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3日訊】(新唐人熱點互動採訪報導)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熱點互動節目，我是主持人安娜。不久前，北京獨立作家筆會在北京舉行第二屆自由寫作獎的頒獎儀式，作家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獲獎。那麼，章詒和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往事並不如煙》又是一本什麼樣的書？這本書為什麼會獲獎？今天，我們就請特約評論員韋實先生對這本書做一下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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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韋實，您好。
韋實：安娜，您好，觀眾朋友大家好。
安娜：韋實，我們知道在這一次的頒獎會上北京著名的獨立派知識份子都到場。另外，有不少的中外媒體也到現場去採訪，但是我們在官方並沒有看到對這則新聞的報導，您能不能向我們觀眾先介紹一下《往事並不如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韋實：《往事並不如煙》既是一本小說，也是一本很真實意義上的回憶錄，章詒和是「中國第一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伯鈞以前是民盟裡邊的領導人，當日辦光明日報的社長，也是開國的時候民主黨派最重要的一個領導者，但是這麼一個人在5幾年的時候被打成右派。
章詒和小的時候有一段比較好的境遇，因為她接觸一些當時民盟裡面或者民盟外邊一些中國的真正的知識份子和一些當時中國的精英。但是很遺憾就68年她因為在日記裡邊寫了一些當時她認為是自由派的想法，她寫了自己真心怎麼想，結果當時相當反社會主義關了20年的牢，到了78年的時候出來，出來之後，先生又去世，她的後半生其實是很淒苦的。
那麼在晚年的時候，她在自己的書裡就有寫著，她說她不對這個現實抱任何希望，覺得生存是一個很殘酷的事情，她只是想把這段回憶寫出來，那麼這也是官方所恰恰要避免的一段歷史，比如說反右，和真正對中國人人格和人性的一種摧殘。那麼實際上敢於證實歷史也是整個中文的寫作這麼多年來不多了一本好的作品，我們不講她的文字水平怎麼樣，雖然她寫的是回憶錄，裡面有她自己回憶的成份，可是她對於每個人的事情都是引經據典。
安娜：那麼，這本書大概內容是什麼？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
韋實：大概內容是講她遇到的印象中的八個人，比如說當時辦光明日報的編輯儲安平、康有為的女兒和她的女兒，還有當時大右派稱為是和她的父親章伯鈞同盟的羅隆基，還有「民國四大公子」之一的張伯駒、聶紺駑，基本上是有八個人，但是每個人名我可能記不太起來，但是她把每一個人和她的交往、每個人的人格、每個人她看到的點點滴滴和這個人的人生經歷，寫出來一個回憶性的作品，那麼就是這本書，它是一本八個人不同的故事。
安娜：我們知道這本書在香港的時候它的書名叫：《最後的貴族》，那麼她指的最後的貴族就是指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母女，您看了這本書之後，對康同璧母女的故事有什麼樣的感想呢？
韋實：我的感想就是，她畢竟是在中國人身上比較少的貴族品格，但是這個品格在當時中國社會環境下是顯得十分蒼白無力。
安娜：您認為什麼是貴族品格呢？
韋實：她自己的書裡介紹她舉了一個例子，比如說，英國人認為自己的孩子要先做人，然後做一個紳士、然後是一個貴族，就是說正直不偏私、勇於承擔責任，而且願意為別人犧牲自己，就是說首先人格上是一個完整的人。這個貴族和我們現在認為的新貴族，就是說燈紅酒綠、暴發戶、有錢和一種生活方式這是一種兩個概念。
