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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3日訊】 海灣梟雄薩達姆之气數衰旺，分水岭便是兩伊戰爭，那就不妨從霍梅尼的“世界伊斯蘭革命”說起—-
布什開列“邪惡軸心”黑名單，赫然上榜的伊朗，是頗具爭議的。自兩伊戰爭后，伊朗對外并無惡行，對內有了若干溫和改革；它和阿富汗塔利班(以遜尼派教徒為主)勢同冰炭，和伊拉克政權更是宿敵世仇。殊不知伊朗仍是一個十足的神權國家，而且倒退三十年來看，它的形象卻与今日迥然不同。
由無疾而終的“泛阿拉伯主義”至异軍突起的“泛伊斯蘭主義”，霍梅尼正是一個開壇立派的大宗師。伊朗是穆斯林世界里唯一以什葉派教徒占絕對多數的國家，但他們是波斯人而非阿拉伯人。伊拉克則是僅存的另一個什葉派教徒稍為居多的穆斯林國家。伊拉克的什葉派聚居南部，多系底層大眾，而薩達姆所屬的尼遜派一向多有精英分子，他們和伊拉克的少數派基督徒一樣，素來壟斷國家的政治權力。幸而在伊拉克這樣淡于宗教情結的世俗國家，教派沖突并不嚴重(庫爾德人的民族問題則是一個潰瘍瘡口)。
伊朗巴列維王朝時期，年邁教長霍梅尼于1964至1978年曾在伊拉克避難，不消說伊拉克的密探對霍老的監視“體貼入微”，霍氏策划對伊朗王室及政要的多起暗殺，于薩達姆無關痛痒，但霍梅尼“蒼天已死，黃天當地”的革命前夜，薩氏是嗅出气味來了，遂于霍梅尼舉事的前一年將他驅逐出境。這令霍梅尼恨之入骨，并以“七大恨”告天，一是巴列維國王；二是美國；三是薩達姆；四是蘇聯……1979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平地起狂飆，國王倉皇出走，“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波斯古國千年歷史上第一個神權國家降世了。
而今回眸，霍梅尼的革命是非常恐怖的，且莫說國內實行嚴厲的伊斯蘭法律，狂熱的教眾在街頭用石頭砸死違反教規的人(類乎中國文革中以私刑殺人的“貧下中農革命委員會”)；光說對外，霍梅尼憎恨世界上一切非神權的世俗國家，在他奪權后唯一聲言予以支持的是蘇聯，但霍氏報以徹底的輕蔑，并用血洗伊朗共產党來表明心跡。自不待言，最大的外交風波首推伊美交惡。1979年11月4日，伊朗4000多德黑蘭學生在霍梅尼的號召下，占領了美國大使館，將美國國旗委于泥塵，改懸“真主偉大”的圣旗。他們扣押了66名美國外交官，要求美國交出前國王巴列維。及至前國王在埃及病逝，在阿爾及利亞的調停下，美國人質方獲釋，其中有52名美國外交官已被扣押了444天。
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對阿拉伯世界來說，卻有著更凌厲的沖擊波，無論君主制還是非君主制的世俗國家，都為之繞室彷徨。最明顯的例證就是黎巴嫩之山河變色，來自伊朗的泛伊斯蘭主義風暴，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黎巴嫩屬于阿拉伯世界，伊斯蘭教并非其國教，這是絕無僅有的异數。此前黎巴嫩是個經濟繁榮，金融發達的國家，貝魯特人稱“東方巴黎”。一九四三年，黎巴嫩從法國統治下獨立，當時國民中基督教徒占五成三，穆斯林占四成五。黎巴嫩穆斯林分為遜尼派、德魯茲派、什葉派；基督教徒中又分為多個教派。依照各派權力分配的協議，總統由基督教中第一大派馬龍派出任，總理則由穆斯林中人數最多的遜尼派出任。而穆斯林中的什葉派占國民的一成八，國家議會的議長則由什葉派人士出任。軍隊總司令由基督教馬龍派出任，參謀長由穆斯林德魯茲派出任。然而隨著歷次中東戰爭，大批巴勒斯坦難民涌入，黎巴嫩人口的穆斯林已略占多數。原來的議會議席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比例為六比五，1991年以后議會里基督徒与穆斯林的議席已各占一半。
