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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8日訊】3.有一國兩制必有一國N 制、國民党和平交權值得共產党學習
“一國兩制”，首先是由香港記者在一次香港某雜志主辦的研討會上提出的，針對的是大陸社會主義制度与香港、澳門、台灣資本主義制度如何和平共處的問題，因為那時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回歸業已初露端倪，并且已經提到了某些消息靈通人士的議事日程上。應當說，在那時，“一國兩制”從某种程度上為順利實現香港回歸找到了比較客觀的法理依据，并搭建了兩种不同的社會制度在一個國家的框架下和平共處的較為寬廣的舞台。在當時來看，這不失為一种高明的理論創見。
鄧小平作為當時中國大陸實際上的領袖，巧妙地把民間的這种說法變成了由他提出的并且為官方所認定、所大肆鼓吹的“鄧氏發明”。但無論如何，作為執政者，鄧小平能夠采納來自民間的智慧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正常的，但說這是鄧氏的發明，則完全是歪曲事實的胡說，是違逆歷史真實的虛詞。就這一點，鄧小平可能比誰都明白。但既然當事人已經作古、死無查證，那就只好把這樁遺案交付給研究現代中國歷史的有關人士，以求討個明确的說法，以期恢复歷史的本來面目，也更是為了以正視听。
“一國兩制”后來順理成章地成為鄧氏發明，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大陸的北京政府發展同港、澳、台關系的相應政策。現在香港已經回歸了，澳門已經回歸了，并已經建立了港、澳兩地的“基本法”，而現在据中國大陸政府主管外交事務的副總理錢其琛先生所說，只剩下台灣問題還沒有解決了。在此，他又增加了另一個內容說：中國大陸政府，對于台灣實行的政策，要比港、澳地區更寬松、更优惠。
這里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個問題，既然台灣可以享受比香港、澳門更寬松的政策，那是不是意味著允許在一個國家的框架下有第三种制度出現，亦即“一國三制”？如果把西藏問題包括在內，是不是要實行“一國四制”？新疆也應算是一制，“一國五制”，內蒙古加上去，就有了“一國六制”。可不可以這樣看問題，在中華民族大家庭范圍內，或在一個中國范圍內可以實行一國N 制？這對于中華民族的進步，有沒有益處？這個問題看來是很值得下功夫去研究一番的。
況且，提倡并實行“一國兩制”的鄧小平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再三強調這個口號的事實本身，就已經明白不誤地告訴世人：另一個叫做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民可以享有自由、民主、人權，可以保持他們的繁榮，可以保持他們自由人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生活方式，而在北京政府領導下的大陸中國人民卻不可以、更不可能享有為港、澳、台人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人權。他們不應當享有，因為他們需要在共產党一党專政的領導下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的、所謂共同富裕的道路。
所謂的一党領導，就是一党專制、一党獨裁、一党暴政；所謂的共同富裕，實則是共同貧窮、共同愚昧、共同落后。把中國大陸的人民視作只配享有生存權的豬權馬權狗權驢權的理論，實在是二十世紀中華民族所面對著的赤裸裸的奇恥大辱。這難道不是鄧小平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留給中華民族的歷史笑柄？這難道不是鄧小平禪讓其位的儿皇帝江澤民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對于中國大陸人民所進行的蹂躪与嘲弄？
