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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日訊】近些年來，中國的農村問題、農民問題和農業問題，再次成為關注國事者的一個焦點話題。一位長期在農村工作的基層干部李昌平在《我向總理說實話》里寫下了震撼人心的三句話：“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
毛澤東有句名言：“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問題。”意思是說，由于中國的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只有解決好農民的問題，才能解決好中國的問題。著名的農民學家、清華大學秦暉教授也有一句名言：“在中國，農民的問題是中國的問題。”意思是說，在當今中國，農民的問題主要是中國的體制造成的，只有解決好中國的體制問題，才能解決好中國的農民問題。
最近，讀到大陸學者于建嶸的長篇發言“中國農村的政治危機：表現、根源和對策”，極具分量，特向讀者推荐。于建嶸坦言，他不同意現在許多學者和專家(包括李昌平)有關中國三農問題的分析和主張。因為這些解決方案，“都體現了一個基本的思想，就是寄希望強大的國家及既得利益集團的讓步，停止對農民的剝奪，還利於農民”。這些方案“將農民這個社會主體排除在外，沒有看到農民自己的力量，沒有將農民放在農村社會發展的主導地位”。
于建嶸指出，解決三農問題，“不需要救世主”，“要靠農民自己，要讓農民自己講話”。
好一個“要讓農民自己講話”！一語破的。
道理是極其淺明的。在中國，農民是數量最大的群體，但又是最弱的群體。原因就在于中國的農民是一盤散沙；而導致一盤散沙狀態的原因就在于農民沒有自己的發言權。
同樣是沒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城里人，尤其是北京、上海一類政治、文化、經濟中心的大城市里的人，由于他們的相對集中，离權力中心較近，相對而言比較容易形成某种群體性的壓力，政府則比較擔心他們“鬧事”，在損害他們利益時不能不有所忌憚。另外，專制統治集團畢竟不能單靠自身的力量維系自己的統治，它必須籠絡一批人，必須給一部分人以小恩小惠。長期以來，中共當局實行犧牲農村，收買城市的政策，就因為他們吃准了農民格外缺少發出聲音和施加壓力的手段。盡管說今天的中國，各地的農民的各种形式的抗爭活動無日無之，但由于其分散，构不成對政權的威脅，政府比較容易分而治之。如果說到現在，中共終于也不得不注意三農問題，那么，正象于建嶸指出的那樣，是因為農民的抗爭太普遍太頻繁，以致于使得政府不能不再重視，不敢不再重視。
一直有人說，言論自由只是知識分子的“价值偏好”，農民只要求吃飽穿暖，對言論自由沒有興趣。然而事實證明，除非農民獲得發言的權利，否則他們的生存与發展就得不到起碼的維護与保障。
据說，中共新班子已經對三農問題表示關切，并著手調整相關政策。這是值得鼓勵的，也是值得警惕的。問題在于，如果僅僅是調整政策而不進行政治改革，如果僅僅是部分地滿足農民的具體利益而不是讓農民獲得基本權利，那么，三農問題的解決就被引向歧途，再次落入歷史的誤區。
也許有人會問，有了自由有了民主就能解決三農問題嗎？中國的問題這么多，有了自由有了民主就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嗎？
我的回答是：且不說世界各國的經驗都表明，自由民主更有利于解決各种社會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自由，不只是為了實現更好的公共管理，更是為了保證個人尊嚴与生活最高目標的追求；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民主不只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民主是為了解決“如何解決問題”這個問題。民主是用討論代替監禁，用“數人頭”代替“砍人頭”。“如何解決問題”無疑比“解決問題”更基本。人類社會永遠會有問題，按下葫蘆浮起瓢，永遠不可能一勞永逸。因此，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如何解決問題”。
──轉自《公民議政電子報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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