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6日訊】《南方日報》名牌記者朱德付最近撰寫了一則關於神童“製造商”的報導。湖北省公安縣13歲的聶愿愿在1998年的高考中，以628分的高分考取的華中理工大學。整個公安縣考分超過600分的只有11人，聶愿愿只比第一名645分少17分。在該縣考取華中理工大學的十幾位考生中，聶愿愿成績名列第二，一入校便獲得該校二等獎學金。
聶愿愿受的是他父親的家庭教育。他的父親聶其文1979年考入武漢大學外文系，臨近畢業前，從武大肄業，轉到湖北省荊州教育學院讀書，畢業後分配到公安縣閘口中學當英語老師。由於性格孤僻，教學方法又不循規蹈矩，聶其文在學校和領導的關係很僵，領導把他從講台上趕了下來。於是，他辭職到深圳、海南闖蕩了一年，然後回到公安，開始在兒子身上實踐自己的教育方法。他制定了一個詳細的教學計劃，將12年的課程濃縮在4年內完成。他的方法突出一個“背”字，不僅要求兒子將語文、英語等課本背得滾瓜爛熟，數學、物理、化學等課程也要求一本一本地背誦。除了公式定理以外，還要背誦大量的例題。
聶愿愿高考成功以後，聶其文名聲大振，立即受聘為湖北省藝術學院附中的校長。他對記者侃侃而談，表示：“我想在教學方面實踐一下自己的教學思想，從學前班到高中的13年，我準備用10年完成。只要我能做到這一點，我就比其他學校成功，因為我節省了3年時間。”聶其文的女兒剛剛12歲，也於4年以前退學回家，聶其文打算在她身上再做一次“神童”試驗。“她今年已經學到高中課程，後年讓她考大學。愿愿今年考大學時，周圍的人百分之百地認為他考不上，考上以後，大家又說這是一個特例。當我的第二個孩子成功以後，我的教育方法才真正有說服力，那時我要把我的教育方法總結推廣。”
記者來到華中理工大學，采訪了聶愿愿。當問及父親的教育方法時，孩子毫不遲疑地回答：“爸爸的方法不好。其實他並不想這樣做，主要是家里太窮了，他又自認為有學問，就自己教我。他只是拿幾本教材讓我背，其他什麼資料都沒有。爸爸每天都讓我做功課，我又不想做，他動不動就打我。我對他恨得要死，每天都當家里的那堵牆是爸爸，對著打，打得手上都起了老繭。”聶愿愿接著描述了自己平時的生活情況：“我剛進高中時成績很差，副科知識知道得很少。長江有多長，從哪里發源，在哪里入海，我都不知道。我每天早上5點40分起床，晚上12點才睡覺。現在想起來都害怕。”
父親洋洋得意，兒子驚恐不安；父親打算推廣自己的教學方法，兒子卻對父親所謂的“方法”恨之入骨。到底誰對誰錯呢？社會上眾說紛紜。
《羊城晚報》上刊登了廣州廣雅中學關於“神童”的討論。學生、老師和家長各抒己見，其中不乏發人深省的觀點。
孩子們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反對的，初一學生劉茵說：“我與聶愿愿同齡，都是13歲，比起他來，我真的覺得自己太幸福了，因為我的童年是在父母的呵護下度過的。我到過廣州各種各樣的遊樂園玩耍。我對童年有許多美好的回憶，而聶愿愿沒有，除了讀書，除了爸爸的打罵，他什麼都沒有。他13歲就上大學了，我不羡慕他。始終有一天我會上大學的，而且上得比他快活。”而另一種則是支持的，初三的李志毅說：“聶愿愿能夠成為神童，是因為有一點天生的聰明和更多的父親嚴格的教育。可見，成功確實是來自百分之一的靈感和百分之九十九辛勤的汗水。”
同樣，老師們也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老師朱其鳳說：“聶父這樣教育孩子，無疑是粗暴殘忍的，扼殺了孩子本來應該擁有的東西，如童年的樂趣、社會生活的豐富多彩、同學的友誼等等。可以說，他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很可悲的。”另一位老師周聖鳳則說：“棍棒下逼出一個大學生，說明：人的潛能是無限的，關鍵在於沒有挖掘出來。”
而家長們一致都表示反對。家長宋群說：“聶父棍棒相壓，無非是望子成龍，卻令兒子磨刀殺父，這當然是可悲的。”家長裴國珍說：“把孩子關在家中棍棒施教，即使13歲考上大學，方法也不能推廣。在學校老師雖然精心教，未必能夠考上大學，但教育符合規律，培養出來的正常人是成功的。”
