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记者叶书行康州报导】 应耶鲁大学东亚研究所和香港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邀请，二十多位来自香港、大陆、台湾、新家波和北美的学者于九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汇集康州新港市，参加了关于萨斯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与会学者针对萨斯对全球的冲击进行了理性的讨论和深度反思，内容涉及医学、卫生、经贸、传媒、社会学、人文、政体、制度等多个方面。
疫情回顾
香港思汇政策研究所（Civic Exchange）行政总监陆恭惠女士回顾了萨斯从中国大陆开始，经由香港传向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经过。陆女士两度担任过香港立法会委员，是非常活跃的民主人士和人权活动家，发表过大量论文和专著。她曾被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评为“明日之全球领袖”之一，亦曾两度荣膺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评选的“亚洲之星”称号。
陆女士指出，从去年十一月中旬广东佛山出现第一个病例到今年二月初数百人被感染，广东政府已将疫情通过政务和党务两条渠道上报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但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北京于三月五日出现第一例病人，正值大陆召开全国人大，于是习惯性地掩盖了实情。当时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和各省、市的领导人都集中在北京，国内外众多媒体也集中在北京，如果疫情得到及时通报，全国范围内就会迅速采取防范措施，很遗憾这样顺理成章的事竞没有发生。
更有甚者，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到中国了解情况，在北京从三月十五日等到四月二日，足足两个星期才被允许前往广东。中国政府对萨斯的不承认及掩盖的举措，让整个国家失去了宝贵的防疫时机。直到四月中旬，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到广东察访后，才决定采取措施防疫，而此时距离疫情初现已过去五个月了。在这期间，萨斯传到香港，并由香港传向新加波、台湾和加拿大等地，香港反而成了早期萨斯讯息的来源。香港自由社会的性质使得疫情得到及时通告。假如香港是广东的一部分，而港府亦象大陆政府一样掩盖真象，萨斯灾情会愈加泛滥，从而造成更多的人员死亡。
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郭良先生指出，萨斯在中国被称为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一种假象，让人误以为这是另一类容易治疗的肺炎而已。国际上在三月中旬就已给萨斯命名，意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中国大陆仍然坚持称之为非典。中国的一些科学家甚至发表文章称该病由衣原体引起，用抗菌素即能治疗。后来香港和北美的科学家证明了萨斯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
萨斯对医疗系统的挑战
国立台湾大学的林国明先生认为，台湾医学界受到集团利益的影响，忽略公共卫生，一直奉行“治疗优于预防”的准则。而台湾护理人员短缺，需要家庭成员看护病人，以致出现“一人生病，全家住院”的现象。这些都加重了疫情。
陆恭惠女士认为在香港也有忽视公共卫生的情况，医疗政策的制定者们大都从事于治疗医学，而非预防医学，这导致对公共卫生领域投资不足。
香港知名的经济学家、香港大学教授王月清（音译）先生认为，在萨斯期间香港市民赋予了医务人员极大的信任，对政府反而没有信心。而在中国大陆，人们似乎对医生、对政府都不信任。香港大学教学医院成人看护病房主任陈医生随即指出，在萨斯流行期间大陆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措施来应对，比如给医务人员发放高额奖金，缩短工作时间，对萨斯病人免收费用等等，而香港则和平时一样，并无特殊的鼓励医务人员和吸引病员的方法出台。她认为这是因为香港有完善的公共医疗保险系统，病人本身只需要支付很小比例的费用，而且香港的医务人员职业感更强，更加自律，不需要通过特殊的手段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王月清先生还发表了对大陆农村医疗系统的看法，认为大陆改革二十五年来，公共医疗并未得到太多的投资。大陆虽然训练了不少医务人员，医疗设备和技术也先进了，但并没体现到给病人带来更好的服务上。在农村地区，大约有百分之十五到三十的人生病了根本不去医院，因为他们承受不起昂贵的费用。
对经济和贸易的冲击
耶鲁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古斯塔夫－乐尼斯教授估算，全球总体损失达三百亿美元。当然香港是首当其冲，根据王月清先生提供的资料，萨斯导致香港进出口降低，国际投资却步，消费缩减，失业率飘升，政府财政赤字增加，GDP增长指数从第一季度的4.5%下降到第二季度的负增0.5%。
美中商业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凯普教授则预测，如果萨斯再度流行，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商务人员会望而止步，而中国作为世界生产基地的位置则会受到来自印度和印尼的挑战。萨斯在多伦多宣布绝迹后又转土重来，说明这种危机依然存在。
信息流通的重要性
