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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8日讯】3.有一国两制必有一国N 制、国民党和平交权值得共产党学习
“一国两制”，首先是由香港记者在一次香港某杂志主办的研讨会上提出的，针对的是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与香港、澳门、台湾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和平共处的问题，因为那时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回归业已初露端倪，并且已经提到了某些消息灵通人士的议事日程上。应当说，在那时，“一国两制”从某种程度上为顺利实现香港回归找到了比较客观的法理依据，并搭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下和平共处的较为宽广的舞台。在当时来看，这不失为一种高明的理论创见。
邓小平作为当时中国大陆实际上的领袖，巧妙地把民间的这种说法变成了由他提出的并且为官方所认定、所大肆鼓吹的“邓氏发明”。但无论如何，作为执政者，邓小平能够采纳来自民间的智慧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正常的，但说这是邓氏的发明，则完全是歪曲事实的胡说，是违逆历史真实的虚词。就这一点，邓小平可能比谁都明白。但既然当事人已经作古、死无查证，那就只好把这桩遗案交付给研究现代中国历史的有关人士，以求讨个明确的说法，以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更是为了以正视听。
“一国两制”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为邓氏发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大陆的北京政府发展同港、澳、台关系的相应政策。现在香港已经回归了，澳门已经回归了，并已经建立了港、澳两地的“基本法”，而现在据中国大陆政府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钱其琛先生所说，只剩下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了。在此，他又增加了另一个内容说：中国大陆政府，对于台湾实行的政策，要比港、澳地区更宽松、更优惠。
这里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台湾可以享受比香港、澳门更宽松的政策，那是不是意味着允许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下有第三种制度出现，亦即“一国三制”？如果把西藏问题包括在内，是不是要实行“一国四制”？新疆也应算是一制，“一国五制”，内蒙古加上去，就有了“一国六制”。可不可以这样看问题，在中华民族大家庭范围内，或在一个中国范围内可以实行一国N 制？这对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有没有益处？这个问题看来是很值得下功夫去研究一番的。
况且，提倡并实行“一国两制”的邓小平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再三强调这个口号的事实本身，就已经明白不误地告诉世人：另一个叫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可以享有自由、民主、人权，可以保持他们的繁荣，可以保持他们自由人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在北京政府领导下的大陆中国人民却不可以、更不可能享有为港、澳、台人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人权。他们不应当享有，因为他们需要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的、所谓共同富裕的道路。
所谓的一党领导，就是一党专制、一党独裁、一党暴政；所谓的共同富裕，实则是共同贫穷、共同愚昧、共同落后。把中国大陆的人民视作只配享有生存权的猪权马权狗权驴权的理论，实在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所面对着的赤裸裸的奇耻大辱。这难道不是邓小平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留给中华民族的历史笑柄？这难道不是邓小平禅让其位的儿皇帝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大陆人民所进行的蹂躏与嘲弄？
“一国两制”不打自招地宣布了，中国大陆实行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而彻底的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能、腐败与昏庸，以及中国大陆人民对生存权的被认定所表现出来的卑躬屈膝的可怜可悲可耻的现状；
“一国两制”分外明确地认定，港、澳、台人民可以享有比生存权更多的权利，可以在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情况下自由自在地生活，可以像人一样地扬眉吐气地生活。
既然有更好的民主制度，为什么还要抱残守缺地坚持独裁制度；明知有更好的多党竞争制度，为什么却要蛮横无礼地实行一党独裁制度？为什么不能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比较理想的制度来取代那一个比较差的、比较不理想的制度？为什么不选择先进而选择落后，为什么不选择人权而选择压迫人权的皇权，为什么不选择自由而选择独裁？为什么不选择法治而选择人治？为什么不选择台湾模式而选择北京模式？请看今日之台湾，乃是民主的台湾，自由的台湾，人权的台湾，法治的台湾，富裕的台湾；请看今日之大陆，乃是专制的大陆，独裁的大陆，党权的大陆，人治的大陆，贫穷的大陆。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大陆的明天就是台湾的今天。要提出向台湾学习的口号，要确立向台湾学习的理念。向台湾学习，就是要取民主而弃专制；取自由而弃独裁；取人权而弃党权；取法治而弃人治；取光明的命运而弃黑暗的命运。
