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葉書行康州報導】 應耶魯大學東亞研究所和香港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所的邀請，二十多位來自香港、大陸、台灣、新家波和北美的學者於九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匯集康州新港市，參加了關於薩斯問題的國際研討會。与會學者針對薩斯對全球的沖擊進行了理性的討論和深度反思，內容涉及醫學、衛生、經貿、傳媒、社會學、人文、政體、制度等多個方面。
疫情回顧
香港思匯政策研究所（Civic Exchange）行政總監陸恭惠女士回顧了薩斯從中國大陸開始，經由香港傳向其它國家和地區的經過。陸女士兩度擔任過香港立法會委員，是非常活躍的民主人士和人權活動家，發表過大量論文和專著。她曾被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評為「明日之全球領袖」之一，亦曾兩度榮膺美國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評選的「亞洲之星」稱號。
陸女士指出，從去年十一月中旬廣東佛山出現第一個病例到今年二月初數百人被感染，廣東政府已將疫情通過政務和党務兩條渠道上報中國的最高領導層，但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北京於三月五日出現第一例病人，正值大陸召開全國人大，於是習慣性地掩蓋了實情。當時中國的國家領導人和各省、市的領導人都集中在北京，國內外眾多媒體也集中在北京，如果疫情得到及時通報，全國范圍內就會迅速采取防范措施，很遺憾這樣順理成章的事競沒有發生。
更有甚者，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到中國了解情況，在北京從三月十五日等到四月二日，足足兩個星期才被允許前往廣東。中國政府對薩斯的不承認及掩蓋的舉措，讓整個國家失去了寶貴的防疫時机。直到四月中旬，中國的新一代領導人到廣東察訪后，才決定采取措施防疫，而此時距离疫情初現已過去五個月了。在這期間，薩斯傳到香港，并由香港傳向新加波、台灣和加拿大等地，香港反而成了早期薩斯訊息的來源。香港自由社會的性質使得疫情得到及時通告。假如香港是廣東的一部分，而港府亦象大陸政府一樣掩蓋真象，薩斯災情會愈加泛濫，從而造成更多的人員死亡。
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郭良先生指出，薩斯在中國被稱為非典型性肺炎，簡稱非典，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一种假象，讓人誤以為這是另一類容易治療的肺炎而已。國際上在三月中旬就已給薩斯命名，意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中國大陸仍然堅持稱之為非典。中國的一些科學家甚至發表文章稱該病由衣原體引起，用抗菌素即能治療。后來香港和北美的科學家證明了薩斯是由冠狀病毒引起的。
薩斯對醫療系統的挑戰
國立台灣大學的林國明先生認為，台灣醫學界受到集團利益的影響，忽略公共衛生，一直奉行「治療优於預防」的准則。而台灣護理人員短缺，需要家庭成員看護病人，以致出現「一人生病，全家住院」的現象。這些都加重了疫情。
陸恭惠女士認為在香港也有忽視公共衛生的情況，醫療政策的制定者們大都從事於治療醫學，而非預防醫學，這導致對公共衛生領域投資不足。
香港知名的經濟學家、香港大學教授王月清（音譯）先生認為，在薩斯期間香港市民賦予了醫務人員極大的信任，對政府反而沒有信心。而在中國大陸，人們似乎對醫生、對政府都不信任。香港大學教學醫院成人看護病房主任陳醫生隨即指出，在薩斯流行期間大陸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措施來應對，比如給醫務人員發放高額獎金，縮短工作時間，對薩斯病人免收費用等等，而香港則和平時一樣，并無特殊的鼓勵醫務人員和吸引病員的方法出台。她認為這是因為香港有完善的公共醫療保險系統，病人本身只需要支付很小比例的費用，而且香港的醫務人員職業感更強，更加自律，不需要通過特殊的手段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王月清先生還發表了對大陸農村醫療系統的看法，認為大陸改革二十五年來，公共醫療并未得到太多的投資。大陸雖然訓練了不少醫務人員，醫療設備和技術也先進了，但并沒體現到給病人帶來更好的服務上。在農村地區，大約有百分之十五到三十的人生病了根本不去醫院，因為他們承受不起昂貴的費用。
對經濟和貿易的沖擊
耶魯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古斯塔夫－樂尼斯教授估算，全球總體損失達三百億美元。當然香港是首當其沖，根据王月清先生提供的資料，薩斯導致香港進出口降低，國際投資卻步，消費縮減，失業率飄升，政府財政赤字增加，GDP增長指數從第一季度的4.5%下降到第二季度的負增0.5%。
美中商業委員會主席羅伯特－凱普教授則預測，如果薩斯再度流行，會給中國經濟帶來沉重打擊，商務人員會望而止步，而中國作為世界生產基地的位置則會受到來自印度和印尼的挑戰。薩斯在多倫多宣布絕跡后又轉土重來，說明這种危机依然存在。
信息流通的重要性