王月清先生认为由于大陆最初拒绝提供讯息，导致香港对广东发生疫情未做出应有的反应，以致萨斯由医院传向社区，并由香港游客带往世界各地。来自中国大陆的网络学专家郭先生则认为，中共控制媒体是有传统的，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夺取政权，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巩固政权，靠的也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意即暴力和谎言，作者注）。在萨斯肆虐的生死关头，更显言论自由和信息流通的重要。
郭先生随后意味深长地感叹：萨斯或许让中国人明白了为什么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能尊重言论自由并允许信息自由流通。郭先生于今年年初针对大陆民众作过一次民意测试，发现人们最信任的媒体是国内电视，其次是国内报刊，再次是国内的无线电广播电台，外国电视和网络新闻则排在后面。耶鲁大学的詹姆士－特维地博士认为，独裁国家有操控媒体的天性。 中国政府只要控制住国内传媒就基本上能左右人们的想法了。
香港城市大学的传媒学专家约翰－厄尔尼先生认为，媒体的主要职能是通告民众和监督政府，这就要求业中人士勇敢地反对官方的信息管制。他进一步表示，在萨斯期间香港的媒体起了很好的作用，参与了监督决策和报告临床进展。有些电台还开设了直线电话，让医务人员通过这种方式舒缓情绪。
针对中国大陆政府隐瞒疫情导致死亡人数增加的问题，罗伯特－凯普教授指出，中国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而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不能容忍大量死人的事情发生的。
有听众提出，如果媒体过分渲染地报道，会导致人们的恐慌。针对这一问题，前墨西哥总统、现任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厄耐斯特－左迪罗先生认为，一些记者的夸张报道是小事，让民众知道事情的真象是大事，而且在民主社会，一般都有多家媒体同时报道，人们一比较就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了。
陆恭惠女士进而指出，信息交流有助于人们相互了解，萨斯过后人们应该扩大信息交流的容量。在中国大陆则有一些实质性的、制度性的问题，阻碍着信息的流通，以致人们对从那儿传出的官方消息表示怀疑。这些都是中国大陆需要改进的地方。
全球化的影响
左迪罗先生综述了全球化趋势对疾病传播和控制的影响。他认为全球化给疾病向大范围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当权者起初隐瞒萨斯的错误做法导致疫情扩散全球。如果全球化程度更高的话，萨斯会带来更大的灾难，更多的人会失去生命。但也正由于全球化的趋势，使得疾病能更快地被控制住。中国政府迫于外界压力改变隐瞒的行为，进而采取行动控制萨斯就是很好的例子。
左迪罗先生还强调，全球化会迫使一个国家和其它国家合作解决自身的问题，无论是传染病的问题，还是经济领域或其它领域的问题。如果国与国之间能够真诚地合作的话，全球化是件很好的事。
人类灵魂的拷问和升华
关于萨斯病毒可能源自动物的说法，陆恭惠女士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人类与环境不协调。中国人将许多动物当作食品，而大陆许多地方非常拥挤，人与动物杂处，这无疑给疾病传播带来了便利。 陆恭惠女士认为，萨斯的流行对人类是一次很卑微的经历，人类认识到了自身是多么渺小。虽然现代科学技术很发达了，控制萨斯还是靠的十四世纪的老方法隔离病人。她同时指出，医疗系统的完备与治疗萨斯的效果似乎并无相关性，一些先进的医院正是传播萨斯的源头；而中国传统的中医和中药，似乎对控制萨斯很有作用。
新加波卫生部和交通部兼职部长巴拉齐－沙达斯万先生亦强调现代科技并未给控制萨斯帮上大忙。他同时又说，在危难之中，也有美好人性的表现。人们不分种族、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地位，无一例外地走到了一起，共同度过了这一难关。
陆恭惠女士也特别指出，在萨斯期间，香港市民互相配合，互相帮助。萨斯退潮后，港人开始了深刻的反思，人们变得更有爱心，更加理解他人，更加宽容大度。人们觉得互相依赖不可分隔，基于这样的心态，香港人民在七月一日走到了一起，举行了震撼全球的反对二十三条立法的大游行。正象陈可星导演的《2003年春天的回忆》这部影片中所说：因为一起走过这段路，我们更爱香港。陆女士还透露，到十月份香港将有两本反思萨斯的专著出版，这样的反思对大陆也是极有好处的，但大陆似乎并没有重视这一点。
弊政急需革除
针对大陆政府在萨斯期间撒谎隐匿真情，而之后又标榜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抗击萨斯的做法，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位华裔学者指出，在这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政府应该调这些老掉牙的行为，把什么都政治化不合时尚。
在萨斯流行期间正在中国旅行的耶鲁大学东亚语音文学系主任约翰－德里特教授则在讲话中暗示独裁政府向萨斯一样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他列举了当前威胁人类的一些因素，包括爱滋病、依博拉病毒、共产主义、炭疽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等，并说针对这些危害文明社会应采取相应手段加以控制。
港人的心愿
陆恭惠女士最后强调，香港、台湾和澳门会给大陆产生渐进的影响。北京的决策者在考虑香港、台湾和澳门的问题的时候必需使用不同的思维方式。香港七一大游行之后，北京的领导者们肯定费了好大劲来理解这件事，他们最终决定让港府撤销引犯众怒的二十三条立法草案，不失为带有创造性的做法。香港在进一步走向民主的过程中，会不断地给大陆正面的信息，以促使大陆最终重新设计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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