在原先的權力格局里，人口占第三位的什葉派的政治影響力不大。不過，自七十年代泛伊斯蘭主義興起，黎巴嫩什葉派的阿邁勒運動(Amal Movement)迅速崛起。“阿邁勒”在阿拉伯語中為“希望”之意。該組織由伊朗出生的黎巴嫩人薩德爾(Sadr)在七五年開創。薩德爾本人也曾支持過以遜尼派為主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不過薩德爾有原教旨主義傾向，和世俗的巴解組織感情不算親近。
七十年代末期在黎巴嫩頻繁活動的巴解游擊隊引致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難民營正在黎巴嫩南部什葉派聚居的地區，什葉派居民与巴解摩擦多多，他們便組建阿邁勒民兵以維持治安，七九到八二年間，阿邁勒民兵与巴解游擊隊之曾發生過數起大規模流血沖突。
就在此時，伊朗的“伊斯蘭革命”令阿邁勒運動晉身為政治舞台的要角。一九八二年，伊朗出動數千“革命衛隊”前往黎巴嫩輸出革命，力挺什葉派同袍，從軍火到錢糧都傾囊相贈。不過，伊朗的支持是有選擇性的，它刻意扶植什葉派中最激進的原教旨團體，而阿邁勒運動的精神領袖薩德爾一九七八年訪問利比亞時突然“人間蒸發”不知所終。阿邁勒運動從此分裂，其中激進派別組成了“黎巴嫩真主党”，這是一個在伊朗羽翼下孵化出來的極端恐怖主義組織，它正式成立于一九八二年六月。真主党的骨干全部是伊斯蘭什葉派教士，党魁叫穆罕默德-侯賽因-法德拉拉(Muhammad Husayn Fadlallah)。法德拉拉是霍梅尼忠心不貳的信徒，他力主在黎巴嫩乃至全世界建立伊朗式的伊斯蘭共和國。真主党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國旗作為党旗，還把霍梅尼的像作為伊斯蘭革命和未來泛伊斯蘭世界的象征。為了這一神圣目標，真主党不惜訴諸極端暴力。法德拉拉謳歌“肉彈”的殉教方式，他說：“難道還有誰是比將自己變作敵人中間的人肉炸彈的那些人更偉大的烈士嗎？難道還有什么精神境界比為了目標与使命獻出自己的身體和生命的人的精神境界更為崇高嗎？”
黎巴嫩真主党的老巢在貝卡谷地，組織體系極為神秘，它既是家族控制的(什葉派兩個大家族)，又是什葉派伊斯蘭教士督導的(12名教士組成的党核心領導机构)，故此，真主党幫規森嚴，其戰斗力比黎巴嫩基督教民兵和巴解組織都要強，它的崛起，完全改變了黎巴嫩的格局，從美國電影《Spy Game》(《間諜游戲》)里的惊鴻一瞥，亦可見貝魯特滿目斷壁頹垣，“城池百戰后，耆舊几家殘”，這個四分五裂的國家已經完全癱瘓，原來最強大基督教民兵不是作鳥獸散便是龜縮一隅；以色列撤軍后，親以的“南黎巴嫩軍”竟至于向真主党武裝望風歸降……至今，真主党的金主仍是伊朗。
統而言之，無論以色列、敘利亞和其他阿拉伯國家，對伊朗敲進來的契子，都感到寢食難安。如此這般，就不難明白兩伊戰爭時整個世界的反應了。1980年9月17日，伊拉克宣布廢除兩國邊界協定，五日后便發動了對伊朗的進攻。而這時的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里朋友也甚少，它是蘇聯的盟友，与阿拉伯國家親西方的主流不合拍，故此阿拉伯諸國都保持中立，但在戰事不利于伊拉克時，卻又暗挺薩達姆，以防什葉派伊斯蘭革命的狂潮禍及家門。
至于歐美的中立，亦庶几近之，別忘了那時還是冷戰時期，任何改變地區均衡的舉止，都會引起莫名的恐懼。且說美國及西歐盟國對薩達姆并無愛心，但都忌憚不可理喻的霍梅尼的“泛伊斯蘭革命”。當先盛后衰的薩達姆岌岌可危時，西方也不欲看見伊朗乘胜坐大，一統海灣,便也暗中助了薩達姆一臂之力。再看那邊廂，兩伊戰爭初起時，蘇聯正在陷于阿富汗圣戰的泥潭，中國剛在前一年發動“教訓”越南的戰爭(甚至事前并未宣布廢止中越友好條約)，此后數年邊境炮戰不絕，“血染的風采”成了弘揚國民精神的旋律……