王月清先生認為由於大陸最初拒絕提供訊息，導致香港對廣東發生疫情未做出應有的反應，以致薩斯由醫院傳向社區，并由香港游客帶往世界各地。來自中國大陸的网絡學專家郭先生則認為，中共控制媒體是有傳統的，中共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講過這樣的話：奪取政權，靠的是槍杆子和筆杆子；鞏固政權，靠的也是槍杆子和筆杆子（意即暴力和謊言，作者注）。在薩斯肆虐的生死關頭，更顯言論自由和信息流通的重要。
郭先生隨后意味深長地感嘆：薩斯或許讓中國人明白了為什么西方國家希望中國能尊重言論自由并允許信息自由流通。郭先生於今年年初針對大陸民眾作過一次民意測試，發現人們最信任的媒體是國內電視，其次是國內報刊，再次是國內的無線電廣播電台，外國電視和网絡新聞則排在后面。耶魯大學的詹姆士－特維地博士認為，獨裁國家有操控媒體的天性。 中國政府只要控制住國內傳媒就基本上能左右人們的想法了。
香港城市大學的傳媒學專家約翰－厄爾尼先生認為，媒體的主要職能是通告民眾和監督政府，這就要求業中人士勇敢地反對官方的信息管制。他進一步表示，在薩斯期間香港的媒體起了很好的作用，參与了監督決策和報告臨床進展。有些電台還開設了直線電話，讓醫務人員通過這种方式舒緩情緒。
針對中國大陸政府隱瞞疫情導致死亡人數增加的問題，羅伯特－凱普教授指出，中國能夠允許這樣的事情，而一個文明的社會是不能容忍大量死人的事情發生的。
有听眾提出，如果媒體過分渲染地報道，會導致人們的恐慌。針對這一問題，前墨西哥總統、現任耶魯大學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厄耐斯特－左迪羅先生認為，一些記者的夸張報道是小事，讓民眾知道事情的真象是大事，而且在民主社會，一般都有多家媒體同時報道，人們一比較就知道事情的真實情況了。
陸恭惠女士進而指出，信息交流有助於人們相互了解，薩斯過后人們應該擴大信息交流的容量。在中國大陸則有一些實質性的、制度性的問題，阻礙著信息的流通，以致人們對從那儿傳出的官方消息表示怀疑。這些都是中國大陸需要改進的地方。
全球化的影響
左迪羅先生綜述了全球化趨勢對疾病傳播和控制的影響。他認為全球化給疾病向大范圍傳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中國當權者起初隱瞞薩斯的錯誤做法導致疫情擴散全球。如果全球化程度更高的話，薩斯會帶來更大的災難，更多的人會失去生命。但也正由於全球化的趨勢，使得疾病能更快地被控制住。中國政府迫於外界壓力改變隱瞞的行為，進而采取行動控制薩斯就是很好的例子。
左迪羅先生還強調，全球化會迫使一個國家和其它國家合作解決自身的問題，無論是傳染病的問題，還是經濟領域或其它領域的問題。如果國与國之間能夠真誠地合作的話，全球化是件很好的事。
人類靈魂的拷問和升華
關於薩斯病毒可能源自動物的說法，陸恭惠女士認為根本的原因是人類与環境不協調。中國人將許多動物當作食品，而大陸許多地方非常擁擠，人与動物雜處，這無疑給疾病傳播帶來了便利。 陸恭惠女士認為，薩斯的流行對人類是一次很卑微的經歷，人類認識到了自身是多么渺小。雖然現代科學技術很發達了，控制薩斯還是靠的十四世紀的老方法隔离病人。她同時指出，醫療系統的完備与治療薩斯的效果似乎并無相關性，一些先進的醫院正是傳播薩斯的源頭；而中國傳統的中醫和中藥，似乎對控制薩斯很有作用。
新加波衛生部和交通部兼職部長巴拉齊－沙達斯万先生亦強調現代科技并未給控制薩斯幫上大忙。他同時又說，在危難之中，也有美好人性的表現。人們不分种族、宗教信仰、社會經濟地位，無一例外地走到了一起，共同度過了這一難關。
陸恭惠女士也特別指出，在薩斯期間，香港市民互相配合，互相幫助。薩斯退潮后，港人開始了深刻的反思，人們變得更有愛心，更加理解他人，更加寬容大度。人們覺得互相依賴不可分隔，基於這樣的心態，香港人民在七月一日走到了一起，舉行了震撼全球的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大游行。正象陳可星導演的《2003年春天的回憶》這部影片中所說：因為一起走過這段路，我們更愛香港。陸女士還透露，到十月份香港將有兩本反思薩斯的專著出版，這樣的反思對大陸也是極有好處的，但大陸似乎并沒有重視這一點。
弊政急需革除
針對大陸政府在薩斯期間撒謊隱匿真情，而之后又標榜只有共產党才能領導人民抗擊薩斯的做法，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一位華裔學者指出，在這全球化的時代，中國政府應該調這些老掉牙的行為，把什么都政治化不合時尚。
在薩斯流行期間正在中國旅行的耶魯大學東亞語音文學系主任約翰－德里特教授則在講話中暗示獨裁政府向薩斯一樣會給人類帶來災難。他列舉了當前威脅人類的一些因素，包括愛滋病、依博拉病毒、共產主義、炭疽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等，并說針對這些危害文明社會應采取相應手段加以控制。
港人的心愿
陸恭惠女士最后強調，香港、台灣和澳門會給大陸產生漸進的影響。北京的決策者在考慮香港、台灣和澳門的問題的時候必需使用不同的思維方式。香港七一大游行之后，北京的領導者們肯定費了好大勁來理解這件事，他們最終決定讓港府撤銷引犯眾怒的二十三條立法草案，不失為帶有創造性的做法。香港在進一步走向民主的過程中，會不斷地給大陸正面的信息，以促使大陸最終重新設計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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