“神童”現象和“神童製造商”現象的背後，有許多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聶其文在自己的事業上是一個失敗者，他同周遭的環境格格不入，便把希望寄托到子女的身上。子女成名也就是他自己成名。兒女的成功是他改變自己恥辱的生存的唯一希望。於是，他不惜用嚴酷的手段來造就“天才”。他的遭遇當豐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也許他確實有自己的一套具有某些合理性的教學方法，但是卻無法在僵化的現行教育制度下實施，因此被學校領導驅逐了。然而，他的處理辦法難以讓人苟同。他選擇了走偏鋒的方式，結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一成功的背後卻是子女心靈上莫大的痛苦。兒子和女兒付出了犧牲童年歡樂和幸福的沉重代價。小聶每天只有5小時又40分鐘的睡眠，比起夏衍報告文學《包身工》里所描寫的童工還要辛苦。他成了父親的囚徒。
在實施自己的計劃之前，聶其文有沒有替子女本人考慮過？有沒有想過子女本人的意願？顯然沒有。子女在他心目中像是機器一樣，他讓機器以最快的速度運轉起來，自己則像資本家一樣收取最大的利潤。他認為自己在愛子女，而子女對他卻是滿腔的“恨”，因為說到底聶其文是愛自己而不是愛子女。我想象著聶其文毆打兒子和女兒的情景，不寒而栗。我從中聞到了法西斯的味道。我反覆讀著小聶的話，他把父親看作牆，把打牆假想成打父親，居然打出了手上的老繭。這一細節更加令我直吸冷氣。父子之間、父女之間，處於這種關係，難道是正常的嗎？說不定某一天爆發激烈衝突，兒子真會奮起而反抗，後果不堪設想。
聶其文的“成功”從反面揭示了現代教育體制的缺陷所在。最無理的方法，卻最有效，這是極具諷刺意義的。難怪學生和老師們中間都有不少是聶其文的支持者。就像上面那位學生李志毅所說的那樣，“父親的嚴格教育”是孩子們成功的最重要的條件，也像老師周聖鳳的意見“人的潛能是無限的”。聶其文不是獨闢蹊徑，而是把現行教育的弊端發展到了極端，這叫“以毒攻毒”。這一招肯定靈。他不讓兒子接觸廣闊的現實世界，而把孩子關在房間里，強迫背誦教科書。“沒有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聶其文抓住了現行教育體制的症結所在，然後下猛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兒子終於從高考中脫穎而出。他可以笑傲當年迫害他的領導了：三年河東，三年河西，看誰笑到了最後？我至少在應付高考制度方面比你們更有能力。領導自然是無言以對，而高考的命題者們更是無顏以對：連長江的概況都不知道的小聶，卻能夠在高考中取得優秀的成績，難道不正說明高考的巨大局限性嗎？高考選拔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才呢？高考的選拔標準是蒼白無力的。
在這個只看成功與否的時代，聶其文成了英雄，成了“神童製造商”，成了教育大師。從社會上的反應看來，聶其文的教育方式蠻有市場的——因為他“成功”了，因為他創造了“奇跡”。至於“成功”的後面有什麼，“奇跡”的後面有什麼，人們是不會關心的。這個時代，有太多的失敗者和失意者，他們像聶其文一樣把雪恥的希望寄托到孩子的身上，聶其文的方式是有效的，對於他們來說簡直就是一跟救命的稻草。即使是法西斯的方式，他們也覺得也無可厚非：我們處在一個競爭激烈的世界上，“成功”是唯一的，手段則可以不加考慮。
在這樣可怕的現狀下，魯迅先生早年說過的“我們怎樣做父親”的命題，不僅還沒有過時，還更有針對性了。而且，這一命題還可以擴展成為“我們怎樣做老師”、“我們怎樣做教育者”。誰能夠問心無愧地回答這一系列問題呢？上至教育部長，下到一個民辦教師或者一字不識的家長？
而我最擔心的還是小聶的心理狀態。在父親的法西斯式的教育下，他的心理已經扭曲了。如何使自己的心理回到常態，對聶愿愿來說，是艱巨的工作和嚴峻的考驗。如果他過不了這一關，他今後很難在人生路上有所作為。而且，心理不健全的天才是危險的。這樣的天才我們已經有過好幾個。前幾年在美國槍殺幾位科學家的博士盧剛，就是這樣的天才。智慧超群，學問一流，但是心胸狹窄，易走極端，最後釀成震驚世界的慘劇。我當然不愿意看到再出現這樣的悲劇。
教育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位。任何不把人當“人”的教育都是我所反對的教育——包括聶其文這位“神童製造商”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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