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日訊】一、失蹤的章節
前天，朋友寄來兩本書，分別是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的中譯繁體本和簡體本。兩本的譯者是同一人，芝加哥大學畢業的台灣學者吳睿人博士，繁體本是台灣時報1999年版，簡體本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3年版。令人惊訝的是，兩本書雖然收錄了同樣的譯者導讀和譯后記，2003年版也并沒有增加任何原作者或譯者的新的說明，簡體版竟平白無故地比原書和台灣版都少了一章。原來全書的十一章，只剩下了十章，原書的第九章被全部刪除了！
怪不得台灣版置于書前的目錄頁被上海世紀挖空心思地放到了譯者導讀一文的后面——讀完确屬精彩的導讀以后，也許讀者就不再像剛買新書時那樣過于注意目錄的排列了，有英文能力的讀者也會忽略這一似乎“不顯眼”的誤差。事實上，譯者的導讀也沒有逃過上海世紀的“刀斧手”，台灣版里最后一段就台灣情況而發的感慨議論就完全消失不見了。
比較前些時候鬧得沸沸揚揚的希拉莉· 克林頓回憶錄譯本遭刪減的事件，這本書的作者不過是一個學者，絕對沒有克林頓所享有的政治地位和財富關系网；譯本所据英文修訂本是由獨立而且規模不大的沃索出版社出版，也比不上克林頓身后的大書商。即使是和蘇紹智曾經提到的人民大學出版社擅自刪減篡改任賾等人翻譯的阿馬蒂亞· 森的名著《以自由看待發展》相比，也缺少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光環和作者即將訪華的時間壓力。因此，這個案例得到媒體注意和受到境外商家壓力的机會都十分微小，恐怕這也是為什么上海世紀居然放手刪掉了整整一章，且不說這么一來，原書首尾相接的論述風格也被完全破坏了。
本· 安德森的這本書初版于1983年時，全書一共只有九章；1991年出修訂本時，以附錄形式增加了兩章，成為十一章。因此，第九章原本具有全書結語的作用，再次回到第一章起始處提出的問題：七十年代末柬埔寨、越南、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爆發的局部戰爭究竟對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論述提出了什么樣的挑戰？作者因而在第九章里以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經驗為例，提出一個新命題：被“模式化”的“革命”和民族主義在傳播轉移過程中，受到官方領導階層利用，并因而走向与人民的對立。事實上，第九章作為結語，特征之一就在于其篇幅很短。可是，正是這樣扼要而尖銳的分析不能見容于中國目前的思想控制制度。
很顯然，這里的刪減已遠遠超出蘇紹智所說“禁用詞”清單的控制范圍。更重要的是，從人民大學出版社和譯林出版社的經驗來看，這類審查并不是由中宣部直接插手，而是各個出版社、甚至是出版社的編輯個人已經內在化的“适者生存”的直接效應。筆者傾向于將目前仍在繼續惡化發展的這類社會現象看作是1999年夏天鎮壓法輪功以來的直接后果。
二、從何而來，向何處去？
必須承認，對翻譯論著這樣隨意的刪減，是自“五四”以來前所未見的新現象。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但中央編譯局保持了追求精确翻譯的傳統，不因一時政治形勢的得失而在譯品中做手腳，那些參与“黃皮書”、“灰皮書”翻譯出版的專家學者們，也無一不保持了追求信達雅的職業操守。設若翻譯作品可以因一時的政治需要而削足适履，馬恩列斯的著作恐怕也難于過關。可以說，當時的出版業雖然一直受到嚴密控制，但仍然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專業水准和職業道德。