向台湾学习什么呢？首先，要学习台湾人民与专制不息抗争的精神，不惜一战的勇气，不惜抛弃的决心。这是台湾民众在二十多年来风涌云起的民主运动中取得的伟大成果，这是大陆民众应该向台湾民众学习的地方。台湾民众破除党禁的勇气、破除报禁的勇气、破除新闻舆论封锁的勇气，不怕被逮捕、不怕关监狱、不怕被杀害，而要把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牢笼坐穿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值得中国大陆人民学习和借鉴的。
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行动无疑跟一九九八年在中国大陆无数的仁人志士组建中国民主党而与一党专政的中国共产党挑战的风起云涌的英勇无畏的行动是一脉相承的，是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的，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步作出了同样伟大的贡献的。
那么，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应该学习台湾什么呢？现在于中国大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地应该向与之作对长达八十年之久的中国国民党学习，学习国民党的基本纲领，亦即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要虚心向国民党学习，要放下架子地向国民党学习，尽管国民党由执政党变成了在野党，但正是国民党这种不死乞白赖地恋权的自我选择，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应该认真学习的地方和应该认真学习的长处。
执政党变成了在野党或者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这样的事情很普通，很正常，丝毫用不着大惊小怪，根本就用不着把要求政治多元化的知识分子活动“消除于萌芽状态”（江泽民语）。不要像历代封建皇帝一样死把着权力不放，要多考虑一些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和人民的福利。不要为了一己之私利或一党之私利而置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不顾。中华民族的利益毕竟要远远地大于一党之私的利益，也毕竟大于皇权掌握者的一己之私利。
现在中国大陆执政的领导人应当学习晚年的蒋经国先生、李登辉先生。蒋经国先生、李登辉先生能够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顺应台湾民众的普遍民意，率先以开放党禁、报禁和解除勘乱时期有关法律的方式，给台湾人民创造了一个开明社会的崭新风气。蒋经国先生是台湾民主社会的伟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先知先觉者，其历史地位应该说是很高的。再一个要学的自然就是李登辉了，虽然他在大陆被批得体无完肤、一无事处，但他确实是推动了台湾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不朽人物，难怪阿扁称李登辉为“民主先生”，他确实是可以担当这一殊荣的人物。李登辉的主要优点是：第一，他不再谋求总统的连任；第二，李登辉继承了蒋经国先生的遗志，扩大并且深化了台湾的民主；第三，他并没有像中国大陆的某些皇权掌握者那样，把不同意见的表达者扔进监狱关他个十年八年的。他对于言论表达者基本上是采取放任自流态度的，要不然陈水扁怎么能够以一个农民的儿子毫无背景地登上台湾的总统宝座并成为首脑人物呢？
4.没有“枪杆子”、照样出政权
毛泽东有句名言，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亦即武装夺取政权之谓也。这句话，基本上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迄今为止的全部运作方式。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崇尚枪杆子、崇尚暴力、崇尚刀与剑的血腥政治集团和武装暴力集团。这一点，有其历史的深刻渊源：一是它宗奉推崇暴力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二是它继承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王朝和所有皇帝为了什么随意的名称而发动各种战争的劣根性，同时也包含有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全部特征（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只不过是一场农民起义与农民暴动，毛泽东在其一系列暗淡的乃至漆黑一团的著作中对此早就供认不讳）；三是中国共产党把舶来品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即暴力等所谓革命理论与中国普遍的小农经济思想相结合，迷信“谁胳膊粗大谁就说了算”的强权即真理的歪理邪说，把依靠枪杆子、依靠暴力当作它基本的、主要的和绝对重要的斗争手段，并由此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不只是毛泽东的信念，它也是所有穷兵赎武的帝王们的永远不变的普遍心态。中国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基本上是大刀、长矛和剑、戟夺取政权的历史。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极不发达乃至极端落后，冷兵器的使用是无所不在的，从中国大陆各地区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物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冷兵器，诸如刀、枪、剑、戟，都必须以广大土兵的生命作陪衬，所以“人海”战术，亦即毛泽东所称谓的“人民战争”，就不可避免地、层出不穷地成了中国历史上历次内耗性战争的基本特征。战争中的敌我双方，动辄以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之兵众进行血腥的撕杀，残酷的血流成河的混战场景历史上也就屡见不鲜了。
