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0日】 （趙達功按：劉衡女士今年82歲，是不鏽鋼老鼠劉荻的祖母。此文是劉衡女士委託我發表的其中一篇回憶文章，從文章中可以多少領略共產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血腥氣味。梅益是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原中國社科院黨組第一書記）
梅益同志2003年9月13日走了，但對他的記憶卻沒有走，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注）。
1961年，我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唐山柏各莊農場勞改4年以後，跟著大家回到人民日報社。4年來，我不停地喊冤叫屈。但聲音微弱，只有農場和報社少數人聽見。即使聽見了，我的情況未見任何改善，反而受到更大的打擊迫害。現在，我回到北京，有機會直接向中央上訴、喊叫了。
我幾次去找中央組織部。組織部派一位女同志接待我，聽取我的訴說。她說，現在上訴的人有不少，好些外地來的，在組織部門口露宿：“你比他們強，你有工作，有住的地方。有好些人連工作、工資都沒有了。”
是的，我應該知足，正像印度一則諺語說的那樣，“我沒鞋,我痛苦，但我還應該看到一些沒有腳的人。”但我還想起了我在1956年寫的一篇批評稿件《誤車的不是你一人》：有趟列車不出通知，提前1小時開走了，害得好些人誤了車。有人去責問站長，他反而振振有辭：“你何必生氣？誤車的又不是你一人！”“正因為誤車的不是我一人，是好些人，我才更有氣，更要反映呀！”我對她說：“上訴的人那樣多，不是我一人，他們的處境比我還慘，這就說明反右派的甄別工作更需盡快進行。”
我回去後，給她打過幾次電話催促。終於有一次，她回答我：“現在好了，現在中央接受你的意見，決定給右派甄別、平反了。你等著吧！”但過了些天，我打電話問她，她突然改了口：“現在中央決定不甄別了！”我再三責問：“有甄別問題，為什麼不甄別？為什麼？為什麼？”她沒法回答我，只是一股勁地說：“不甄別了，不甄別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那時候我自然一點不能了解。我只知道，反右派這個工作沒有結束，我必須繼續喊叫，促使右派甄別的一天早日到來。我去拜訪許多我認識的高級領導，為了呼喊，為了刺探，為了請他們就近向中央反映。
首先，我打電話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梅益同志。他早年參加左翼作家聯盟，翻譯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對馬》等書教育了好幾代人。日本投降後，他在南京中共代表團當發言人。他雖然儀表堂堂，但愛做幕後工作，對出頭露面的事常常躲著走。1947年，國共談判破裂，他跟著代表團撤退到延安，分到清涼山（新聞單位所在地）。胡宗南進攻延安時，《解放日報》撤銷，我們合並到新華社，向太行山、西柏坡等地轉移，梅益就當了我們口播部（即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前身）的領導。在幾年的共同工作中，他對我們幾個喜歡文學的青年是欣賞的，叫新來的幹部學習高而公和我的文章，還叫高而公和我在他直接領導下做專職記者。這次我找他時，他的女秘書把我盤問了好半天，才讓梅益接了電話，他讓我晚上去他家裡。
一見面，我就自我介紹：“您知道嗎？我是頑固右派……”他哈哈笑了：“我不知道、不知道……”我問：“我當了右派，您知道嗎? ”他說：“不知道，我只知道好久沒有在報上看見你的稿子了。”我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怕我難為情，在騙我。果然，他的妻子尹綺華在旁邊連聲說：“我不信！我一聽說你被劃右派，我就不信！”
尹綺華也在口播部和我同過事，我早就發現，她是一位正直的好同志。
那是在1948年初， 隨著土地改革運動的深入發展，全黨進行過一次整黨運動。那時我們的廣播電台已經搬到晉冀魯豫的涉縣西戌村。大家在運動中檢查自己的立場、思想和作風，調來不久的高而公成了運動中的重點。原來，他的父親高惜冰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學紡織的。回國之後，先是當教授、東北大學工學院院長。後由學者變成官僚，歷任國民黨政府要職。高而公1936年在北京一個中學讀書時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七七事變後， 流亡到上海，進大夏中學。上海淪為孤島後，他在1938年毅然參加共產黨。1939年他奔赴延安，到重慶後沒有接上組織關係，於1940年進四川三台東北大學政治系讀書。在學校組織讀書會、 劇團、出壁報。1944年他和南方局青年組取得聯繫，青年組負責人劉光派他利用自己的社會關係， 進入國民黨中央社工作，從那裡取得國民黨的內部消息。1945年日本投降後，劉光又派他利用父親是東北要員的關係，到那裡做秘密工作。當他帶著接頭人的姓名、暗號去東北，路過晉冀魯豫解放區時，那裡的黨組織讓他留下來，到軍政大學學習，他聽從了。1946年10月，延安《解放日報》連續4天在顯著位置刊登他寫的《記解放區的一個細胞》。《解放日報》是黨中央的機關報，它以這樣大的篇幅刊登這樣長的特寫，是有史以來少見的。文章發表後，立刻引起轟動。於是，高而公以後被調到我們廣播電台。