也因此，1979年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出版業得以積極參与八十年代思想界的复蘇過程，在大專院校仍處于緩慢更新換代之際，成為吸引活躍知識分子的中心點。“讀書無禁區”的口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叢書編委會”成為當時“文化熱”的重鎮也与此有重大關系，就是在古典文學研究等并未進入“文化熱”話語的領域里，出版界也成為挖掘并提出新課題的帶頭人，遠遠走在院校和專業研究机构之前。八十年代末開始升溫的翻譯熱潮或有經驗不足和水平不夠的問題，卻沒有不尊重甚而有意刪改原作的弊病。實際上，當時很多涉足翻譯的青年人，都在翻譯過程中如飢似渴地汲取原作的精神，先有學習的熱望，然后才有翻譯的動力。官方對翻譯作品，固然手忙腳亂地希望能嚴格控制選題，但在具體翻譯出版過程中，基本上是以“讀者應當以批判精神閱讀”之類說教性導讀來控制，實行的最多不過是貼上反面標簽“以供批判”。“外人”著作的完整性，仍然受到朝野共同的尊重。
九十年代翻譯出版業的第一次受創是在商業化大潮中。隨著留學人口的不斷增加，与境外出版物的接触越來越普遍，對翻譯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屈從于商業壓力和市場壓力；猶如晚清古典文學的時代忽然遭遇了上海小報勃興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合擊，九十年代大眾化譯品的蜂擁而入沖擊著文學和學術著作翻譯中的信達雅傳統。只是隨著時間的推進，市場逐漸分化，我們才恢复了對文學學術譯著質量回升的希望。不過，值得重視的是，很多重要的“中國學”著作，包括与官方党史建國史有極大出入的研究，卻也都是在這一時期翻譯出版的，質量相當不錯，也沒發現有什么刪節或抗議。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高校与科研單位的對外交流日益頻繁，中外學者同室釋疑答問已是尋常景象；在這种情況下，控制外來思想的壓力，一方面變形為允許“暢所欲言”但卻不許面向公眾（包括學生）的會議，另一方面，則越來越集中于出版業。与此同時，愛國主義旗號下膨脹的自卑自大混合心態与高校和科研單位里的政治控制与體制改革，也參与影響了人文社會學科日益繁多的對外交流，其中的一個重要后果，就是海外的特別是從大陸出國的中國研究學者，被迫進入自我監控程序，回避冒犯“東道主”。這种狀況，在近年已發展到几乎一切領域，針對一切境外人員，這也是為什么2003年春訪華時坦率直言的德國總統會成為“例外”的原因。
對中國政府的言論控制政策來說，資本家的默多克和經濟學家的森沒什么不一樣，外國首腦如克林頓、布什与外國學者安德森也沒有根本差別。如果默多克能跟我們妥協合作，外國元首的言論可以習以為常地刪減，森和安德森又有什么了不起，憑什么一定要尊重他們的每一項論述？在這里，人類社會中追求与探索的精神被徹底踐踏；對思想文化作為人類共同資源的愛護，以及發展并積累這种人類共同精神財富的努力都被一概擯棄，唯一留下的，不但僅僅是政治需要，而且僅僅是如今這個毫無理想毫無遠見的一党專政政府在民族國家旗號下一時的、眼前的政治需要（更确切地說，是當今統治集團在保護自己經濟利益基礎上的政治需要），比起十年、二十年前都已經是大大的退步。
三、癌變的起源
与此同時，隨著新聞出版業以往集中計划體制的瓦解，控制的手段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种變化至少關涉到三個主要因素：出版印刷業的市場化改革；互聯网發展的影響；對法輪功的鎮壓。當局在放棄對新聞出版業經營責任的同時，不斷尋找新的途徑實施思想輿論控制。一方面，不但書業分化不足仍然存在，而且在后現代式的全球市場壓力下，書、刊、報、网的界限日益模糊。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對新聞類長期監控的傳統政策方向并未改變，而中國的网絡在2000年前后有一個突飛猛進的發展，對政府控制“反動言論”的方式進入“關鍵詞”階段起了決定性作用，并將“禁用詞”控制方式推廣到了印刷出版業。有“中國特色”的互聯网發展和商業机會与政治壓力相結合，造成對書業界職業倫理邊界嚴重的侵蝕和破坏。
与此同時，發生了對法輪功的鎮壓。這一持續至今的事件對中國社會文化生活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負面影響，使得以上所說的各种因素在社會各層面發生作用時，都能夠及時方便地找到代理人。