到了近代或现代战争时，虽然热兵器得到了普遍的使用，但敌我双方也仍然以血肉的长城构筑战争中的血腥的辉煌。为了夺取政权，不惜以大规模的运动战、阵地战等形式无所不用其极地歼灭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的敌人，也就是以消灭同样是人之生命的残酷的战争方式试图实现自我膨胀的个人的或小集团的私利。比如中国历史上创立的太平天国，还有所谓三年的国内“解放战争”，等等、等等，莫不是杀来杀去、打来打去、伤来伤去、死来死去，既不增进人们的物质财富，相反还极大地耗损物质财富，使得并不富裕的、极其有限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毫无意义地损耗在相互敌对的战争之中，消耗在你打我拼的无聊的死亡游戏之中。此外，战争也不增进人们的精神财富，战争使基本的人性丧失殆尽，使人性变成兽性，使人的自我价值在对他人价值的剥夺中化为乌有，使人的生命在毁灭他人的生命中变得疯狂残忍。战争是人类的耻辱，战争是世界的灾难。
无论是以往的冷兵器战争，还是现代的热兵器战争，无论是以往的仅仅冲啊杀啊的拼搏赌命式的战争，还是现在几乎不见人影的高科技战争，都是以渺视人性、蹂躏人性并毁灭人性为特色、为风标、为目的的。战争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战争是世界冷冰冰的坟墓。
战争就是枪杆子以及枪杆子的使用，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认为，只有通过枪杆子的无所不用其极的使用，通过枪杆子的野蛮、暴虐与血腥，通过无所顾忌的残忍、下流、卑鄙与无耻，通过杀人如麻的解放运动，通过千百万人死亡、亿万人痛失家园的悲惨境遇，通过血流成河、赤野千里的被赋予神圣名义的征服，才能使英名的领袖，亦即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魁首荣登极权的宝座、龙袍加身、住进中南海游泳池，住进宽敞、明亮的怀仁堂书房，深居简出、排兵布阵，把中国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不可愈越的两大阶级阵线，而且还要阵线分明、清清楚楚，然后再用枪杆子去奋勇无畏地撕杀。
于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最终又形成了“枪杆子里面保政权”的理论，亦即在和平建设时期，枪杆子和刀把子也是可以得到全方位的和大规模的应用的。换言之，军事长官直接成为行政首脑，武装集团毫无顾忌地进入社会生活。倘若社会生活一经出现任何有悖于长官命令的情况，那么武装的直接“对话”，亦即枪杆子的直接镇压，就成为赤裸裸的现实。这种枪杆子瞄准笔杆子、枪杆子瞄准人们说话的器官 —- 嘴巴的野蛮霸道，就成了统治者维护自己独裁专制宝座的镇山法宝。但这却是以毁灭人性、毁灭人权、毁灭民主、毁灭自由为代价的，这却是以迟滞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代价的。
“枪杆子里面保政权”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合乎逻辑的发展。既然政权是依靠枪杆子打出来的，亦即通过武装叛乱打出来的，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暴动、武装革命和武装斗争取得的，那么为着保卫这种通过非法途径得来的政权，就必须采取一切途径、一切措施、包括合法的与不合法的、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公开的与隐密的方式，对一切与政权之意愿不相合拍的人与事进行强制性的镇压，从而使政权的任何不稳固的因素都得以从根本上铲除。
这种建立在枪杆子基础上的政权，哪怕自称是“人民政权”，也是无法确立其稳固的根基的，因为这种政权并非为人民所认定、所赞同、所支持，因此它就必然是个非法的存在，它就是与人民相敌对的异化之物。
“枪杆子里面保存政权”纯系某些独裁者的一厢情愿。用枪杆子和刺刀维持着的政权又如何能够维持得住？维持得一时，维持不了长远；维持得住今天，维持不住明天。今天，北京的独裁政府，已经是愈来愈维持不下去了，已经是加速度地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破败之态了。
中华民族必须彻底抛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思想这一陈腐的反动观念以及毛的继承者们所恪守的“枪杆子里面保政权”的十分恶劣的传统思维及其罪恶表现。为此，要冲破枪杆子和刀把子的禁锢及其种种危害，要让枪杆子退居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之外，要使枪杆子脱离开“党的领导”，要使军队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和非党派化。军队应服从国家而不应服从党派，军队应独立于党派纷争而保持中立、保持公正，军队应专事于国防、实现其自身的职业化。
台湾经验证明：不用枪杆子，政权也可以合民意地产生出来。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恪守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念不同，与邓小平和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恪守的“枪杆子里面保政权”的信念不同，台湾总统的直接民选证明了：“投票箱里面出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开放性、正确性。
