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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5日】農民、農村和農業習慣地被稱作”三農”問題。這個問題按照以前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党委書記李昌平的說法是”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它是中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一個基本的難題。
“三農”問題的產生和它的解決辦法有待于仔細地分析研究。今天我想講的是首先談談農民負擔過重所導致的農民貧困的問題。這是農村居民最關注的一個問題，也是影響中國穩定的一個突出的問題。文化大革命以后，”人民公社”制度被取消，代之以”包產到戶”，農民被解放出來，產生了短暫的農村經濟繁榮。到了八十年代，農民的收入和生活都比較普遍地有所改善。但是到了九十年代，農村的收益卻明顯地下降，農民的收入增長比較慢，甚至有所減少。但是農民的負擔卻越來越重，一度得到好處的農民重新被剝奪，越來越陷入嚴重的經濟困難。從統計數字上來看，各地農民負擔都不重，大概在純收入的5%左右，但是由于地方基層干部對農民橫征暴斂、稅費等攤派名目繁多。很多省農民應該繳的各种苛捐雜稅有12到60种之多。農民反映說，稅費既高又重，攤派名目繁多，沒有人能夠搞得清楚。農民所繳的稅費高達農民收入的40%到80%。中央每年投到農村的建設經費，到位用到農民身上的只有22%到25%。大多數被各級地方政府用各种借口吞并挪用了。經費征收不到，干部就使用暴力，甚至傷害農民。有些地方出現農民离家外逃，撂荒土地的現象。 農民的抗稅、抗暴斗爭越來越厲害，一年有几万起，影響局勢穩定。這就迫使中共當局要深刻研究如何減輕農民負擔的辦法。比如前年初朱鎔基提出”農村要實行對稅的改革”。就是把農業稅從5%提高到8.5%,免掉其它一些苛捐雜稅，企圖這樣來遏制農村中的各种攤派及減輕農民的負擔,結果以失敗而暫停。因為它沒有涉及到產生攤派的農村行政制度，難以推行，也難以奏效。
目前農村行政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鄉、村兩級机构和人員不斷地擴大。一個鄉過去一般只有三十多個干部，現在有三百多干部，村一級的脫產干部也越來越增多。政府財政不足以養活龐大的干部群，很大一部分負擔就落到農民頭上了。据統計，目前全國鄉、村依靠給農民攤派取得收入的脫產人員達到一千四百万人。這些龐大的鄉、村兩級兼職內外的干部不但要取得收入，而且不少干部生活奢侈腐敗，他們向繁榮地區的腐敗官員水平看齊。多數鄉級政府負責人住在縣城，不但造起了高級住宅，而且坐公家車到鄉政府辦公。据估計，單單用于車一項的每年耗費就達四千億元。
地方政府財政不能自己自主，其中大部分借各种名目向農民攤派。至于干部公費吃喝以及娛樂消遣的龐大開支更是眾所周知的。目前農村行政制度不改革，鄉村兩級机构和人員不裁撤和精減，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嚴禁攤派也是無濟于事的。為了徹底解決農民負擔，必須減少由農民養活的基層干部，促進社會穩定。
今年一月上旬中共農村工作會議中央新領導層強調要把握國情，了解農村，尊重農民，將推行農村行政制度改革。据說其中包括裁撤鄉和村兩級的机构，以農民自治取而代之。如果這個議論是真的話，确實是減輕農民負擔的釜底抽薪之計，值得歡迎。當然，實現這個建議將是一個十分艱巨的任務，它涉及到已經享有特權的以千万計的農村基層干部，也涉及到農村選舉如何擴大到鄉一級，以及如何充實地方的財政等等極為复雜的問題。它又是一個減輕農民負擔，避免農村社會動蕩的必須推行的問題。它是對中央新的領導層的一個非常艱巨的挑戰。我們希望新的領導層以高度的政治魄力來應對這一問題，深思熟慮地解決這場挑戰。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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