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銀波：致重慶公民第十四書
【大紀元1月24日訊】3107万重慶公民：
見信好。諸多國內外友人近日告之我：“為了穩定，新年之前不會抓你；新年之后，很可能立即行動。”而此時，我尚能將最后一書于中國黃歷腊月二十八日這一天呈現于你們面前，對此我深感榮幸与急触。基于此，這封信我用的是最沉重的手筆，我希望60000字的《致重慶公民書（系列）》能在此沉重的手筆之下有一個悲壯的了結。許多年過去了，許多深切的體會撞擊了我，專政、獨裁、專橫、跋扈、蹂躪、奴役、鎮壓、迫害、霸占、操控、掠奪、搜刮、大一統、以豬牧之，它們深深地撞擊了我。所以，今天我要自重慶擴至中國，談反抗這一切的主力——中國公民——將建立的反方向中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憲政、平等、公正、寬容、多元化、權力制衡的“公民中國”——之必備。
第一，研究中國問題，首先要腳踏實地，具體、具體再具體。一定要把這14個問題大致搞個清楚：1、當前中國之生態狀況；2、當前中國之道德狀況；3、當前中國之法治狀況；4、當前中國之制度狀況；5、當前中國之思想狀況（含意識形態）；6、當前中國之宗教狀況；7、當前中國之社會穩定狀況；8、當前中國之社會分層狀況；9、當前中國之政治分層狀況；10、當前中國之經濟分層狀況（含貧富狀況）；11、當前中國之利益群體（含精英群體、中心群體）；12、當前中國之中間群體（含中產階級）；13、當前中國之邊緣群體；14、當前中國之弱勢群體（含底層群體）。這14個問題，每一個問題都需要細分、搜集、整理、統計、對比、分析，以大量的個案集合和數据資料得出其動向和規律。比如中國的社會分層，因戶籍制、官本位制、檔案制、身份制等等受到沖擊而發生重大變遷。現在的情況是城鄉差距越來越大，外來人口、流動人口越來越多，暫住證制度仍舊未除，高考錄取制度大有差异，一些農村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等等。國籍、文憑、證書、民族、种族、社會出身、地域、宗教、金錢、權力、關系网等等依然在影響乃至決定著這种社會結构；而文化、技術、能力、意識、道德、心態、思想、精神、人格、人性、人道等這些社會結构的根本決定者，反而受到普遍壓制，導致整個中國的混亂、荒謬与背道而馳，即：走向一個“毀滅人性的中國”。
第二，觀察中國問題，要傾向于從底層著眼。我曾說過，我希望諸位保持兩個傾向：“向中下層看”和“向中青年看”。整個社會的發展，都決定于此。這兩個傾向可以發展出更多更為細致的傾向，比如著力于中國最基本的自治政體（村委會和居委會），著力于中國各階層、各職業、各區域的弱勢群體，著力于中國中青年的思想調查，等等。我對一些海外媒體及海外輿論一向持有的一個偏見就是對中共高層人物動向的分析太感興趣，以我的觀察，我并不認為這一小撮人就可以稱之為決定力量，頂多只能算是左右力量。而底層，則系社會矛盾加劇、矛盾激化、矛盾頻繁、矛盾普遍、矛盾深厚之最大主體。中國的底層群體大致由三部分人組成：一是貧困的農民，二是進入城市的農民工，三是城市中以下崗失業者為主體的貧困階層。這三個部分的底層群體沒有合理的制度保障与机制保障，尤其是農民。9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漸漸不景气，糧食等農副產品的价格漸漸降低，到90年代后期大致降低了30%；1999年末，當時的農民人口占中國人口之65%，但是其儲存余額僅為10000億元，僅占全國居民儲存余額之20%；到了2000年，中國城鄉收入比例就達到2.79：1；現在，中國的農民人口為10億左右，政治權利、社會權利、文化權利、教育權利、醫療權利乃至住房權利等狀況依然悲慘。