“一國兩制”不打自招地宣布了，中國大陸實行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而徹底的失敗，中國共產党領導的無能、腐敗与昏庸，以及中國大陸人民對生存權的被認定所表現出來的卑躬屈膝的可怜可悲可恥的現狀；
“一國兩制”分外明确地認定，港、澳、台人民可以享有比生存權更多的權利，可以在免于恐懼、免于匱乏的情況下自由自在地生活，可以像人一樣地揚眉吐气地生活。
既然有更好的民主制度，為什么還要抱殘守缺地堅持獨裁制度；明知有更好的多党競爭制度，為什么卻要蠻橫無禮地實行一党獨裁制度？為什么不能選擇一個比較好的、比較理想的制度來取代那一個比較差的、比較不理想的制度？為什么不選擇先進而選擇落后，為什么不選擇人權而選擇壓迫人權的皇權，為什么不選擇自由而選擇獨裁？為什么不選擇法治而選擇人治？為什么不選擇台灣模式而選擇北京模式？請看今日之台灣，乃是民主的台灣，自由的台灣，人權的台灣，法治的台灣，富裕的台灣；請看今日之大陸，乃是專制的大陸，獨裁的大陸，党權的大陸，人治的大陸，貧窮的大陸。台灣的今天就是大陸的明天；大陸的明天就是台灣的今天。要提出向台灣學習的口號，要确立向台灣學習的理念。向台灣學習，就是要取民主而棄專制；取自由而棄獨裁；取人權而棄党權；取法治而棄人治；取光明的命運而棄黑暗的命運。
向台灣學習什么呢？首先，要學習台灣人民与專制不息抗爭的精神，不惜一戰的勇气，不惜拋棄的決心。這是台灣民眾在二十多年來風涌云起的民主運動中取得的偉大成果，這是大陸民眾應該向台灣民眾學習的地方。台灣民眾破除党禁的勇气、破除報禁的勇气、破除新聞輿論封鎖的勇气，不怕被逮捕、不怕關監獄、不怕被殺害，而要把一党專政的國民党的牢籠坐穿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是值得中國大陸人民學習和借鑒的。
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行動無疑跟一九九八年在中國大陸無數的仁人志士組建中國民主党而与一党專政的中國共產党挑戰的風起云涌的英勇無畏的行動是一脈相承的，是具有相當大的一致性的，是對中華民族的歷史進步作出了同樣偉大的貢獻的。
那么，對于執政的中國共產党來講應該學習台灣什么呢？現在于中國大陸執政的中國共產党毫無疑問地應該向与之作對長達八十年之久的中國國民党學習，學習國民党的基本綱領，亦即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要虛心向國民党學習，要放下架子地向國民党學習，盡管國民党由執政党變成了在野党，但正是國民党這种不死乞白賴地戀權的自我選擇，恰恰是中國共產党應該認真學習的地方和應該認真學習的長處。
執政党變成了在野党或者在野党變成了執政党，這樣的事情很普通，很正常，絲毫用不著大惊小怪，根本就用不著把要求政治多元化的知識分子活動“消除于萌芽狀態”（江澤民語）。不要像歷代封建皇帝一樣死把著權力不放，要多考慮一些社會的發展、歷史的進步和人民的福利。不要為了一己之私利或一党之私利而置全體中華民族的利益而不顧。中華民族的利益畢竟要遠遠地大于一党之私的利益，也畢竟大于皇權掌握者的一己之私利。
現在中國大陸執政的領導人應當學習晚年的蔣經國先生、李登輝先生。蔣經國先生、李登輝先生能夠順應世界發展的潮流，順應台灣民眾的普遍民意，率先以開放党禁、報禁和解除勘亂時期有關法律的方式，給台灣人民創造了一個開明社會的嶄新風气。蔣經國先生是台灣民主社會的偉大的締造者，也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先知先覺者，其歷史地位應該說是很高的。再一個要學的自然就是李登輝了，雖然他在大陸被批得體無完膚、一無事處，但他确實是推動了台灣社會民主化進程的不朽人物，難怪阿扁稱李登輝為“民主先生”，他确實是可以擔當這一殊榮的人物。李登輝的主要优點是：第一，他不再謀求總統的連任；第二，李登輝繼承了蔣經國先生的遺志，擴大并且深化了台灣的民主；第三，他并沒有像中國大陸的某些皇權掌握者那樣，把不同意見的表達者扔進監獄關他個十年八年的。他對于言論表達者基本上是采取放任自流態度的，要不然陳水扁怎么能夠以一個農民的儿子毫無背景地登上台灣的總統寶座并成為首腦人物呢？
4.沒有“槍杆子”、照樣出政權
