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6日訊】又是六四忌日，這是14個忌日里我最不想說話的一個日子。以前的六四忌日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沉默，我似乎變得越來越說不出，越來越不想說話。對于14年前這個血跡斑駁的日子，似乎埋藏心底越來越深，越來越不想為外人道。只怕說錯，只怕說了話又起反作用。然而，今年畢竟是新一屆領導人執政的第一年。對于這些被民眾寄予厚望的新一代國家領導人，對于這些曾經相知相識的人們，我的心緒是复雜的、不平靜的。四月份以來，因”非典”而沉寂蕭瑟的北京景象，一下子將我帶回到14年前那個腥風血雨的夜晚、那條恐怖肅瑟的長安街。
今年的北京”非典”事件頗有些類似14年前的六四事件。它爆發在春夏之交，即六四以后中央定性的四五六月政治”敏感期”內，也是對最高當局在危机狀態下的最嚴峻的政治考驗。然而，六四危机与”非典”危机的處理方式和結果卻是迥然不同的。六四事件中，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一開始就強調冷靜、理智、克制、秩序，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面對以學生為代表的社會各界要求新聞界如實報道學潮的呼聲，趙紫陽說，”在報道學潮這個問題上，報社主編有權決定可以報道什，或不報道什。不一定事事都要請示。”并強調，”要向首都新聞單位的主要負責同志講清楚，新聞報道一定要說真話，千万不要制造假新聞，不能隱瞞事實。新聞報道要真正做到：客觀、全面、真實、及時”。正是在趙紫陽的大力支持，胡啟立、芮杏文的積極推動下，千人一面的新聞界呈現出百花齊放的色彩，從而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聞輿論最為寬松的時期。然而，當時的中國被權力至高無上的元老集團把持著，名義上的中國最高領導人趙紫陽在元老集團和李鵬勢力的夾擊下，最終以”支持動亂和分裂党”的”罪名”被撤銷党內外一切職務，并遭軟禁，北京混亂的秩序最終在坦克和裝甲車沾血的履帶下得以恢复。中國為此付出了國際經濟制裁、國內全面停滯的沉重代价。
這次北京”非典”，正好爆發在”人大政協”兩會召開，新老政府換屆之際，當時的第三代”核心”一門心思集中在如何保全自己的軍委主席職位上，強調”政治高于一切”、”穩定壓倒一切”，從嚴控制新聞輿論，從而給北京”非典”細菌傳播、擴散提供了一個足夠充分的時間。當”核心”派衛生部長、曾任第二軍醫大學副校長的張文康在4月3日記者會上稱，”非典”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在中國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戴口罩、不戴口罩，我相信都是安全的”，302醫院蔣彥永醫生終于憑良知站出來，用事實戳穿張的謊言。至此，北京疫情已接近一發不可收拾的臨界點。面對沸騰的民怨，几近失控的疫情，胡錦濤、溫家寶當机立斷。胡錦濤于4月10日南下廣東，到”非典”發源地親自調查。溫家家則于4月13日在北京的會議上，神情嚴肅地坦承：”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是對我們党和政府應對突發事件、駕馭复雜局面能力的又一次嚴峻考驗。”并于4月15日由國務院向北京市派出督察組，一家一家醫院進行核對，一個患者一個患者進行登記。當時的胡、溫正可謂如履薄冰，似臨深淵。4月15日，胡錦濤從廣州返回北京當晚，胡溫進行緊急磋商，決定于4月17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并下定了撤銷張文康、孟學農職務的決心。
4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議是北京”非典”危机的轉折點，這次會議确立了胡錦濤、溫家寶領導處理”非典”危机的全權，并迅速提高了胡錦濤、溫家寶在民眾中的聲望，也湮沒了第三代”核心”在民眾中的聲望，北京民眾甚至這樣譏諷”核心”的”三個代表”：”非典代表特种病毒的發展要求，代表恐怖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野生動物的根本利益。”据悉，溫家寶在這次會議上對衛生部和北京市的工作提出嚴厲批評，溫家寶說，”衛生部的工作确實存在比較嚴重的缺陷和薄弱環節。最明顯的是：疫情信息不暢通，統計數字不准确并且大大低估；衛生机制不健全，防治傳染病基礎工作薄弱；在徹底切斷傳染鏈、控制傳染源上沒有采取堅決有力的強制性措施，嚴重影響了防治工作有效開展。””