而且她們當時很令人感動，這麼一對母女知道是一個大右派在當年是人人和你劃清界線的時候，她們本著一個我與人交往是看中這個人的人品，那麼她們主動的去和章伯鈞一家來往，那麼這是她很感動的地方，但是這樣的人你想她這個也講到了她生活之中你看她們有一個喜歡音樂、喜歡英文、喜歡玫瑰、對生活的欣賞比方說衣著或鞋子，可是這樣在文革之中要親手把自己的玫瑰燙死、要用鋼鋸把自己的高跟鞋鞋跟鋸掉、把自己的優雅生活方式全部犧牲掉，物質是極其的貧乏，到了晚上只能兩、三點鐘抱著小收音機聽古典音樂，他們對時景的態度是逆來順受的忍，是中國人很傳統很寶貴的價值，她並沒有要去改變這個時間，可是後來感慨共產黨連這點空間都不給我留下。
最後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在晚年的時候曾經給孩子講過說，她為什麼相信一個人的命，就是說先父搞戊戌變法的時候，有十一次就是要死掉了，比如說當時如果晚一天變法或者說晚一天起事就會被抓住，如果在海上清政府的軍艦如果不是沒煤的話也被抓住，如果英國人沒有派出兵艦去保護他也是死，左右是十一次死，當然最後是人命在天，後來她講。講了很深刻就是說你不要看說現在紅太陽怎麼樣，他們一家絕對沒有好下場，你也不看看你爸爸現在境遇不好，你們家的孩子會有一個好的未來，那麼實際上也正是印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而這個話卻是從一個留學哈佛，當時康有為在中國的地位也是很明顯的，他受的教育、他接觸的人，那麼到了晚年他有這麼一個感慨，也是很令人深省的事情。
安娜：我們看在這本書裡有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名字叫：兩片落葉偶而吹在一起-儲安平與父親的合影，剛才您也提到儲安平是當時光明日報的總編，您能不能介紹一下儲安平這個人物。
韋實：胡適在的時候儲安平是一個比較年輕的人，但是他在四六年以後辦了一份《觀察》，《觀察》是很有現代媒體的味道，他獨立於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他批評國民黨的實政，但是它也不主張共產黨的暴力革命，那麼在章伯鈞接手光明日報以後，他認為儲安平是做編輯好的人選，儲安平本身真正秉持了一個在那個年代他用了一個西方的理念來作為一個媒體，他首先提出來媒體就是監督政府的，他並不是一個黨或者是政府的工具，那麼他起的監督作用正好是他從新聞的本身這個事情是不是要對政府起監督作用？是不是要報導事件公正客觀？而不是跟人民日報走。
那麼當時比如北大提出大字報他們第一時間去採訪，可是這樣一個人就是剛開始反右的時候大鳴大放，當時去整右派實際上給你一個機會讓你主動出籠，那個意思絕不是說我要聽你的意見，而是說要抓住證據以後來搞運動整掉一批人，儲安平很不幸成為這個犧牲者，那麼他在光明日報做了60幾天，後來在文革之中他太太是跟國民黨當年投降的將軍走了，那麼自己處於一個人格上受到其大的污辱，因為他自己的事業已經沒有了，太太跟別人跑掉，而且每天要挨打，最後在66年的時候去世，具體什麼原因也不知道，他的境遇是十分悲慘。
安娜：說到右派，書中還有一個人物叫羅隆基，他在58年的時候被劃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那他這個身分比他任何地位、職位、官銜、他的學術職稱都要響亮的多，您怎麼看這個人物呢？
韋實：作者書裡講，羅隆基和她的父親章伯鈞上了大英百科全書還是字典，就是因為這個右派。羅隆基這個帽子可比他別的大的多，他是哥大的政治學博士，羅隆基大家不知道的可能就是說他屬於新月派的著名人物，新月派當時有徐志摩、梁實秋、胡適，他和梁實秋、胡適是三桿槍，羅隆基主要是寫政論的，他是哥大的政治學博士，他接受的都是英美很正統的政治學教育。回國之後，開始是任教，到共產黨執政以後，開始做了民主黨派的官，可是問題就是羅隆基的才華也和缺點一樣突出，比方說他有中國式的才華、也有西方式的直言不率，可是這種性格的人在中國往往都是要吃苦頭，因為他什麼都講。
他曾經講過，現在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小知識份子，在領導一幫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這指的是毛澤東，那麼講了這個話以後，自然而然他受到各方面的打壓。而這個人曾經天真的跟他父親講，我們應該民主黨派有權利寫憲法，而父親講共產黨的本質還是以半本論語來持天下，這個憲法只是一個擺設。章伯鈞在這個壓力下他屈從了，而羅隆基沒有，他後來的景運從有權有位到最後車也沒有，一個心高氣傲的人到最後命比紙薄。
