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6日讯】忍受无利、造反有钱
奚先生是我们公司大陆工厂的车间领班，四十出头岁，在这家铸铁厂待了十几年。公元2000年，他位在T镇的房子，遭遇动拆迁。
“那时地价还没涨，政府只用每平方米￥400元就把我们给打发了，外加每个农民￥3万3千元的拆迁费，以及数千元不等的补助设施补偿金，就只有这些。”奚先生细数着他的动迁经验。
“动迁房兴建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动拆迁的进度以及地价飙涨的快速，我们家在动迁之后，一时找不到适合的平价动迁房，只好在外面租屋。现在，要买一套像以前那样大的房子，简直比登天还难！”奚先生脸上泛着失落的情绪。
“动迁户必须另外向开发商购买动迁房，新建的动迁房价格，政府只就这些拆迁户原屋面积的70%范围内，给予优惠，超过部分，比照市价。”另一位领班严先生说。
严先生所居住的T四村（化名），较之奚先生的L三村（化名），拆迁较晚，得到的补偿较多，一平方米约莫有￥2000元左右的补偿金，但是每人￥3万3千元的拆迁补助，却遭无端取消。
如今，T镇的地价行情，已经狂飙到每平方米￥2万元。（合台湾每坪NT24万元左右）。
“最近，M村也积极进行动迁补偿工作，听估价公司说，农民宅基地每平方米大概可以获得￥2600元左右的补偿；这个数，不到市价的八分之一。”另一位顾领班说道。
压抑已久的民怨，总算爆发了…。
9月7日，我出差的第二天，M村（化名）村民因为抗议动拆迁补偿不公，发动群众围场抗议。进驻的动拆迁机器设备，一天之内被迫全数撤出。公司派车接我到现场了解状况，一行人于正午到达邻近的M村时，村民已鸟兽散，想是回家吃午饭。村党委办公室的广场上，只剩下“热烈感谢M村民支持动拆迁”、“依法动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等官方政令宣导的布条，诡谲地在烈日下迎风招摇。
9月8日，原本一早拜访工贸镇长的行程，临时被通知提早。因为，M村农民抗争事件惊动了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新任区长临时决定亲临T镇了解状况，并安抚民心。镇里所有官员准备9:00接见，我和工贸镇长（副镇长）的会谈，提早一小时进行。
“共产党呀，最怕老百姓闹事！有吵，就有糖吃！有必要，我也来个抗争有理！”公司大陆工厂总经理说。
面对工厂即将被迫拆迁，这位总经理竟然也学着农民同仇敌忾起来。事实上，敝公司当初在与中方企业办理合资合营业务时，并未督促中方企业，将原本厂房所在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地，并向中国政府申请设定使用权给合资企业。
因此，在法律上，目前敝公司大陆合资企业所座落的土地，其所有权还是属于镇上的两个生产队。因此，依法中国政府并无补偿本案大陆合资公司之义务。而合资合同的相对人－中方公司（即未依约履行义务之人），早已脱产殆尽，使敝公司丧失求偿的实益。
问题来了，公司为何派我赴大陆？无非为了在法律之外，拿着政府相关失职官员的证据（中方公司的负责人都是政府官员），寻求另一施压的管道，来迫使中国政府给予我们公司一定的拆迁补偿以及未来转投资继续“发展祖国经济”的相关优惠。重点是，我们公司补偿拿的愈多，就表示土地所有权人－生产大队及农民的补偿，就愈被压缩与稀释。
M村的抗争事件，突出了农民与国家、农民与企业、农民与土地开发商的矛盾，这无疑在敝人公司未来的求偿道路上，埋下一颗颗威力不明的地雷…。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何必同情他们ㄋㄟ？告诉你，他们满脑子都是要钱，才不跟你讲仁义道德…他们比你见过的坏人都坏上好几倍。”公司主管说道。
“未来，你尽管替公司争取权益，至于那些农民，让共产党去搞定…。”
剥削与侵夺，不需要好理由，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只需将被剥削者污名化，突出被剥削者的自私与无义，就可以有效解决剥削者的道德焦虑，合理化其执行剥削职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理，经理人作为执行资本职能的代理者，看到这些农民只当作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谈到与农民争夺补偿，是那么地理直气壮。
而这个号称工农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也是这般地看待农民吗?
血汗工厂、理直气壮地剥削
我出差的公司，是一家由敝公司在中国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这里的外资并不是台资，而是透过台湾公司的白手套，也就是登记在海外的公司与上海浦东新区T镇镇的乡镇企业所合资成立的。该公司生产铸铁制品。
铸铁，就是将原料(废铁)用高温煅烧溶化成钢水，再将钢水浇置在模具中，冷却成型。是一种高污染、高耗能、高危险的产业。
“这里的最低工资，是每月700多块人民币（合新台币不到3000元），我们就按照这标准给，一个子儿也不多！”总经理说。
“不用对这些共产党太好，你对他们好，不会有任何回报！”他补充道。
套用辩证法的术语，感性的认识是片面的、现象的、外在联系的，理性的认识是整体的、本质的、内在联系的。为了避免机械地两段论，毛泽东把理性与感性当作认识活动的两个面，是相互渗透的对立统一体。人的认识，往往是感性与理性作用的交织，感性与理性的差异，只能在观念上独立地存在。
因此，容我在观念上暂时拆开这两种认识型态，来告诉各位，一趟中国行，感性的伤怀比起那早已做好心理准备的、理性的失望，来得更加刺痛。如何才能将认识的能动性，转化成改造社会的力量呢？神州土地上无言的群众，更令人感到迷惘与惆怅了。
在这种低工资、高危险的工作环境中，工人的明天在哪里？又怎会有士气生产？莫怪乎，台干总经理老是嘲笑自己，一人当三人用，又要当厂长、又要干领班，有必要还得做电工修机器给工人看。
一个即将迁厂甚至歇业的公司，一份微薄得可怜的薪水，高温、高噪音、充满粉尘的作业环境…；工人的被动，岂能粗暴地用一个“懒”字、“散”字、或“坏”字来解释。然而，当资本代理人挽起手臂进入直接生产过程，一同呼吸那股令人难耐的刺鼻粉尘味时，他的自信与优越遂变得如此地不可一世。仿佛，他那天生的英明与才能，使他与大陆工人就是不一样，月薪10万以上的身价，更是来得理所当然。
“公司解散后，会不会给我们遣散费？”大陆领班奚先生无助地看着我。
“会的，一切依政府法令的规定”，我说。
然而，所谓依照法令规定办理，就是让这些工人拿个几千块人民币回家吃自己。
血汗工厂中，我魂迁梦萦的红色中国，工农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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