与1989年后艱難生存、頑強掙扎的國內民運（如《和平憲章》、民主党建党等）不同，法輪功在遭鎮壓前已經擁有大規模的基層信眾。如果說此前全國各地對民主人士的監視還是直接聯系到北京的國家安全部，地方部門的緊迫感一般都會因“北京來人了”而增強，那么對法輪功的鎮壓則改變了這個基本的監視鎮壓格局。以大規模民眾動員方式展開的打擊法輪功運動，一是与法律手段相結合，二是鼓勵互相揭發，三是以經濟懲罰手段強迫社會各界加入至少是消極的合作。
為了向社會表明這些措施的必要性，中共當局不惜開動一切宣傳工具，攻擊法輪功對社會的危害性，而与此相對的正面意識形態，卻一直拖到兩年以后的2001年才推出一個不倫不類的“三個代表”。以此觀察中共意識形態戰線的基本戰略，很顯然，這一輪比起鄧小平在1989年以后“發展是硬道理”那一輪來，少了一些內在的自我辯護和應對社會的緊迫感，多的則是“我掌權我怕誰”的狂妄心態。具體立場上的“穩定壓倒一切”，也從“六四”后表面上強硬派和民間力量各打五十大板的平衡姿態，轉變成絕對化且只針對民間力量的“穩定壓倒一切”；而且是在一切小地區小范圍，在一切小頭目手里都是絕對化且只針對民間力量的、而不管不顧的“穩定壓倒一切”。
在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下，鎮壓法輪功很快擴展到嚴酷打擊一切可能的疑問和同情心，同時卻豁免所有在“打擊法輪功”名義下的挾私報复，給基層施政司法人員以無從監督的借口來濫用權力，這与1989年以后的鎮壓是有所不同的。不同也表現在意識形態和言論控制上，在統治階級并無意愿進行正面思想建設、更談不上積極爭取民意民心的情況下，“讀者應以批判精神閱讀”的標簽自然失去作用。（嚴格說，這一時期的統治階級更關心自己的經濟政治利益，而不是在思想上与法輪功一爭高低，這和毛澤東在六十年代初出版“灰皮書”、發表“九評”有根本不同，与鄧小平時期以經濟改革打政治牌也有所不同。）當“法輪功”作為“禁用詞”有可能過濾掉批判法輪功的言論時，“禁用詞”則又進一步發展到出版單位對出版內容的自我審查和刪節。
正是這些措施的結合，徹底改變了曾經在九十年代中期仍然很有效的“打擦邊球”式社會干預的文化環境，在中國社會生活層次繁多的各個方面，既剝奪了無權者利用現存話語擴大權利空間的可能，又為有權者逃避責任提供了几乎無止境的回旋余地。在新聞出版業，這個“無權”与“有權”之分，就落實到了報刊与記者、或是出版社与作者的關系上——由于激烈的市場競爭，報刊或出版社絕對不愿冒被人舉報、打小報告、被要挾受損失的危險，而宁愿冒犯作者譯者，以至于開除敬業的編輯記者。而這些，卻未必都是在某一中央部門的直接授意下進行的。出版界的職業倫理水平，已經瀕臨近代中國以來的最低點，雖然仍有很多行內的有識之士在勉力而為，但正視目前的職業倫理危机，已是刻不容緩，而拯救之道，恐怕离不開政府當局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保護，以及切實承擔起中華民族對世界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道義責任。
四、一點希望……奢望？
這篇短文始于對一本英文學術著作遭到刪改的不平和惊訝，但這并不意味著外文作者就理所當然地應該比中文作者享有更多的保護。僅就筆者零星得來的信息，國內一般作者記者們的困境都遠遠超出外文翻譯著作出版時所遇到的問題。重要的是，本· 安德森和吳睿人的例子揭示出問題的嚴重程度。作為海外的中國觀察者，筆者當然愿意寄希望于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希望政局和社會的進一步穩定能夠重建當局的自信心，使其意識到中國的前途有賴于動員全民族的活躍思考与參与，并轉向允許知識界思想界不受控制地進行涉及或不涉及中國的探索和討論。但是，作為關心中華文化健康發展、關心人類共同命運的一名普通華人，筆者又不能不對目前思想言論控制的狀況及其長遠后果深感懮慮：如果不能堅守一些基本的文化与文明原則，經濟正在持續騰飛的中國，是否仍然難免文化思想意義上的“災難深重”呢？(網路文摘)2003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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