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1日訊】
宋 劉松年
天女獻花 冊
絹 設色
26.6 x 51.4公分
文殊菩薩身披瓔珞，右指輕捻、雙唇微啟，莊嚴地坐在華座上。比丘們披著袈裟，立侍於菩薩身後，正專注地聆聽舍利弗與天女對話。舍利弗站在菩薩跟前，轉頭朝向天女說話。嫻靜神通的天女，正以左手捧著花盤，右手捻著天花，側身回首與舍利弗應答。本幅雖稱作「天女獻花」，實際上應是一幅「天女散花」。
「天女散花」的故事典據《維摩詰經》，這部佛經提到維摩詰居士和文殊菩薩討論大乘教法時，有一位天女便散花供養他們和聽法的比丘、菩薩等。每當花落在菩薩的身上，便隨即墮落，但是落在比丘的身上，卻著附不墮，其中有一位比丘舍利弗一直想撫落花朵，卻苦不如願。這時天女便以花為喻，說明花之著與不著實源於他們仍有分別心之故。
此幅作品即是呈現此一故事的部份。畫中設色雅麗，用筆挺勁，菩薩的瓔珞、冠飾，座上鑲嵌的珠飾，甚至座下獅子的皮毛，均以金線精謹繪製而成。畫中人物造型各異：文殊菩薩法相莊嚴，天女輕盈秀麗，三位比丘與舍利弗面貌奇異、神情生動。雖然未必出自劉松年（活動於1174- 1225年後）之筆，但也屬南宋精謹之作。
本幅繪一菩薩身披瓔珞，坐於華座之上，旁立比丘三人，均神情專注地看著菩薩座前的天女與一位比丘。這位天女左手捧一花盤，右手二指捻花，轉身回首。比丘則身著右袒式袈裟，雙唇微啟，二人似在對話。此畫未見於早期著錄，《石渠寶笈三編》（註1）與胡敬的《西清劄記》（註2）均依畫上籤題，稱此作為劉松年「天女獻花」。《西清劄記》提到，該畫「無款識」，但細審原畫，菩薩左側比丘的足後，有「劉松年」三字。此一款書十分糢糊，似經後人磨去。
劉松年，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居清波門外，人稱劉清波，又呼暗門劉。南宋淳熙時（西元1174－1189年）為畫院學生，紹熙時（1190－1194）為畫院待詔。師張敦禮，工畫山水、人物，而神氣精妙，名過於師。劉松年的生卒年不詳，據翁同文先生的考訂，劉氏的卒年應在西元一二二五年後。（註3）
此開冊頁畫幅本身鈐有「都省書畫之印」與「張則之」二印。「都省書畫之印」是元代祕書監的官印（註4），說明此畫曾為元朝內府所藏。傅申先生的研究指出，入元以後，不少南宋內府的收藏流入祕書監中（註5），所以這件劉松年「天女獻花」極可能為一宋代的作品。對幅鈐有「蕉林玉立氏圖書」與「棠審定」二收傳印，說明此畫在入清宮之前，曾為梁清標所收。
值得注意的是，「都省書畫之印」有挖補的痕跡，它的絹色灰沉，與畫幅其他部分不合，不過它的經緯又與畫幅其他部分的絹相合，此印與本畫應屬同一件作品。然而目前這幅冊頁並無破損之處，因此筆者推測，這一冊頁原來可能是一件手卷，但因後半殘損，重新裝裱時，遂將其改為現在這種冊頁的形式，且將原在破損處所鈐的「都省書畫之印」移置於此。
從此幅「天女獻花」的畫面觀之，畫中主角似非天女，而應是坐於華座上形體最大的菩薩。同時天女捻花回首，與身後的比丘對談，也未作獻花的動作，故此幅「天女獻花」的品名似有商榷的必要。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南宋無款「維摩演教圖」畫卷（註6）中，維摩詰居士所坐炕榻旁邊站立的天女，右手捧一花盤，左手捻花，姿態與「天女獻花」中的天女如出一轍。同時，此位天女也是回首望著身後的比丘。而且「天女獻花」中的菩薩座下尚見兩隻獅子，獅子乃文殊菩薩的坐乘，這位菩薩當是文殊菩薩無疑。由此可見，本院所藏的「天女獻花」原來很可能是一幅「維摩演教圖」的手卷，後因後段維摩詰的部分殘損，故改裝為冊頁的形式。
「維摩演教圖」的圖像典故出自《維摩詰經．觀眾生品》（註7），在該品中維摩詰居士向前來探病的文殊菩薩講述大乘妙法。他提到應先觀眾生如幻如化，從中了悟人空境空。然後再秉無住之心，行各種慈行，証得法空，如此便能妙解自在。此時天女現身，散天花以供養當時在維摩詰居室中聽法的眾菩薩和比丘。天女所散之花，落到菩薩的身上，隨即墮落，但到比丘的身上，縱使他們運用各種神力，花仍不墮。其後天女與舍利弗展開了一段精彩的對話，經云：
爾時天（女）問舍利弗：何故去華？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天曰：勿謂此華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為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註8）
天女以花為喻，說明花之著或不著，皆由是否有分別心所致。如舍利弗等比丘也能如菩薩一樣，斷除分別心，不著於有，亦不著於空，如此便能徹底了悟眾生與佛法如幻如化，如焰如響的道理。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維摩演教圖」中，舍利弗蹙眉揮袖，意欲撣落附著在衣上的花朵，是在描寫天女散花，舍利弗去花的樣子。本院所藏的「天女獻花」則是在表現天女與舍利弗對答，討論佛理的情景。
畫中人物造型瘦長，文殊菩薩法相莊嚴，天女輕盈秀麗，四位比丘面貌各異，或專心聆聽，或輕啟雙唇，神情生動。全作設色雅麗，菩薩的瓔珞、冠飾，座上鑲嵌的珠飾，甚至於座下獅子的皮毛均用金線描繪，一絲不苟，繪製精謹。本幅用筆挺勁，衣紋流暢，與本院所藏之劉松年「畫羅漢」三軸（註9）和「醉僧圖」（註10）的筆法不盡相同，或許是因本幅乃一件高二十餘公分的手卷，其用筆方式和高近百公分的軸子不同所致。無論如何，即使該作不是劉松年的真筆，但必為南宋畫家之作。
（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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