北京市在信息收集、監測報告、追蹤調查方面存在嚴重疏漏，沒有及時准确地上報疫情，”早發現、早報告、早隔离、早治療”的措施落實得很不夠，未能有效地監控和切斷傳播渠道，給北京地區的疫情控制帶來極大被動，嚴重影響了防治工作的開展。—北京市對疫情估計嚴重不足，工作指導、督促檢查等方面都不夠有力。”胡錦濤則親自提議撤銷張文康、孟學農的職務。會議結束后，中央辦公廳立即將有關決議通報給江澤民、全體政治局委員以及李鵬、万里、喬石、朱熔基、李瑞環、劉華清等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值得關注的是，這個決策過程完全是由胡錦濤、溫家寶新一屆常委會獨立作出的。這是一個非常微妙、非常重要的信息，它預示著胡錦濤、溫家寶開始能夠充分善用民意、走出完全屬于他們自己的執政風格來。可以說，這次危机給了胡溫一個迅速鞏固權力的極好机會，可以使他們更加貼近民意，更加代表民心，更加當机立斷地進行獨立決策。相比之下，除了張文康的丟官，”核心”离開”非典”肆虐的北京到上海去避風頭，更是自毀形象。一正一反，胡江民意清晰可見。与六四危机中，趙紫陽支持大膽的新聞報道一樣，胡錦濤也強調新聞輿論宣傳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并充分肯定新聞輿論在防治”非典”戰役中的作用，溫家寶也要求”加強宣傳，注重實效”，”采取多种方式，向國際社會報道我國非典型肺炎的防治情況。”
与六四后新聞輿論界万馬齊喑的局面相反，”非典”疫情促使中國新一代領導層考慮建立和完善公開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的必要性、重要性。通過對”非典”危机的充分報道，中國的新聞輿論領域開始顯示出走向透明、多元化的改革曙光。如果說六四事件以元老集團重新全面控制國家的領導權而告終，那末，”非典”事件則給了新一代迅速鞏固權力，全面掌控党和國家領導權的難得机會。而提供這個机會的，不是別人，正是試圖繼續保持其政治影響力的第三代”核心”。
從”非典”危机處理中，我看到了民眾對胡錦濤、溫家寶新一代國家領導人所寄予的厚望，也聯想到了14年前那場波瀾壯闊的六四事件。我多期望，胡錦濤、溫家寶在”非典”危机決策中所展示的智能，能夠同樣運用于化解14年前制造的六四事件中。我曾身同感受胡錦濤、溫家寶體恤民心之情景，他們善于將心比心，我也相信胡溫清楚六四事件在人民心目中的分量。無論如何，重新評价六四，是胡溫為首的新一代領導人不容推卸的職責。這里，我想談談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羅干与六四事件的關系。
不管從哪方面說，胡錦濤与六四事件都沒有瓜葛。六四事件之際，拉薩正處于戒嚴期，時任中共西藏自治區委書記的胡錦濤，也正處于他的政治低谷期，除了一段時間在北京休養，他的主要任務就是确保西藏的穩定，确保戒嚴期間西藏不再出大的亂子。盡管胡錦濤置身于六四決策圈外，但他非常關注學運的發展，他對學生充滿了同情甚至說是某种程度的理解。因此，六四事件十四年來，他既未激烈地批判過趙紫陽，也未公開譴責過所謂的”幕后黑手”。1992年秋升任政治局常委后，胡錦濤分管組織人事工作，他盡其所能地保護并提撥了一批因六四事件被”冷凍”的官員，贏得了普遍的好評。正是這种与六四事件的超然關系，為胡錦濤在重新評价六事件中提供了極大的回旋余地。今天，作為党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已經具備了重新評价六四事件的強有力資本。胡錦濤如果能夠善用民意，因勢利導，恰當把握時机，是能夠將重新評价六四事件擺上議事日程的。當然，指望胡錦濤在最近一二年內解決這個問題并不現實，但胡錦濤應該從現在起就營造解決這個問題的外部環境，比如，給趙紫陽更大的私人活動空間，允許他自由出入并會見訪客；解除對”天安門母親”運動成員的監視，讓她們能夠自由地表達她們微弱的聲音；允許六四事件后滯留海外的人員回國，撤銷因六四事件泡制的”黑名單”，等等。
對照胡錦濤，溫家寶自然有更多的感慨和想法。在六四危机和”非典”危机的決策過程中，溫家寶稱得上是最辛苦的一位。六四期間，溫家寶陪伴趙紫陽左右，趙紫陽下台后，溫家寶心力交瘁，進入了他的政治低谷期。談及六四，溫家寶曾說自己”沒有睡過一天安穩覺，也悄悄地為時局的發展流過淚。”而這次”非典”危机中，溫家寶也當面向清華大學的學生感嘆自己”常常夜不能寐，思及”非典”時甚至淚流滿面。”六四當時，溫家寶也許根本沒有想到過14年后他會成為中國政府總理，當時的溫家寶是一名純粹的党務工作者，如果不是六四事件的挫折，如果不是六四事件后被有意識地邊緣化，溫是不可能以書記處書記身份去分管農業，并涉足經濟領域的。這正應了”因禍得福”這句古訓，正是在逆境中，在”苦其心骨，勞其心志”的自勉下，溫家寶完成了從党務到政務的角色轉變，也終于有了今天的輝煌。