高而公又是失掉組織關係，又是國民黨中央社的成員，父親又是國民黨政府大官，大家對他群起而攻之。編輯鹿野更是疾言厲色，不斷訓斥、責罵。高而公哪裡見過這種陣勢，幾乎要發瘋了。
鹿野1937年參加革命，他當過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政治教員。後經組織介紹，當了李公樸的秘書，不久回到延安。1943年在搶救運動中，他被當成特務，挨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現在，他以別人鬥他的那一套來對付高而公了。尹綺華頂住“左”的壓力，批評鹿野：“情緒不對頭，有點變態，藉運動出氣、報復。”從此鹿野慢慢恢復了善良本性，同情無辜挨鬥的人，不再打擊自己的同志了。他聽說我的情況，曾經前來安慰我：“你是一位大寫的人，一個真正的人。廣播電台的一些老戰友都說，你如果不去《人民日報》，留在廣播電台，我們不會劃你的，梅益同志也不會劃你。像高而公、劉朝蘭……都被梅益保護下來了。”
鹿野和老戰友們說得很對，在梅益同志領導下，我不會當右派的。因為他對我一直很關照。剛進北京城時，我去採訪，他叫我不要吃被採訪人的東西。有一次，我去採訪一位資本家。那位資本家叫了一輛三輪車送我回來，還開了車錢，我怎麼擋也擋不住。我把這事告訴梅益，他立刻叫我把車錢寄了回去：“你就那麼稀裡胡塗不懂事！”我要求調離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時，他說：“你再找不到像我這樣好的領導了，你會後悔的。”
現在，果然悔之晚矣，梅益能幹什麼呢? 他只是靜靜地聽著。他聽著我講：“反右派了，我感到不對頭，怕黨又要得罪人，才向組織匯報。我的意見再錯也不能錯成敵人。”他聽著我講：“農場讓我們填表，問我對處分意見，我本著對黨忠誠老實態度，說我不同意這個處分，結果對我加重處分。我很奇怪，黨章規定，黨員對自己的處分有上訴之權，並沒有說上訴錯了要加重處分。何況我並不錯！農場怎麼違背黨章呢？”他聽著我講：“農場把右派分子分成三類：第一類改造好的是口服心服，第二類是口服心不服，第三類是心口都不服。怎麼心口不一的比心口一致還要好？這不是鼓勵人們說假話嗎？”……梅益聽著我講這些天方夜譚式的奇遇，不時笑笑，不作一聲。我想：“如果梅益認為我是右派，我就相信。”就說：“我現在想通了，大概我真的是個右派。”
他開口了：“你要是真的想通，就這樣說，不是真的想通，就不要說。”這話很合我的胃口，梅益同志的確值得信賴，我算是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知音。可是，以後我再打電話找他，他對我說：“我已經不是你的領導，你不要再找我了，有人已經在查問我們是什麼關係……”–真是一片紅色恐怖。
1979年，我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我恢復了記者工作。我南來北往，東奔西走，住無定所，很少和親朋故舊交往。只是聽說梅益在文化大革命後，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當黨組第一書記、秘書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直到90年代底，才向梅益同志問候。他聽說我摔交骨折，行走不便，勸我去找鄧樸方，說他在香山辦了個殘疾人康復所，可以免費療養一個時期。我因種種原因，沒有去張羅。
我沒法上山下鄉跑工廠了，就在家裡寫回憶錄。我寫的是我親歷的反右派運動，因為這段經歷對我是刻骨銘心的。我寄了幾篇給梅益同志看。他在2001年12月19日給我回了一信：
劉衡同志：向你拜年，問你好。祝新年健康，續有新作問世。你寫了許多，今年能挑出你中意的結集問世最好。我去年流年不利，先是中風，右腦有巴掌大小一塊血管堵塞，影響記憶和平衡，容易摔交，事情記不牢，顛三倒四。後又白內障開刀，效果不算好。九月起感冒二個月，想給你的信也沒寫出。今年我已八十九歲，來日無多，今天給你寫信，是希望你不放下筆，多寫些我們大家都喜歡的文章：劉衡還是劉衡，老了也是劉衡，讓我們大家都記得你，記得劉衡。不要老背著右派的包袱，不要受它的影響，成為你前進路上的絆腳 石。希望你注意健康，不要熬夜寫文章，注意休息，多多保重……
我保存了這封信，記住了梅益同志的教導：不讓右派經歷成為包袱，成為絆腳石，而是要把它變成後來人的財富，變成我繼續前進的動力。回頭看是為了更好的向前奔……
（注）美國作家索爾.貝婁說：“生命在於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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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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