毛澤東有句名言，叫做“槍杆子里面出政權”，亦即武裝奪取政權之謂也。這句話，基本上概括了中國共產党從誕生到迄今為止的全部運作方式。可以說，中國共產党是崇尚槍杆子、崇尚暴力、崇尚刀与劍的血腥政治集團和武裝暴力集團。這一點，有其歷史的深刻淵源：一是它宗奉推崇暴力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義學說：二是它繼承了中國歷史上所有王朝和所有皇帝為了什么隨意的名稱而發動各种戰爭的劣根性，同時也包含有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全部特征（因為中國共產党領導的革命也只不過是一場農民起義与農民暴動，毛澤東在其一系列暗淡的乃至漆黑一團的著作中對此早就供認不諱）；三是中國共產党把舶來品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和國家即暴力等所謂革命理論与中國普遍的小農經濟思想相結合，迷信“誰胳膊粗大誰就說了算”的強權即真理的歪理邪說，把依靠槍杆子、依靠暴力當作它基本的、主要的和絕對重要的斗爭手段，并由此犧牲了數千万人的生命奪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
“槍杆子里面出政權”，這不只是毛澤東的信念，它也是所有窮兵贖武的帝王們的永遠不變的普遍心態。中國五千年漫長的歷史，基本上是大刀、長矛和劍、戟奪取政權的歷史。在長達几千年的歷史中，由于社會生產力的極不發達乃至極端落后，冷兵器的使用是無所不在的，從中國大陸各地區發掘出來的古代文物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這一點。冷兵器，諸如刀、槍、劍、戟，都必須以廣大土兵的生命作陪襯，所以“人海”戰術，亦即毛澤東所稱謂的“人民戰爭”，就不可避免地、層出不窮地成了中國歷史上歷次內耗性戰爭的基本特征。戰爭中的敵我雙方，動輒以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之兵眾進行血腥的撕殺，殘酷的血流成河的混戰場景歷史上也就屢見不鮮了。
到了近代或現代戰爭時，雖然熱兵器得到了普遍的使用，但敵我雙方也仍然以血肉的長城构筑戰爭中的血腥的輝煌。為了奪取政權，不惜以大規模的運動戰、陣地戰等形式無所不用其極地殲滅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的敵人，也就是以消滅同樣是人之生命的殘酷的戰爭方式試圖實現自我膨脹的個人的或小集團的私利。比如中國歷史上創立的太平天國，還有所謂三年的國內“解放戰爭”，等等、等等，莫不是殺來殺去、打來打去、傷來傷去、死來死去，既不增進人們的物質財富，相反還極大地耗損物質財富，使得并不富裕的、極其有限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毫無意義地損耗在相互敵對的戰爭之中，消耗在你打我拼的無聊的死亡游戲之中。此外，戰爭也不增進人們的精神財富，戰爭使基本的人性喪失殆盡，使人性變成獸性，使人的自我价值在對他人价值的剝奪中化為烏有，使人的生命在毀滅他人的生命中變得瘋狂殘忍。戰爭是人類的恥辱，戰爭是世界的災難。
無論是以往的冷兵器戰爭，還是現代的熱兵器戰爭，無論是以往的僅僅沖啊殺啊的拼搏賭命式的戰爭，還是現在几乎不見人影的高科技戰爭，都是以渺視人性、蹂躪人性并毀滅人性為特色、為風標、為目的的。戰爭是人類共同的敵人，戰爭是世界冷冰冰的墳墓。
戰爭就是槍杆子以及槍杆子的使用，說“槍杆子里面出政權”，就是認為，只有通過槍杆子的無所不用其極的使用，通過槍杆子的野蠻、暴虐与血腥，通過無所顧忌的殘忍、下流、卑鄙与無恥，通過殺人如麻的解放運動，通過千百万人死亡、億万人痛失家園的悲慘境遇，通過血流成河、赤野千里的被賦予神圣名義的征服，才能使英名的領袖，亦即偉大、光榮、正确的党的魁首榮登極權的寶座、龍袍加身、住進中南海游泳池，住進寬敞、明亮的怀仁堂書房，深居簡出、排兵布陣，把中國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不可愈越的兩大階級陣線，而且還要陣線分明、清清楚楚，然后再用槍杆子去奮勇無畏地撕殺。