安娜：在書中還有另外一個人物叫張伯駒，那這個人物他不是一個政治人物，但是他卻和作者一家成為君子之交，這是怎麼回事呢？
韋實：當時張伯駒也算是一個行政的人，他從政以後當時所有的東西都沒有了，家裡只能看參考消息，他也就抑鬱在家，當時他有個女兒也是受這個波及，因為父親是這麼大的右派，她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在學校正常的社會關係，那麼在家裡什麼事也不幹，父親覺得這也不對，跟母親學字，當時他學字之後想要去畫畫。
張伯駒的夫人潘素是一個很好的畫家，張伯駒就是讓自己的夫人教他學畫的時候，他們開始相識。
張伯駒是「民國四大公子」之一，他和當時的張學良、袁世凱的兒子他們是並肩的，張伯駒在當時據作者講可以說琴棋書畫，詩詞歌舞無一不通，而且做詩做的特別的好。有一可貴的是說他當時是傾家蕩產，他有各種各樣中國的書畫真跡，比方有李白的真跡、范仲淹的真跡、杜牧的字他都有。
後來他講，為什麼要傾家蕩產？就是說日本人一直在收括中國的國寶，那麼他做的一切不是說是種浪漫的行為，而是要把國寶保存起來，那麼共產黨執政以後，他把這些錢捐給人民政府，但是後來臨死的時候，他在北京醫院裡甚至拿不到一張床，因為所謂的行政基別不夠。這個人和我們以前所了解到公子哥的概念是不一樣的，以前公子哥給我們的印象就像是纨袴子弟、遊手好閒，而張伯駒卻是去收集國寶，甚至很多中國的詩、詞、畫、京劇的經典曲牌，都是靠他保存下來的，很可惜他的境遇卻是這麼的悽慘。
安娜：我們看到書中這些的人物他們或者有獨立思想、或者有很深的中國文化傳統的背景，而且他們是當時國人印象中真正的知識份子，但是他們的待遇為什麼會這麼悽慘呢？
韋實：因為知識份子真正意義上來講是要承擔道德責任的，他的想法永遠和主流社會和執政人員的思想是不一樣的，因為他看到了社會的弊端所在，或者他看到了真正的理性良知在哪裡。可是問題就是說中共制度不是說有不同意見我要理解一下，你為什麼這麼想？或者為什麼人和人之間要有這麼大的觀點分歧，而縱容你去從多角度過來看問題，不是。
而是說他每次搞政治運動都是把矛頭指向一部份人，就是說這一部份人思想獨立，而不是他的思想之內，那麼每次90％多10％，很可惜第一批這些有思想良知的人就成為他的把子，而這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說大家的想法和他們一樣有這個獨立批判的精神的話，那中共這個政權就無法維持了，因為本質本身他並不是為民謀福利的政權。
安娜：我們看到現在在中國一些所被人稱做是知識份子有獨立人格的這些人，比如說像網路作家、還有一些敢於說話的知識份子，他們有的被抓入獄，或者有的受到其他方式的迫害，您認為在中國作為一個真正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是不是很難？
韋實：事實上一直是很難，比如當時孟子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麼孔子都很佩服顏回獨居陋巷不改其志。那麼到了現在尤其中國很物慾化，這個洪流越來越利害，不過好在我們看到有余杰、蔣彥永這樣的人存在，還有一些可能文化教育並不是很高，甚至沒有任何社會地位，但是卻敢於到天安門打一個橫幅-法輪功學員，我覺得像這種整個一個人格而言，這個才是我們覺得或者是我自己比較尊重的一方面。
安娜：您覺得現在中國的知識份子缺乏的是什麼？
韋實：缺乏的是人格後面的道德力量，就是說你要想做到這些東西需要一種力量來支撐你，那麼有意無意之間中國的知識份子可能把生存的壓力擺在生命的意義前面，但是實際上而言，或者反過頭來看，像作者講的往事並不如煙，那麼如果說一個人想要在歷史上留下一筆的話，那麼相信堅持生命的尊嚴才是解決問題的終極答案。
安娜：謝謝韋實。觀眾朋友們，感謝您收看這次的熱點互動節目，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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