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1日訊】我從少年而青年，從青年而壯年，從壯年而中年，其間貫穿始終的一件事，是不間斷地寫檢查，寫交代，寫總結，寫彙報。由中年而鬢髮皆斑，才開始了寫作。如今，因寫作而獲獎。悲耶？喜耶？但無論是喜是悲，我都要感謝國際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授予我2004年度自由寫作獎。
這個獎項是給那些獨立自由的寫者。對於知識份子而言，怎樣才能獨立？如何算是自由呢？我想，恐怕首先是要以經濟獨立爲前提。唯如此，才可做到不依附於任何的體制與權力而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在中國，自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作家、藝術家除了成爲革命的“螺絲釘”以外，還必須成爲“歌手”、“戰士”，連沈默都是不可以的，因爲沈默被視爲消極對抗、心懷敵意。有人不堪體制的束縛企圖“自我放逐”，其結果是從地球上長期消失或永久消失。前者如蕭軍，後者如王實味。漸漸地，那些很有頭腦和才氣的人，在國家意識形態的強硬統攝下，失去了個人表達的勇氣和社會洞察力。如果有人問﹕近現代中國最大的災難是什麽？我會回答﹕是對每個人天性與自由的剝奪。
現在的情況大有變化。知識份子的生活好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另一種情況隨之出現——很多人對“物”的熱烈追求遠遠超過了對人性之“深”、對生活之“真”的冷靜探究。神州大地，美不勝收。但是任何一個人只要懷著人道情懷和苦難意識，就很容易發現美景背後的災難與不幸。我們似乎正從一種專制中走出，轉身又走入另一種專橫。
我們這些人究竟應該做些什麽才好？這不禁使我想起了父親的一個朋友——梁漱溟先生。他在中國民主同盟被執政的國民黨取締的時候，立即宣稱﹕“政治問題的根本在文化”，要以思想見解主張貢獻於國人。他言到行到，寫出了《敬告中囯共產黨》一文。文章鄭重請求共產黨，容許一切異己者之存在。否則，將重蹈國民黨的覆轍。梁先生早已去世，卻仍是我的榜樣，我們的榜樣。
中國一向有著“文以載道”的文學傳統，但文學畢竟是人學，寫作是私人的事，是個體精神勞動。它屬於民間，屬於社會，與“官學”無涉、無干。官方可以成立宣傳部，大搞宣傳，大搞“五個一”工程，但從本質上是非文學、非藝術活動。而作家的使命就是關注和思考人類的命運及其生存狀態，並以此喚起別人的關注和思考。這也是寫作的原動力。
《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版，大陸版本名爲《往事並不如煙》）說的都是陳年舊事。這些事浸透著父輩的血淚，而我的筆並不出色，只是字字來得辛苦。有朋友問﹕“你寫作的訣竅，是不是由於記憶力特好？”我說﹕“我不過是有些經歷，並對經歷有些認識罷了。”日出月落，絮果蘭因。從至大的動靜到至微的氣息，淺薄的我是永遠寫不出的。
獎項是獎勵，於我也是一種戒懼。一者，我不知道自己還有幾天的活頭。命是個定數，誰也難以預料。 二者，本人能力水平極其有限，未來的寫作很可能是個虎頭蛇尾的結局。像徐志摩在《“詩刊”弁言》中所言。
再次感謝國際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
2004年10月8日於北京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