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5日訊】作者按語﹕此為一篇舊文，希望導斌等人也能有一份這樣的從容和樂觀。 曉波
有些教徒以侍奉上帝的名義逃離塵世的苦難，退回一己的內心冥想，並以為這就是純粹，但這恰恰有悖於基督教的原旨。耶穌就是為了承擔塵世的苦難才信上帝、才走向十字架的。響應上帝的召喚，就是一個人以整個生命負責，就是在不信任中尋找並抓緊信任，就是在無望中滿懷希望，就是在苦難中體驗受難的幸福，在悲觀中保持樂觀，在鎖鏈中爭取自由。
敬畏和謙卑，包含著坦然面對厄運並對未來保持樂觀的信心，在危險中學會戰勝恐懼，以一種發自內心的坦然與苦難相處，這就是朋霍費爾的聖徒人格的啟示。如果人與人之間有著充分的相互信任，上帝就不必獻出親子的生命；如果獨善其身就能使人性完美，耶穌就不必進入人群中，與那些低賤者相處。愛敵人是愛的絕對的極端的表達，它意在證實上帝之愛無界限，浸透和包容一切。凡人達不到這種愛敵人的境界，唯有耶穌才能。以耶穌的榜樣作為激勵的凡人，在達不到神之愛的境界之時，至少要努力達到寬容其敵手或對手。
死於納粹集中營的朋霍費爾是自投地獄，卻在人間地獄中成就了信仰的天堂。1939年，在希特勒的恐怖統治在德國肆虐和戰爭已經在歐洲開始之時，他正在美國巡遊講學並公開抨擊納粹主義。他本可以留在美國，但是，一邊享受著異國的自由和安全，一邊隔著遼闊海洋譴責納粹，對於他來說無疑於靈魂犯罪，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我來美國實在是一個錯誤。假如此時不分擔同胞的苦難，我將無權參加戰後的重建。」 這與其說是向朋友表白，不如說是自我激勵。他離開自由而光明的美國，回到極權而黑暗的故鄉。結果是他早就預料到的：他因反 納粹而被捕入獄，就在勝利前夕的1945年4月9日，在關押他的佛洛森堡集中營被盟軍解放的前一天，他被押赴刑場。此刻，他仍然沒有後悔當初決然回國。
朋霍費爾以生命的代價分擔了同胞的苦難，贏得了參加戰後重建的充分資格。雖然他的肉體已經無法加入重建者的行列，但他的行為本身和留下的《獄中書簡》，卻深深地影響了二戰後的西方神學，為德國、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留下了豐厚的人格及精神遺產：以一個甘願上十字架的殉難者的不朽亡靈，參與了人類的精神和信仰的重建。
在失去自由並隨時可能走向終結的苦難中，朋霍費爾始終平靜地對自己微笑，彷彿他是一個從一出生就只會笑的怪物，孕育他生命的母體就是一個誕生生命奇蹟之地。他之所以能夠保持絕境中的希望，發出開朗而令人驚奇的笑，就在於他始終信仰著。他的文字不只是用來表達悲哀了，更是表達歡樂的，其份量沉得比任何絕望都豐富。正如他在臨刑前向獄友告別時所說：「這，就是終點。對我來說，是生命的開端。」
獄中的朋霍費爾，既悲觀又樂觀：他的悲觀主義——不讓幸福變成甜蜜的毒藥；他的樂觀主義——不讓未來落入惡棍之手。
在當今世界，有沒有宗教形式並不重要，重要的僅是耶穌的典範力量。聖子的神人兩重性才是道成肉身的真正意義。只有神性的耶穌是對上帝恩典的歪曲，無視人間悲劇的冷酷和怯懦更是對上帝的背棄，唯有同時具有神性和人性的聖子，才能懷有對人世的深刻的人道主義關切，才是上帝恩典的力量之所在。耶穌死而復活只是象徵著聖子受難精神的永存，聖子參與上帝在塵世的受難的啟示。具體到我們的處境，唯有對我們所面對的惡劣環境抱有朋霍費爾的胸懷，我們才能在苦難中活出歡笑和幸福，在無靈魂的社會裏發現生命的意義。