作如是觀，兩伊戰爭的戰犯無疑是薩達姆，其背后沒有任何國際強權的唆使。隨便一提，兩伊八年戰爭時，中國也曾向兩邊輸出設備、物資和軍火，其中賣給伊拉克的軍火高達數十億美元，僅次于蘇聯而尤在法國之上，更不用說排得很后的美國了；況且無論軍用民用合同，中方均允許伊拉克“延期付款”。若再加上91年海灣戰爭伊拉克的欠帳，至今中方仍有14億美元欠款未能收回，而中國政府對因伊拉克拖延還債而無法依期償還銀行貸款本息的國內企業，給予“不加息，不罰息，不停貸”优惠政策。但無論如何，中國都絕對不是戰爭的教唆者；同理，美國也不是。再例舉：兩伊戰爭中薩達姆敗象漸顯時，美國給伊拉克提供了伊朗軍隊結集的衛星圖象情報；中越之戰時，美國也給中國提供了類似情報，特別是越南的締約盟國蘇聯的軍事動向情報。
今日看來，當時國際社會對兩伊強行干涉，派出維和部隊，划出隔离帶，制止戰爭殺戮，是合乎人類公義之舉。惜乎，無論哪一家都受著時代局限，在冷戰思維下，彼時那樣的“國際社會”并不存在，聯合國如同高位截癱的廢人。正是“人世几回傷往事”，嗟嘆“故壘蕭蕭蘆荻秋”，那是歷史的哀歌。
至于“中國學者”《反戰宣言》執筆撰寫者的“美帝國主義”造句，以及指薩達姆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實不知何出此言？“美帝國主義”并非現時中國政府的詞匯，不過也無大礙，因為美國人罵自己的政府，遣詞用句由辛辣到刻毒都百無禁忌，美國左派也常罵“美帝國主義”，只是不會去代表“美國人民”，也不會發出“雷霆般的聲音”；美國人很難被別人代表，既然此路不通，大家也就失去了彼此“代表”的興致，“雷霆般的聲音”自然無法听到了。說到“走狗”一詞，這在薩達姆則欲當而不得，實在太委屈他了。
且說兩伊戰爭后，伊朗元气大傷，輸出革命已有心無力了。倒是滿目瘡痍的伊拉克再賈余勇，向科威特攻城掠地。不過，世局已斗轉星移，彼時冷戰已經結束，國際新秩序正在重构，以海灣戰爭為轉折點，在后冷戰時代，任誰要策動以侵略別家領土為目標的戰爭，已遭千夫所指；又以波斯尼亞种族屠殺為契机(前波國總統剛剛被海牙國際法庭判處11年監禁)，科索沃危机為標志(前塞爾維亞總統米盧蒂諾維奇剛剛向海牙國際法庭自首認罪)，要凌虐生靈，屠殺本國人民，亦屬不能了。 從冷戰的冰川紀中枯木逢春的聯合國，依然百廢待興，世局天翻地覆，如何“与時俱進”？聯合國的革故鼎新已迫在眉睫，科索沃危机時它曾無所作為，當下的伊拉克問題，聯合國安理會再次面臨考驗。
法國德國的領銜抗美，令中國的新左們精神陡長，因為他們不喜中國政府韜光養晦的低調，也信不過朝秦暮楚的俄羅斯，法德的聲音适逢其時。很遺憾，筆者恐要掃他們的興了。那些倚法德為中流砥柱的人士，定將跌碎眼鏡，然后祭出祖傳的“走狗”之罵，“帝國主義”之外，還要加上“新殖民主義”的惡咒。因為法德与美英的歧見，是如何執行聯合國決議、消除薩達姆罪惡的歧見。別忘了，911事件當日，法國報章的頭條通欄標題是“今夜我們是美國人”；更別忘了，當年把伊拉克入侵者驅逐出科威特的是美國挂帥，但消弭科索沃危机，出兵懲戒米羅舍維奇政權的始作俑者，正是法德兩國(這里要說一段小插曲，1992年波斯尼亞塞族政權發動种族清洗后，法國一漢學教授到美，帶來了一大疊關注波斯尼亞屠殺的法國報刊，我只能看圖片，真是毛骨悚然！當時法國朝野的震怒和美國輿論及政府的懵然不覺，形成鮮明對照)，美國無可推諉，遂与盟國共進退。任誰要抱著忽略民主國家同質性的幻想，真是枉讀了毛主義“字字珠璣”的警世雄文，捧錯香爐念錯經了。若然不信，請看其后海灣風云的舒卷變幻。
雖則如此，我還是期望法德中俄与美英及其他國家一道，努力找到一條避免啟戰的途徑。不過，解除伊拉克武裝和及改變其政權的目標，斷無偏廢的可能。反戰与和平主義是一种崇高的理想情操，卻須建立于正義的基石上。1995年波斯尼亞塞族政府軍屠殺八千多穆斯林男子和儿童，為二戰以來最大的种族殺戮，荷蘭駐波國六百余維和部隊無所作為，事發后荷蘭內閣因此總辭職；而今，巴爾干穆斯林得到解救；南聯盟人民推翻米羅舍維奇“民族主義政權”，國家浴火重生；阿富汗人民結束內戰及揮別中世紀神權的黑暗……這些都是人類之幸事，生命之幸事。“民生以德義為本，兵事以民為本。”這正是筆者對海灣危机的視點。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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