于是，“槍杆子里面出政權”的理論最終又形成了“槍杆子里面保政權”的理論，亦即在和平建設時期，槍杆子和刀把子也是可以得到全方位的和大規模的應用的。換言之，軍事長官直接成為行政首腦，武裝集團毫無顧忌地進入社會生活。倘若社會生活一經出現任何有悖于長官命令的情況，那么武裝的直接“對話”，亦即槍杆子的直接鎮壓，就成為赤裸裸的現實。這种槍杆子瞄准筆杆子、槍杆子瞄准人們說話的器官 —- 嘴巴的野蠻霸道，就成了統治者維護自己獨裁專制寶座的鎮山法寶。但這卻是以毀滅人性、毀滅人權、毀滅民主、毀滅自由為代价的，這卻是以遲滯中華民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為代价的。
“槍杆子里面保政權”是“槍杆子里面出政權”合乎邏輯的發展。既然政權是依靠槍杆子打出來的，亦即通過武裝叛亂打出來的，通過農村包圍城市并最后奪取城市的武裝暴動、武裝革命和武裝斗爭取得的，那么為著保衛這种通過非法途徑得來的政權，就必須采取一切途徑、一切措施、包括合法的与不合法的、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公開的与隱密的方式，對一切与政權之意愿不相合拍的人与事進行強制性的鎮壓，從而使政權的任何不穩固的因素都得以從根本上鏟除。
這种建立在槍杆子基礎上的政權，哪怕自稱是“人民政權”，也是無法确立其穩固的根基的，因為這种政權并非為人民所認定、所贊同、所支持，因此它就必然是個非法的存在，它就是与人民相敵對的异化之物。
“槍杆子里面保存政權”純系某些獨裁者的一廂情愿。用槍杆子和刺刀維持著的政權又如何能夠維持得住？維持得一時，維持不了長遠；維持得住今天，維持不住明天。今天，北京的獨裁政府，已經是愈來愈維持不下去了，已經是加速度地呈現出分崩离析的破敗之態了。
中華民族必須徹底拋棄“槍杆子里面出政權”的毛澤東思想這一陳腐的反動觀念以及毛的繼承者們所恪守的“槍杆子里面保政權”的十分惡劣的傳統思維及其罪惡表現。為此，要沖破槍杆子和刀把子的禁錮及其种种危害，要讓槍杆子退居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之外，要使槍杆子脫离開“党的領導”，要使軍隊非意識形態化、非政治化和非党派化。軍隊應服從國家而不應服從党派，軍隊應獨立于党派紛爭而保持中立、保持公正，軍隊應專事于國防、實現其自身的職業化。
台灣經驗證明：不用槍杆子，政權也可以合民意地產生出來。与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所恪守的“槍杆子里面出政權”的信念不同，与鄧小平和江澤民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所恪守的“槍杆子里面保政權”的信念不同，台灣總統的直接民選證明了：“投票箱里面出政權”的合理性、合法性、開放性、正确性。
只有從競選的投票箱里走出來的人，才有被稱作政治家的資格，否則，是不能被稱之為政治家的。由此可見，台灣是產生政治家的場所，而中國大陸，由于迄今沒有一人從競選的投票箱里走出來，因此至今尚未產生過一位可以被叫做政治家的人物。中國大陸的所謂政治家或領導人，說白了只不過是個丘八頭、土匪頭、權謀家，這不能不叫人扼腕興嘆了。
5.競爭出效率、競爭出活力
台灣經驗證明：政治上的競爭，即競選，是有效配置社會政治資源的最佳方式，是使社會生活充分展示活力的最理想的方式，是使有志、有才、有識的雄才大略者一展魅力的必要方式。
競選的場面煞是熱鬧非凡，各种建議、意見、觀點相互交匯、相互比較、相互取舍、相互補充、相互圓滿。不見刀光劍影，卻有人聲鼎沸；排斥獨斷威權專行，卻可相互辯駁指正；不是一人說了算，卻有三人在競爭。國民党侯選人連戰有一套競選綱領、競選班子、競選策略，有一批搖旗蚋喊者、一批選民；從國民党陣營脫穎而出的獨立侯選人宋楚喻也有一套競選綱領、競選班子、競選策略，也有一批搖旗吶喊者，一批選民；而陳水扁也是如此，他是民進党侯選人，共產党指稱的“台獨份子”。選舉結果，二十年前當過台灣不同政見者、當過律師的這位政壇黑馬，終于殺出重圍，贏得了“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的寶座。