親愛的霞：坐牢正是參與塵世苦難的一種方式，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放棄的，縱使我們改變不了甚麼，但我們的行為起碼可以證明耶穌精神仍然活在人間，朋霍費爾的榜樣正在逼視和召喚；在無上帝的現代世界，耶穌精神是唯一能夠抗衡人類墮落的信仰力量。正如朋霍費爾所說：「產生行動的並不是思想，而是願意承擔責任的準備。」
耶穌的實在性必將證實人在本質上是「希望著的存在」，而非徒勞的幻覺性存在。無論在失敗還是苦難或死亡的面前，人的希望都將對自身做出終極的肯定。最深刻的肯定就是面對絕境時，仍要掙扎著為希望而生存下去的樂觀勇氣。理性告訴我們：人不可能真實地想像或體驗死亡，我們的生命本能會從這種對死亡的想像中退卻，陷入一種無能為力的狀態之中，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向死而生的存在勇氣是虛構的。但是，我們的生命的最深處確實存在著對屈從於死亡的終極否定，即懷著永生的希望吁求上帝，這種吁求就是向死而生的勇氣。
在倫理上拒絕死亡，就是在信仰上依賴上帝。
在這種希望中，此生的苦難和絕望皆被拋置身後，皆得到了存在論意義上的合理解釋。沒有希望，便無從在苦難中發現意義。不理解希望也就是不理解人的存在。所謂生存的勇氣唯有希望才能給予，而希望來自神聖，來自愛、來自耶穌的十字架。
在苦難中發現希望（意義），人的存在的質量視其接近上帝（神聖）的程度而定。沒有神聖價值參照的生命只是一種深淵似的貧乏。因為人的生命能夠從入神的能力和信念中獲得存在的豐富性和高貴性。形而上學的維度所無法證信的東西，必須從信仰的維度來加以證信，否則的話，歷史和精神就是一片空白，雖有延綿，但無意義，至多留下一堆物質垃圾。換言之，無神的時間便不是生命時間。在信仰者看來，任何權力最終都只是一種幻覺，因為權力沒有超驗之維，終將曇花一現，成為過眼煙雲。希望是以向死而生的勇氣克服人的局限，幽默則是以向死而生的超然蔑視邪惡，並克服人性的軟弱所導致的這樣一種生存狀態：被自我恐懼逼入作繭自縛之中。
如果人退卻了，在本不該屈膝的時刻就屈膝了，沒有堅持住那一瞬間，即使經過反省之後，想用漫長的餘生去彌補或贖罪，也無法找回那一瞬賦予生命的終極意義。一生堅持毀於一旦是常有的事。實際上，應該反過來說，只要有了這個一旦，就再沒有真正的堅持了。活出意義來不易，活得虛無更難，人的生命的根基處生長著意義的種子和希望的萌芽，這是無法徹底毀滅的種子和無法徹底根除的萌芽。凡是有深度的虛無主義者，皆是太想活出意義來的人，是在感覺到意義的匱乏和存在的虛無之時，想戰勝虛無的人。這樣的人肯定不是虛無主義者。卡夫卡不是，儘管他對生命之路抱有懷疑；加謬更不是，儘管他想做局外人，但最終成為了反抗者。《鼠疫》就是一部反抗虛無的經典。包括西西弗斯的行動，其徒勞不是虛無而是意義，它為後人留下了借題發揮的寬廣空間，以至於這空間已超越了時間，成為人類境況的永恆象徵。
由信仰而得到的靈魂淨化也許會受用終生，捨己救人是一種宗教性情懷，唯有信仰才能與人性之惡的肆虐抗衡。在獄中保持激情，絕非把苦難和死亡浪漫化，誇大苦難甚至比誇大幸福更愚蠢更輕浮，危險之中的從容是無法偽裝的，記住朋霍費爾的告誡：「最重要是，我們決不能向自憐讓步。」
1998年10月於大連勞動教養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