只有从竞选的投票箱里走出来的人，才有被称作政治家的资格，否则，是不能被称之为政治家的。由此可见，台湾是产生政治家的场所，而中国大陆，由于迄今没有一人从竞选的投票箱里走出来，因此至今尚未产生过一位可以被叫做政治家的人物。中国大陆的所谓政治家或领导人，说白了只不过是个丘八头、土匪头、权谋家，这不能不叫人扼腕兴叹了。
5.竞争出效率、竞争出活力
台湾经验证明：政治上的竞争，即竞选，是有效配置社会政治资源的最佳方式，是使社会生活充分展示活力的最理想的方式，是使有志、有才、有识的雄才大略者一展魅力的必要方式。
竞选的场面煞是热闹非凡，各种建议、意见、观点相互交汇、相互比较、相互取舍、相互补充、相互圆满。不见刀光剑影，却有人声鼎沸；排斥独断威权专行，却可相互辩驳指正；不是一人说了算，却有三人在竞争。国民党侯选人连战有一套竞选纲领、竞选班子、竞选策略，有一批摇旗蚋喊者、一批选民；从国民党阵营脱颖而出的独立侯选人宋楚喻也有一套竞选纲领、竞选班子、竞选策略，也有一批摇旗呐喊者，一批选民；而陈水扁也是如此，他是民进党侯选人，共产党指称的“台独分子”。选举结果，二十年前当过台湾不同政见者、当过律师的这位政坛黑马，终于杀出重围，赢得了“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的宝座。
虽然，有三位主要侯选人竞选总统一职，但三位侯选人的支持者、即广大的选民，则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就国计民生问题、就政治局势问题、就国防预算问题、就外交政策问题、就一切所应关心和重视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充分地、毫无顾忌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换言之，竞选中民意可以毫无阻滞地得以畅流，而侯选人不同的建政方案则可以在选民们的比较与鉴别、肯定与否定中得到补充、提高，并最终得以完善。总之，竞选过程是侯选人与选举人的认识过程，是候选人水平与能力不断地得到提高乃至获得极大程度提高的过程，是选举人与侯选人、侯选人与侯选人以及不同侯选人的不同支持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过程，是社会组织架构不断得以调整、不断得以趋于合理与正常的过程，是社会建政之不同方案、不同设计相交、相汇、相融、相比较、相鉴别、相互肯定也相互否定的过程，是所有这些民意、包括设计、方案、纲领、口号、侯选人自我亮相、自我表达、自我淘汰也被选民淘汰、自我选择也被选民选择的最优化过程。
虽然，竞选需要资金予以支持，但竞选资金乃是社会进步必须予以支付的必要的成本。相比之下，所有王朝君主的当政与执政，也许不费一分一文，但其无能执政所可能和必然浪费的资金，又何止于千万、亿万之巨？！中国共产党批判竞选制时常常拿竞选制需要的、大量的乃至巨额的竞选资金作为批判的口矢，他们哪里懂得这笔巨额的竞选资金与一个有能力的执政者在其执政期间所可能产生出来的社会经济效益简直不堪一比，纯粹是极其微小的乃至小得可怜的数目。竞选资金是应该支付的，竞选资金是必须支付的，这是人类追求自我文明所应付出的代价，这是历史进步必须支付的极其微小的代价。
试看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他们根本就不是从竞选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从竞选的投票箱中走出来的，而是在先帝们的遗诏中产生出来的，是在先帝们的深切的殷殷嘱托中产生出来的，所以他们没有花掉也根本不用花什么竞选资金。这看起来似乎是节省了一笔巨额资金，看起来好象没有什么浪费，其实则不然。
竞选资金不是浪费，竞选资金恰恰是社会资源的最大节省。一分钱竞选经费也没花的人通过先帝的禅让而一夜之间成为人民的“英明领袖”和所谓的“核心”，成为新一代的英明圣主，由于他并没有治国方案而不可能在执政的近期作出什么英明的决策，倘若他确实可以做出决策，基于他的无方案、无准备的客观实际，其决策也一定是很不理想的、很成问题的，甚至是很糟糕的，这就叫做“瞎子引路”、“摸石头过河”。无准备、无方案者而被禅让成“核心”的人，确实得“摸着石头过河”，他必须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比较清楚地了解他所管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情况，然后他才可能做出比较好的决策。那么，这几年的所谓“调查研究”的过程，难道不是社会时间的巨大浪费吗？不是数不尽的金钱的无端消耗吗？不是巨额资金的毫无效益的流失吗？这，就是今天大陆共产党“祸国殃民”的根本原因。
非竞选制的中国大陆现行的政治体制，说到底是“瞎子引路”和“祸国殃民”的政治体制。各级领导基本上或根本上是无方案、无准备地走上各自的领导岗位的，基本上或根本上是实行着无能、腐败、官僚的政治领导的，基本上或根本上是实行着古代王朝循环不已的官爵分封制那一套的。所以，没有竞选、没有竞选之方案、没有为统计学多数票所赞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本质上说就是“瞎子引路”。“瞎子引路”只能把人们引领到贫困、蒙昧、无知的无耻深渊，只能把人们引领到独裁、专制、强权的广大无边的黑暗，只能把人们引领到人权尽失、自由匮乏、没有民主的野蛮境地，其结果则是毫无差异地“祸国殃民”。中国大陆已经被“祸国殃民”了几千年，最近五十多年来，其表现尤甚，其罪恶尤烈。
这种“瞎子引路”与“祸国殃民”的可耻现状不应再继续下去了，中国大陆应当从这种王朝制阴暗而肮脏的“瞎子引路”般地无能为力的领导与“祸国殃民”的政治体制中尽快地、一无返顾地挣脱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可以在台湾找得到，这就是竞选、竞选、竞选，而不是中国历届王朝与现行北京政府所乐此不疲的官爵分封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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