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2日訊】台灣是人杰地靈的地方。三月底筆者到寶島一游，与各政党以及學界有所接触，很高興地看到，台灣朝野都關心中國大陸的發展，不少學者在大陸研究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遺憾的是，由于兩岸的隔膜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對一個巨大而畸形的專制政體，台灣學者大都缺乏親身體驗和第一手資料，因此一廂情愿地看好中國的民主化，存在著一些盲點和誤區。
*對中共法制前景的一廂情愿
不止一次地听台灣學者以樂觀的態度談到大陸法制。他們認為，由于近年來中共修訂了一系列法律，中國的法制越來越健全，正在“依法治國”，這樣下去，法制主義就可以成為一個好的基礎，從而推出中國的民主化。他們似乎把法制看成中國政治改革的唯一途徑。這种觀點可不是空穴來風，而是這些勤奮的學者根据中國目前大量的法律、政策文件研究出來的。
台灣學者對中共法制進步的殷殷期待，使我這個從社會底層和牢房里逃出來的大陸人，不知該怎樣解釋才好。記得我在一次討論會上談到，盡管中共制訂了越來越多的法律，但那只是紙面上的東西，只要一党專制的本質不改變，所有的法律條文都可以在瞬間成為廢紙。
我說這些話是有相當根据的。在湖南監獄的几年，我接触了上千囚徒和大量案例。一邊自修法律課程，一邊研究各种罪案。我發現，絕大多數案子都“不是打官司，而是打關系。”許多律師不必依照法律條文為當事人努力辯護，他們更需要賣力的，是偷偷把當事人及家屬准備的紅包、禮品順利送往公檢法部門。一個個扎實的紅包，几乎可以使所有的法律條文形同虛設。
不光是腐敗徹底蛀蝕了法制，只能听命于“三個代表”的司法机构，也完全沒有必要的獨立性。西藏活佛阿安扎西和“不鏽鋼老鼠”劉荻這兩個案子，就是政治介入司法的如山鐵證，無論海內外多么大的呼聲，這兩位無辜的公民就是享受不到法律規定的基本權利。從這個角度看，在形式上已經“健全”了的中國法制，在實踐中不但沒有保護人民，而且走向反面。
因此，沒有民主保障的法制，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欺騙性。一位中國學者說，法制沒有民主，就是秦始皇的法制。事實上，秦始皇的法律雖然嚴酷，還算是有法必依、有令必行，不像中共的法律，共產党自己就不遵守。真正的“法治”，是社會大眾与政府都置身于法律的框架下，都受到法律的約束，而不是執政党以法律為工具來壓制社會大眾，自己卻凌駕于法律之上。
是的，中國的法制确實是在漸進改革，但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這种改革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現今的中國已經不再是奧維爾筆下的《1984》，但仍然是專制。如今的改革既可能使中國逐步走向法治社會，也可能變成更精致的專制。應該說，從目前的情況看，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些。一心指望這樣“法治”帶來政治改革，就很有點烏托邦的味道。
*灣大陸兩种不同的私有化
記得去台灣那天，飛机晚點，我在阿姆斯特丹机場候机，和一位健談的台灣商人聊天打發時間。說起在中國大陸經商的情況，這位台商很看好在中國的賺錢机會，至于中國的民主建設，他似乎不認為有什么重要。我提起中國的“六四慘案”，他說：“我們台灣人等待政府為二二八事件認錯，等了几十年，你們大陸人也慢慢等吧。”
這是一次令我震惊的机場經歷：已經爭取到民主權利的台灣人，不認為大陸人也有這种需要。到台灣后發現，台灣的一些學者也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充滿信心，并認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中產階級壯大后，民主化是必然的趨勢，中國會出現一個開放的政治體制。
這是台灣學界大陸研究中的另一個烏托邦。他們以台灣自身的經驗，來作為判斷大陸未來走勢的准繩。經濟發展的台灣，是一個以私有制為基礎順利走向民主的典型，它有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一個獨立于政府權力之外的民間社會，因此，走向民主化自然水到渠成。
然而，共產党的特點是政治制度決定經濟制度。只要專制統治存在，它就不會允許中產階級成為一個獨立的、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就會竭力扼殺民間社會的存在。因此，盡管經濟發展了，但中國的私有化是壟斷式的“以權搶錢”，是少數人缺乏道義正當性的暴富，与台灣民間社會自由競爭的財富積累，是完全不同的。而且，由于中國的富裕階層大都和執政党有千絲万縷的關系，他們的表現，不但不像追求民主法治、具有社會關怀的中產階級，反倒更像共產党霸權的維護者。
正如胡平在討論會上指出的：“經濟發展有時會加強專制力量，成為政治自由的替代物。”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使中國共產党獲得了某种合法性，為一党專政奠定了強大的基礎。我們更懮慮地看到：這种畸形的經濟發展，正進一步導致政治腐敗和社會不公，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驅使人民鋌而走險。暴民的產生導致更多的暴力鎮壓，中國离現代文明國家的距离越來越遠。
*為何台灣學者如此高估大陸？
离開台灣時，我們訪問團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感想，大家一致認為：台灣學界高估了大陸民主轉型与和平演變的前景，忽視了在經濟繁榮、軍事強大后，大陸政權仍然敵視自由民主价值的可能性。
為什么會出現這种認知差异？筆者認為，這首先可能是信息來源的問題。台灣學者在大陸一般做的是短期訪問，其研究大都依靠大陸官方以及同行提供的資料，或者間接接触听說來的。紙上得來終覺淺，如果不能超越自身經驗的局限，去真切體驗中國民間下層人民被時代拋棄的痛苦，是很難獲得真知的。
在台北我遇到一位可敬的教授，他正在研究中國大陸的政協制度，意欲探討中國的政協發展成為西方議會那樣的机构的可能性。我很吃惊，猜想他的研究大都來自中共官方的材料，因此建議他去了解一下中國政協委員的人事來源，看有多大比例的委員來自卸任的政府官員。在大陸生活過的人大都知道，政協和人大這一類花瓶机构，早就是中共政客的“政治養老院”和“官員俱樂部”。政協委員根本不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毫無公平競爭可言，也完全不代表中國各階層的利益，他們的任務只是為執政党出謀划策而已。
其次，台灣學者可能還有其他的一些考慮。比如說，為了讓中共允許他們進入大陸做學術交流，他們不便過多地指責中國的制度。此外，統獨立場也干擾了台灣學界的大陸研究，一旦怀有統獨情結，其研究就很難做到理性客觀。再次，由于中國大陸反對派不成气候，使台灣人轉而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自身的改革上。
盡管看不到中共的法制和經濟發展有必然導向民主的可能，但這并不意味，已經獲得民主自由的國家和人民，可以對中國發展的前景不聞不問。正如一些清醒的台灣學者所認識到的：中國民主化是台灣最大的利益。正因為中國不民主，沒有新聞自由，連累台灣人也生活在薩斯病毒入侵的陰影下。因此，台灣人有必要更真實、更深入地認識大陸，并盡力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關注大陸的人權狀況。
（原載《開放》雜志六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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