩子又有什麼意義呢﹖所以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在回家無望﹑平反無望﹑做記者和作家無望的情況下﹐我想也許將來還能做個翻譯吧﹖於是就帶了本字典在鄉下學起了英語。這是我的一個基本動力﹐覺得還能做點事﹐死了有點可惜。
一九八九年是民運學潮在中國風起雲涌的一年(F4: TAM, student)。 劉賓雁與眾多的中國百姓一樣﹐對當時的民主改革勢頭充滿了樂觀與期望。然而進入五月後﹐形勢急轉直下。趙紫陽的下臺﹐給如火如荼的學潮罩上了黑黑的陰影。至六月四日﹐這一建國以來最為觸目驚心的民主浪潮在坦克車的鐵鏈與槍炮聲中落下了帷幕(F4.1: crackdown …)。當時的劉賓雁正在國外訪問﹐他多方奔走﹑演講﹐聲援學生。六月以後﹐雖然保守派已在國內明顯占了上風﹐但他對時局還是那麼樂觀。
劉﹕現在回想起來很多人都很樂觀。逃亡出來的人說明年﹑後年就可以進中南海了﹐就可以把政權拿過來。我到沒有那麼想﹐我認為不是共產黨政權被摧毀了﹐而是共產黨上層在社會的強大壓力之下﹐改革派的力量會慢慢增強﹐然後慢慢回到趙紫陽時代﹐我是這麼看的。
然而劉賓雁所不知的是﹐隨著六四的槍聲﹐他流亡生涯的旅程已經悄悄地開始了。
這是十四年後在新澤西的一個小鎮上。這裡看不到反右的殘酷與文革的動亂﹐也聽不到六四的槍聲。清靜安逸的環境﹐早已沖淡了許多大陸流亡人士對往事的痛苦回憶。然而這表面的平靜﹐卻掩蓋不住劉賓雁內心對祖國的思念。他雖然被拒之國門之外﹐卻從未使自己與中國隔絕。他仍然是半個世紀前的劉賓雁﹐無論是在牛棚﹐還是在報社﹔是階下囚﹐還是名記者﹔他都堅持孜孜不倦地讀書和寫作。他對真理的執著與獨立思考的個性﹐使他對當今的中國有著與眾不同的見解。那麼流亡十四年後的今天﹐他是如何看待目前的中國社會呢﹖
劉﹕從現在到今後的三十年之內 恐怕要死很多人﹐甚至于血流成河。社會大動亂恐怕是難以避免的。不是不可以避免﹐而是從黨內到黨外沒有做足夠的努力。我要特別說一下知識界﹐很多人背叛了人民。這個悲劇也許就是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一個出路。我們在八十年代就議論過﹐人口問題怎麼辦﹖歷史上是靠內戰﹑飢荒﹑瘟疫。而且你看中國社會的犯罪﹐恐怕就是這個出路。看來只能是中國人自己解決自己的人口問題﹐那就是殺﹑下毒和各種瘟疫。但是過了這一段﹐三十年﹑四十年之後中國還會好起來。
八九年被拒國門外之後﹐劉賓雁再一次被迫與中國社會相隔絕。但他以遙望追蹤國內變化為主業﹐致力于追回中國由于幾十年與世界隔絕而無緣的西方文化成果﹐想借此二者尋求一個問題的答案﹐即中國向何處去﹖那麼他找到答案了嗎﹖
劉﹕沒有﹗但是沒有答案這一點已經很清楚了。因為中國盲目的學習西方﹐把美國的﹑西歐的那些最反對的﹑最右傾的經濟學理論拿到中國去搞﹐搞這種所謂的市場經濟﹐結果證明是失敗。美國失敗了﹐歐洲失敗了。他們沒有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中國也一樣倒霉。怎麼辦﹖沒有一個現成的模式。斯大林式的﹐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已經行不通了。英美式的資本主義﹐意大利式的﹐東南亞式的拿來也不行。這就需要中國人創造。需要高度的創造性﹐認真地研究中國的國情﹐好好研究這五十年﹑一百年來的歷史﹐找到一條路。我相信是能夠找到的﹐但沒有現成的路。
他的流亡生活是那麼清貧﹐內心是那麼平靜。他對真與假﹑善與惡的態度仍是那麼的涇謂分明。他每週除了為一家電臺作評論外﹐其余時間多用于讀書和寫作。當問及目前的寫作計劃時﹐他回答說﹕
我現在在寫的不是我的自傳﹐是透過我個人的經歷來看待中國社會。因為中國沒有一本社會史﹐我要告訴中國人中國社會怎麼變過來的﹐共產黨怎麼變的﹐中國人怎麼變的。這裡面有好有壞。我相信我所知道的很多事是很多中國人不知道的。這裡有很多的秘密我要告訴中國人﹐讓他們受到鼓舞﹐看到希望﹐看到哪條路是中國人真正應該走的。這本書寫完恐怕要四﹑五十萬字以上。從九九年開始寫﹐到現在還沒寫完﹐剛寫到一九五七年。書的題目叫 “走出千年泥濘”。
我認為中國歷史將近一千年是停頓的﹐要突破這個東西往前走﹐就是這麼一本書。
“老驥服犡﹐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用這首詩來形容現在劉賓雁也許是再也合適不過了。他的一生可謂是風風雨雨﹐坎坷不平。但他卻從未因此而放棄對真理的追求。他沒有因為得到榮耀而變得阿腴奉承﹐也沒有因為遭受迫害而屈服權勢。他始終保持著一個正直善良的好人所應有的氣節。朋友們﹐我們的故事就到此結束了。讓我們由衷地祝愿劉賓雁先生順利完成他的宏偉寫作計劃﹐更期望我們的祖國早日走出那千年的泥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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