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日訊】(美國之音記者1月31日報導) 據中國官方數字顯示，自從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有45萬人出國留學，但是到目前為止，只有15萬人學成歸國。這些歸國者在中國被叫做“海龜派”。據介紹大批“海龜派”返回中國工作還是近一段時間的事情。
*海龜派和土鱉派*
“從海外回來的叫‘海龜派’，相對的說法是沒有出來的那些人叫做‘土鱉派’，土鱉和海龜是對應的。”這位大談“海龜-土鱉”的人就是現在任職於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海龜派”教授王大樹。在澳大利亞LA TROBE 大學獲得經濟博士學位，並且早已在澳大利亞定居十幾年的他在一年前決定返回中國工作。他也許就是近些年來越演越烈的“海龜回潮”現象的一個最為典型的例子。
*優越條件吸引海龜回潮*
王大樹說由於在海外呆得比較久了，因此他乍一回中國開始工作還有一些不適應。
王大樹：“對也有不習慣的地方。環境不一樣，一些人際交往的規則也不一樣。國內還有國內的規則。冷丁剛回去有一點不太習慣。因為國外自己幹自己的事情。回國去還必須考慮到人際關係，不太適應，但是很快會適應的。”
據中國媒體報導說，不到一個月前，在廣州舉行的第五屆中國留學人員科技交流會上，很多北京高校紛紛搶著高薪招聘“海龜派”教授。據說一般待遇是年薪10萬元人民幣，提供三居室住房一套，一次性安家費10萬元，並且提供科研支持經費10萬到50萬元不等。王大樹表示正是由於這些優越條件，不少在海外拿到學位者都在考慮是否回國打拼。但是，他說也正是由於這些優厚待遇，海歸派人士成為了不少人嫉妒的對象。
王大樹：“政策來講，對海歸有一些稍微好一些的政策。待遇呀，工作方面，他是比‘土鱉’要好一些。但是這有個問題就是‘土鱉’對‘海龜’就有點兒另眼看你的那種感覺。是有這方面的感覺。”
*海龜回國有用武之地*
趙建偉：“應聘於一個國營單位，也許會有人事上的問題。但是在外企公司，可能是不太一樣。”
說話的是1999年8月就回國工作的趙建偉。曾經在澳大利亞讀完碩士，並在澳大利亞和英國都工作過的他回國之後就一直在一家國外電腦軟件公司中任項目經理。他認為在外企工作似乎沒有這類問題。
趙建偉：“剛開始我們全公司三十多人只有我一個“海龜派”人士。現在已經有四個了。同事之間雖然知道你是從國外回來的，他們恐怕也不會戴著有色眼鏡故意去刁難你。這種情況，我沒有遇到過。
記者問：到外企這樣一個大的機構去工作，是不是有發揮的餘地呢？你覺得你的才能是否都被發揮出來了呢？
趙建偉：“有，是肯定有的。因為你有國外的背景，他們會問你很多這方面的情況。從管理方面，從甚至預語言方面，你有很多的發揮的特長。因為你有用武之地。你覺得你是受重視的。”
*離國太久脫節國情*
不過據趙建偉說近些年來，由於“海龜回潮”的影響，物已經不再稀了，工作也相應難找起來。在北大受聘為教授的王大樹也表示由於有些“海龜派”人士出國太久，對中國國情已經脫節了，因此有時辦事缺乏思考。
王大樹：“我是搞經濟學理論的。從我所接觸的我這個圈子裡的來講，‘海龜派’有時候，往往是拿著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的理論來套中國的。老覺得中國的不規範。比方說，有的‘海龜派’就說股市不規範，要推倒重來。很多事情都是這樣。比方說引進技術，他們認為應該引進最先進的技術。但是實際來講，最先進的技術到中國有時由於各方麵條件不具備所以要引進技術要引進適用技術。經濟學理論也是這樣，引進發達的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理論解決不了中國的現實問題。”
*孩子教育令人苦惱*
在談到像他這樣的“海龜派”人士遇到的最大問題， 王大樹說其實就是孩子。他自己幾乎是在澳大利亞長大的兒子中文不好，同時也無法適應中國的教育環境，因此目前他和妻子、小孩兒只能“兩國分居”。
王大樹：“坦白講出來慚愧，我的孩子就是英文沒有問題，英文已經是母語了。現在中文有點兒跟不上。中文他不能讀、寫。我帶他到北大附中上學，他覺得不喜歡。因為他不習慣中國的那種教育環境，教育制度。課堂上是老師滿堂灌，不喜歡。這是對我們這些人拖後腿的很大的一個原因之一。”
*硬件距離縮小軟件還需改進*
在外企工作的趙建偉也有一些不太滿意的地方。
趙建偉：“硬件上說，我覺得是越來越先進了。從居住條件，從辦公室的環境來講，我覺得和國外很相近了。從人的素質來講，還是有很大的差別。比如我很不習慣的就是交通問題。非常的擁堵。司機開車的禮貌是非常的差。”
盡管如此，這些“海龜派”人士還是認為在中國生活素質上還算不錯，同時，事業上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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