雖然，有三位主要侯選人競選總統一職，但三位侯選人的支持者、即廣大的選民，則可以在不同的場合就國計民生問題、就政治局勢問題、就國防預算問題、就外交政策問題、就一切所應關心和重視的各种各樣的問題，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建議，充分地、毫無顧忌地闡述自己的觀點。換言之，競選中民意可以毫無阻滯地得以暢流，而侯選人不同的建政方案則可以在選民們的比較与鑒別、肯定与否定中得到補充、提高，并最終得以完善。總之，競選過程是侯選人与選舉人的認識過程，是候選人水平与能力不斷地得到提高乃至獲得極大程度提高的過程，是選舉人与侯選人、侯選人与侯選人以及不同侯選人的不同支持者之間的良性互動過程，是社會組織架构不斷得以調整、不斷得以趨于合理与正常的過程，是社會建政之不同方案、不同設計相交、相匯、相融、相比較、相鑒別、相互肯定也相互否定的過程，是所有這些民意、包括設計、方案、綱領、口號、侯選人自我亮相、自我表達、自我淘汰也被選民淘汰、自我選擇也被選民選擇的最优化過程。
雖然，競選需要資金予以支持，但競選資金乃是社會進步必須予以支付的必要的成本。相比之下，所有王朝君主的當政与執政，也許不費一分一文，但其無能執政所可能和必然浪費的資金，又何止于千万、億万之巨？！中國共產党批判競選制時常常拿競選制需要的、大量的乃至巨額的競選資金作為批判的口矢，他們哪里懂得這筆巨額的競選資金与一個有能力的執政者在其執政期間所可能產生出來的社會經濟效益簡直不堪一比，純粹是極其微小的乃至小得可怜的數目。競選資金是應該支付的，競選資金是必須支付的，這是人類追求自我文明所應付出的代价，這是歷史進步必須支付的極其微小的代价。
試看中國大陸中國共產党的執政者，他們根本就不是從競選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根本就不是從競選的投票箱中走出來的，而是在先帝們的遺詔中產生出來的，是在先帝們的深切的殷殷囑托中產生出來的，所以他們沒有花掉也根本不用花什么競選資金。這看起來似乎是節省了一筆巨額資金，看起來好象沒有什么浪費，其實則不然。
競選資金不是浪費，競選資金恰恰是社會資源的最大節省。一分錢競選經費也沒花的人通過先帝的禪讓而一夜之間成為人民的“英明領袖”和所謂的“核心”，成為新一代的英明圣主，由于他并沒有治國方案而不可能在執政的近期作出什么英明的決策，倘若他确實可以做出決策，基于他的無方案、無准備的客觀實際，其決策也一定是很不理想的、很成問題的，甚至是很糟糕的，這就叫做“瞎子引路”、“摸石頭過河”。無准備、無方案者而被禪讓成“核心”的人，确實得“摸著石頭過河”，他必須經過几年的時間才能比較清楚地了解他所管轄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情況，然后他才可能做出比較好的決策。那么，這几年的所謂“調查研究”的過程，難道不是社會時間的巨大浪費嗎？不是數不盡的金錢的無端消耗嗎？不是巨額資金的毫無效益的流失嗎？這，就是今天大陸共產党“禍國殃民”的根本原因。
非競選制的中國大陸現行的政治體制，說到底是“瞎子引路”和“禍國殃民”的政治體制。各級領導基本上或根本上是無方案、無准備地走上各自的領導崗位的，基本上或根本上是實行著無能、腐敗、官僚的政治領導的，基本上或根本上是實行著古代王朝循環不已的官爵分封制那一套的。所以，沒有競選、沒有競選之方案、沒有為統計學多數票所贊同的中國共產党的領導，從本質上說就是“瞎子引路”。“瞎子引路”只能把人們引領到貧困、蒙昧、無知的無恥深淵，只能把人們引領到獨裁、專制、強權的廣大無邊的黑暗，只能把人們引領到人權盡失、自由匱乏、沒有民主的野蠻境地，其結果則是毫無差异地“禍國殃民”。中國大陸已經被“禍國殃民”了几千年，最近五十多年來，其表現尤甚，其罪惡尤烈。
這种“瞎子引路”与“禍國殃民”的可恥現狀不應再繼續下去了，中國大陸應當從這种王朝制陰暗而肮臟的“瞎子引路”般地無能為力的領導与“禍國殃民”的政治體制中盡快地、一無返顧地掙脫出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方式可以在台灣找得到，這就是競選、競選、競選，而不是中國歷屆王朝与現行北京政府所樂此不疲的官爵分封制。(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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