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國駐京記者披露在中國驚險採訪經歷

---「巴爾的摩太陽報」駐京處主任法蘭可﹒朗費特(Frank Langfitt)獲今年Nieman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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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4月18日訊】大紀元記者林之昊波士頓報導/星期三(四月十六四日)﹐「巴爾的摩太陽報」駐京處主任法蘭可﹒朗費特(Frank Langfitt)作為今年Nieman 基金的獲得者﹐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作了題為“來自中國的報道”的報告﹐揭示了他在北京從1997年到2002年五年半駐京記者的報道經歷。

*在中國報道是記者的挑戰

他說﹐在中國報道﹐是他也是所有外國駐京記者的挑戰。原因是﹐這個國家的政策十分不透明﹐剛到那裡的時候真是找不到方向。還有就是經常因為一些“敏感話題”要受到一些騷擾。他剛到時﹐所有的記者都要住在外交領地。他們的房間和電話都被竊聽。在敏感事件或者敏感日期﹐比如六四﹐他們會被警察跟蹤。有時﹐向他們提供新聞的人會受到恐嚇﹐個別的還被關押起來。

對記者們來說﹐在道義上和感情上都很難承受。他們還必須僱佣外交部的人員做助手。這些助手非但不勝任工作﹐還要監視他們﹐經常要給外交部彙報他們的情況。最後一個挑戰是﹐根據法律﹐他們沒有外交部的許可不得擅自離開北京。即使拿到許可﹐外交部的人也得跟着他們去所有的採訪。 朗費特苦笑道﹐他所有的請求都遭拒絕﹐甚至連環保的問題也被訂為國家機密﹐不給採訪。如果一切聽從規章制度﹐那真是沒法工作或保住他這份養家糊口的職位。

*西方記者報道新聞的經歷

他在2001年4月寫了一篇登在頭版的報道。文章內容是在江西的一個村莊裡﹐村民為了高額稅務的問題﹐與當地政府發生了衝突。軍隊趕來平息衝突﹐開槍打死了兩個村民﹐又有十七人受傷。整個獲取新聞的過程是一段不尋常的經歷。他的新聞來源是一個電話﹐那人告訴的細節很詳細。朗費特決定打幾個電話給當地居民﹐電話採訪證實了這則新聞。在中國﹐要想寫出報道得退後一步﹐不能趕緊到出事現場去採訪還。因為警察已把村莊包圍起來﹐以防消息透露出去。電話和手機使他越過警戒﹐得到了詳細內容。而通報人是在互聯網上得到報社駐京辦電話的。

紐約時報的記者則是親自去了江西採訪此事﹐結果還沒等他的到什麼消息﹐就被關起來了。幾天後﹐跟報社聯絡的人的電話都被竊聽了﹐而且馬上被關了起來。他決定自己跑一趟江西。沒想到他一到機場﹐已有十幾個外交部的人員在他了。外交部人員向朗費特詢問了兩小時候﹐在沒法讓他說出是誰透漏了消息後﹐把他送上了回京的飛機。

第二天﹐外交部有個新聞發佈會﹐發言人卻只字沒提江西的事。他站起來發問﹐結果新聞發言人對此事一無所知。當天下午朗費特受到了外交部的恐嚇電話﹐警告他再寫這種文章將有嚴重後果。

由於還是沒有得到官方認證和態度﹐朗費特不死心﹐又打電話給他在高層的朋友。他的朋友一聽到消息沒有問他消息來源﹐而是吃驚地說﹐“這太糟糕了。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幾天後﹐這位朋友來電﹐告訴他警方已撤消了幾個警察的職位並將調查。朗費特說這個消息使他感到中共政權裡面的不同態度及其複雜性。使他欣慰的是﹐其中畢竟還有一些好的﹐公正辦事的官員。

*在北京做記者的興奮和困擾

在他駐京記者期間﹐最讓他興奮的是進入村子採訪。他這張西方人面孔太引人矚目﹐所以很危險。通常他只能在村子裡待幾個小時﹐去了一家後﹐得從後門出去﹐再去另外一家。每個採訪也不得超過45分鐘﹐因為警察遲早會知道並來抓他的。

他還有許多採訪的過程是沒法當眾說的﹐不然會給他的後任和其它外國記者的工作帶來麻煩﹐使他們無法工作。中國方面最惱怒的是知道他去過這些村子﹐而又不知道他是怎麼去的。朗費特說﹐採訪敏感問題時﹐一定要把手機關掉。他有幾個同事由於忘了關手機﹐暴露了地點﹐發現後被抓了。

朗費特開玩笑說﹐他有個經驗﹐就是最聰明的人才都上大公司去了﹐國安系統沒錢﹐他們的人不會那麼賣力地幹活。他說﹐“我比他們更賣力一點就能贏過他們。好像手機﹐我就不停地換電話卡﹔去外地採訪﹐我就每天換酒店﹐很晚入店﹐很早離開﹔他們都下班了﹐誰向誰報告呢﹖”全場聽了吃吃的笑。

主持人墨爾‧格德門教授(Merle Goldman)問了朗費特採訪法輪功的經歷。朗費特說﹐在採訪法輪功時遇到的困擾最多。他和其它外國記者經常在天安門廣場被抓﹐在抗議頻繁的幾天﹐有好幾個記者被剝奪了記者證﹐這在以前沒有發生過的。他們經常被便衣警察跟蹤﹐甚至在野餐或送孩子上學的路上都被跟蹤。有些記者因此沒法工作﹐不得不請假。

在場專家指出﹐中國經濟改革不斷進行﹐但政治體制改革卻遲遲不動。由於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政府想要限制新聞的傳播也越來越困難﹐象SARS 和艾滋病的新聞﹐這是沒法限制的。朗費特表示讚同﹐他說中國政府一方面想讓國際社會對它重視﹐如果同時又不斷地把外國記者抓起來或驅出處境﹐那不是笑話嘛﹖

*暴光黑暗是好事

朗費特說﹐他最感興趣的是能有機會回到那些採訪過的村子﹐做一個後期採訪﹐比如江西小學煙花爆炸事件。他們現在是否還在生產煙花﹖學校是否重建﹖學生如今在哪兒﹐在做什麼﹖不過﹐這些村子很不容易進去﹐也許這是為什麼至今沒有這類報道出來。 朗費特說﹐儘管他的中文不很好﹐但是他發現中國老百姓還是願意跟他講﹐也許他們認為若有渠道可以把這些黑暗暴光是件好事。◇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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