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生:我的上海紀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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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6日訊】忍受無利、造反有錢

奚先生是我們公司大陸工廠的車間領班,四十出頭歲,在這家鑄鐵廠待了十幾年。西元2000年,他位在T鎮的房子,遭遇動拆遷。

「那時地價還沒漲,政府只用每平方米¥400元就把我們給打發了,外加每個農民¥3萬3千元的拆遷費,以及數千元不等的補助設施補償金,就只有這些。」奚先生細數著他的動遷經驗。

「動遷房興建的速度,遠遠比不上動拆遷的進度以及地價飆漲的快速,我們家在動遷之後,一時找不到適合的平價動遷房,只好在外面租屋。現在,要買一套像以前那樣大的房子,簡直比登天還難!」奚先生臉上泛著失落的情緒。

「動遷戶必須另外向開發商購買動遷房,新建的動遷房價格,政府只就這些拆遷戶原屋面積的70%範圍內,給予優惠,超過部分,比照市價。」另一位領班嚴先生說。

嚴先生所居住的T四村(化名),較之奚先生的L三村(化名),拆遷較晚,得到的補償較多,一平方米約莫有¥2000元左右的補償金,但是每人¥3萬3千元的拆遷補助,卻遭無端取消。

如今,T鎮的地價行情,已經狂飆到每平方米¥2萬元。(合台灣每坪NT24萬元左右)。

「最近,M村也積極進行動遷補償工作,聽估價公司說,農民宅基地每平方米大概可以獲得¥2600元左右的補償;這個數,不到市價的八分之一。」另一位顧領班說道。

壓抑已久的民怨,總算爆發了…。

9月7日,我出差的第二天,M村(化名)村民因為抗議動拆遷補償不公,發動群眾圍場抗議。進駐的動拆遷機器設備,一天之內被迫全數撤出。公司派車接我到現場了解狀況,一行人於正午到達鄰近的M村時,村民已鳥獸散,想是回家吃午飯。村黨委辦公室的廣場上,只剩下「熱烈感謝M村民支持動拆遷」、「依法動遷、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等官方政令宣導的布條,詭譎地在烈日下迎風招搖。

9月8日,原本一早拜訪工貿鎮長的行程,臨時被通知提早。因為,M村農民抗爭事件驚動了浦東新區人民政府,新任區長臨時決定親臨T鎮了解狀況,並安撫民心。鎮裡所有官員準備9:00接見,我和工貿鎮長(副鎮長)的會談,提早一小時進行。

「共產黨呀,最怕老百姓鬧事!有吵,就有糖吃!有必要,我也來個抗爭有理!」公司大陸工廠總經理說。

面對工廠即將被迫拆遷,這位總經理竟然也學著農民同仇敵愾起來。事實上,敝公司當初在與中方企業辦理合資合營業務時,並未督促中方企業,將原本廠房所在的農村集體土地徵用為國有地,並向中國政府申請設定使用權給合資企業。

因此,在法律上,目前敝公司大陸合資企業所座落的土地,其所有權還是屬於鎮上的兩個生產隊。因此,依法中國政府並無補償本案大陸合資公司之義務。而合資合同的相對人-中方公司(即未依約履行義務之人),早已脫產殆盡,使敝公司喪失求償的實益。

問題來了,公司為何派我赴大陸?無非為了在法律之外,拿著政府相關失職官員的證據(中方公司的負責人都是政府官員),尋求另一施壓的管道,來迫使中國政府給予我們公司一定的拆遷補償以及未來轉投資繼續「發展祖國經濟」的相關優惠。重點是,我們公司補償拿的愈多,就表示土地所有權人-生產大隊及農民的補償,就愈被壓縮與稀釋。

M村的抗爭事件,突出了農民與國家、農民與企業、農民與土地開發商的矛盾,這無疑在敝人公司未來的求償道路上,埋下一顆顆威力不明的地雷…。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何必同情他們ㄋㄟ?告訴你,他們滿腦子都是要錢,才不跟你講仁義道德…他們比你見過的壞人都壞上好幾倍。」公司主管說道。

「未來,你儘管替公司爭取權益,至於那些農民,讓共產黨去搞定…。」

剝削與侵奪,不需要好理由,在任何一個社會裡,只需將被剝削者污名化,突出被剝削者的自私與無義,就可以有效解決剝削者的道德焦慮,合理化其執行剝削職能。在資本主義社會理,經理人作為執行資本職能的代理者,看到這些農民只當作是落後生產力的代表,談到與農民爭奪補償,是那麼地理直氣壯。

而這個號稱工農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不也是這般地看待農民嗎?

血汗工廠、理直氣壯地剝削

我出差的公司,是一家由敝公司在中國成立的中外合資企業,這裡的外資並不是台資,而是透過台灣公司的白手套,也就是登記在海外的公司與上海浦東新區T鎮鎮的鄉鎮企業所合資成立的。該公司生產鑄鐵製品。

鑄鐵,就是將原料(廢鐵)用高溫煅燒溶化成鋼水,再將鋼水澆置在模具中,冷卻成型。是一種高污染、高耗能、高危險的產業。

「這裡的最低工資,是每月700多塊人民幣(合新台幣不到3000元),我們就按照這標準給,一個子兒也不多!」總經理說。

「不用對這些共產黨太好,你對他們好,不會有任何回報!」他補充道。

套用辯證法的術語,感性的認識是片面的、現象的、外在聯繫的,理性的認識是整體的、本質的、內在聯繫的。為了避免機械地兩段論,毛澤東把理性與感性當作認識活動的兩個面,是相互滲透的對立統一體。人的認識,往往是感性與理性作用的交織,感性與理性的差異,只能在觀念上獨立地存在。

因此,容我在觀念上暫時拆開這兩種認識型態,來告訴各位,一趟中國行,感性的傷懷比起那早已做好心理準備的、理性的失望,來得更加刺痛。如何才能將認識的能動性,轉化成改造社會的力量呢?神州土地上無言的群眾,更令人感到迷惘與惆悵了。

在這種低工資、高危險的工作環境中,工人的明天在哪裡?又怎會有士氣生產?莫怪乎,台幹總經理老是嘲笑自己,一人當三人用,又要當廠長、又要幹領班,有必要還得做電工修機器給工人看。

一個即將遷廠甚至歇業的公司,一份微薄得可憐的薪水,高溫、高噪音、充滿粉塵的作業環境…;工人的被動,豈能粗暴地用一個「懶」字、「散」字、或「壞」字來解釋。然而,當資本代理人挽起手臂進入直接生產過程,一同呼吸那股令人難耐的刺鼻粉塵味時,他的自信與優越遂變得如此地不可一世。彷彿,他那天生的英明與才能,使他與大陸工人就是不一樣,月薪10萬以上的身價,更是來得理所當然。

「公司解散後,會不會給我們遣散費?」大陸領班奚先生無助地看著我。

「會的,一切依政府法令的規定」,我說。

然而,所謂依照法令規定辦理,就是讓這些工人拿個幾千塊人民幣回家吃自己。

血汗工廠中,我魂遷夢縈的紅色中國,工農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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