在六四這個敏感問題上，溫家寶是小心的。直到今天，他仍然盡力避免涉及這個話題，也不發表他對這個問題的真實看法。其實，作為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的起草組主要負責人，作為二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藍圖的主要設計人員之一，溫家寶在許多方面認同并追隨著趙紫陽的主張。今天的溫家寶，盡管已經贏得了”平民總理”的美譽，在民眾中享有極高的支持度，但是，正如他自己已經意識到的，他仍然需要小心。三個星期以前，”核心”曾含蓄地對別人說溫”怎一會儿這愛激動”，并說溫有點”輕率”。而溫在國務院的第一副手也有恃無恐，不將溫放在眼里，開口不提溫家寶。這些，都是溫家寶需要慎重對待的。也正是這些因素，決定了溫家寶在六四事件上仍然會選擇沉默。不然，作為与六四事件有某种關連的當事人，溫家寶很可能會被群起而攻之，并且傷而及身。
曾慶紅，嚴格地說，与六四事件也沒有必然聯系。整個六四期間，除了在上海參与負責處理《世界經濟導報》外，曾慶紅積極主張与學生及社會各界進行對話，主張理性、克制。盡管沒有分管過共青團工作，但曾慶紅卻有許多青年朋友。私下里，曾慶紅曾多次表示，他不認同北京派兵的做法，并認為應該在适當時机，重新評价六四事件。這是迄今為止，新一屆九人政治局常委中唯一一個敢于表明自己觀點的人（盡管在非正式場合）。在我的印象中，曾慶紅是比胡錦濤、溫家寶更有膽魄，更重實權的人，具有極強的應變能力。太子党背景，与江澤民關系，是曾慶紅揮之不去的兩大陰影，也正因此，很多人推定曾慶紅一直覬覦胡錦濤的權位，并伺机取而代之。其實，曾慶紅比誰都明白自己的角色，不可能取胡而代之，他只想徹底擺脫江的陰影，建立完全屬于自己的體系。十六大以來，曾慶紅一方面親自訪問西北坡、延安、井岡山、韶山，以此顯示自己”紅色接班人”的身份，同時，又親自抓人才隊伍建設，強調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提出人才強國戰略和党管人才原則，力圖將各路精英吸納到自己周圍，并在這個基礎上，抓緊建立自己的思想庫、智囊團。正是因為曾慶紅所處的特殊位置以及他在組織人事系統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使他在重新評价六四事件上有更靈活的發言權。曾說過，操之過急，必誤大事。有人說曾慶紅并不認為現在是重提六四的恰當時机。如果曾慶紅真的能夠在六四問題上爭當出頭鳥，相信會徹底改變他在民眾中的形象，大得民心。
在所有的政治局常委中，唯一与六四事件有直接關聯的是羅干。六四事件中，羅干作為李鵬最主要的助手，直接參与了六月三日晚武裝警察的調動。在十六大人事部署中，李鵬力荐羅干任政治局常委，就是為了讓自己吃一顆吃心丸，确保在有生之年不讓六四事件翻案。因此，如果羅干听到重新評价六四事件時，他會比任何一位常委都緊張。我從不指望羅干會在重新評价六四事件中起積極作用，但我也不認為僅憑羅干一人就能阻礙重新評价六四事件，如果最高決策層真的下決心。十四年里，對趙紫陽的軟禁、對六四异議人士的監控、”黑名單”的泡制，都是在羅干的親自過問或直接部署下展開的。試設想，一旦六四事件擺上桌面，羅干會有何等程度的尷尬。但是，如果僅僅因為羅干，或者僅僅因為李鵬，就可以將六四事件束之高閣、一拖再拖嗎？羅干的任期只有五年，時間并不在他這一邊。如果羅干真的能夠順應時勢，敢于從我做起，是能夠贏得民眾的歡迎并尊重的。羅干應該明白，相互仇視、分外眼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重新評价六四也并非要來個你死我活。不管當初的中共中央如何將六四事件定論為”暴亂”、”動亂”，不管當初的元老集團并李鵬勢力如何將趙紫陽定性為”分裂党、支持動亂”，歷史總將還之以公道。縱使羅干能在他的任期擱置六四事件，但歷史的洪流縱將洗刷掉那些欲加之罪。到那時，羅干將會自顧不暇、無地自容。
毫無疑問，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羅干是新一屆最高決策層中的決定性力量。如果他們能夠順應民意，把握時勢，六四事件就完全能夠在他們的任期內擺上議事日程。如果他們一味強調”團結”、”穩定”，縱使有高漲的民意，六四事件仍將久拖不決。在這第十四個忌日，我仍然看不到六四事件會在下一個年頭得以解決的曙光。所有六四事件的受害者，已經默默地忍受了十四年，難道還想再被動地等待下去，祈求別人來為你和你的親人伸冤嗎？所有站在中國最高政治舞台的胡錦濤溫家寶們，難道非要等到時机特別成熟時，再去推動六四議題。拿出你們處理”非典”危机時的決斷力吧，人民期待你們盡快跨越這一歷史障礙。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