与這些底層群體相對的一些高層群體（或曰中心群體），比如大部分党政公檢法官員、人大代表、國營民營企業家、公司董事長、銀行行長、高級經理、工程承包人、外企管理層、技術層、市場上的各种經紀人、歌星、影星、主持人、球星等等，這些人為數不算太多，但所得的資源巨大。這些人的前7种，与底層群體之間的恩恩怨怨最為典型，沖突事件最多，導致出一些極端狀況，武力對抗，黑社會猖獗，流落于超大城市和各鄉村部落的流氓痞子、乞丐、制假販等特殊群體隨處可見。電影《任逍遙》里面的19歲閑雜少年（趙維威扮演）說：“有槍就牛逼！”電視劇《征服》里面的劉華強（孫紅雷扮演）說：“在這個人吃人的社會，要想不被欺負，只有靠拳頭，刀！”搖滾樂《有罪》里面的胡松說：“都有罪！白色恐怖何時煙滅？都有罪！階級斗爭是為了誰？來！悔罪！都來悔罪！來為權力悔罪，反抗武力鎮壓！”這三段話就是當前中國具有報复心理的相當一部分人的典型輿論，它發展到什么程度呢？發展到舉起一把火藥槍，沖著武警聲嘶力竭地大喊：“強哥，跟他們干吧！”由暴力而導致更暴力，由凶狠而導致更凶狠，由殘忍而導致更殘忍，這個危險的中國，看它的底層沖突，真的像何勇在《垃圾場》里面唱的那樣：“你能看到，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第三，解決中國問題，需要民間組織化力量与大量基層實踐者和試驗者。“新青年學會”的實踐是正确的，“天則研究所”的實踐是正确的，“大軍研究所”的實踐是正确的，“中國農村研究中心”的實踐是正确的，徐高金、郭起真的實踐是正确的，李昌平、桂曉崎、熊國劍的實踐也是正确的。公平地講，這些力量才是真正能夠維持社會穩定的力量，他們的努力都無一例外地基于一個觀點：只有當人民整體性地上升流動時，才能保證整個社會的穩定。政治地位的整體上升，社會地位的整體上升，經濟地位的整體上升以及產業地位和職業地位的整體上升，都是社會穩定的“安全閥”。中國現在的選舉、罷免、福利、保險、社會保障、法律援助中心、律師事務所、信訪部門，以及國家的產業演進、職業結构變遷等等，都無不受到政府控制并傾向于由少數人組成的利益集團，傳媒也無法滿足民間輿論，网媒也無法不受到政府鉗制与打壓，那么民間組織化力量（含民間媒體）和大量基層實踐者和試驗者的重要性就很顯著了。
大家想想，一個國家的動向，可以從國家資源的流向來觀察，那么現在的狀況就是中國有一個在漸漸龐大的中心群體，也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集團，這個集團自“三個代表”提出之后，越變越龐大，也越變越貪心、黑心、無心，現在必須有人出來反對這個“三個代表”，并形成一個非政府的社會角色，參与對國家資源的爭取。那么這個國家資源在哪里呢？一個在生態，一個在人民。因此，民間力量是天然地具有競爭實力的，這是一個爭取民主的過程。從現在的情況看來，爭取執政地位的“民主”是不可能的，時机和條件也遠不成熟，但是爭取“民生”和“民權”的時机和條件是完全具有的，因此，“民運”這兩個字現在只能說成是“民權運動”和“民生運動”，還不能說成是“民主運動”。民主的本質是公民參政、權力制衡，要向這個方向努力，現在農村的基層選舉与基層罷免就很值得關注和推動。我剛剛編寫完38473字的《1999～2003：中國民間村級罷免報告》，談的就是這個事情。
結語：中國問題很复雜，什么意想不到的情況都有發生，需要不斷總結、不斷反思、不斷實踐和試驗，步步為營、案案集合，才能在若干年之內有所進取、有所成績、有所胜利，才能在若干年之后無愧于心、無愧于人、無愧于民。
簡介：楊銀波，原籍中國重慶，系中國大陸作家、社會活動者，國際筆會中國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員，主辦《百年斗志周刊》。
——原載2004年1月19日《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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