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6日訊】 其三，在人事方面，他不知人，不善用，疑人而用，用人而疑，反覆無常，言而無信，偏聽偏信，推卸責任，虛榮虛偽，苛暴凶殘……幾乎犯盡了用人待人之大忌，喪盡了士氣人心。
在做人（己為君之道）方面：徒有小德而無為君之大德。
崇禎帝非常勤政，常常天不亮就開始辦公，晚上批閱奏章直到深夜，他也沒有沉醉於聲色犬馬當中，他在位期間，皇宮中很少舉行宴樂。比起歷代明朝皇帝，再吃穿住行方面，他都是最節儉的44。
崇禎帝的勤奮和節儉，在其即位之初，當然為大臣們樹立了最好的榜樣。但是當時明朝的腐化，奢靡，頹廢的風氣不是短時間形成的，不可能一下子改變。而且，要在化解當時面臨的危機的前提下，才談得上移風易俗。所以，崇禎帝以上作風之「德」，只是「小德」。能夠化解危機，維護明朝統治之「德」，才是「大德」。崇禎帝恰恰是一個有小德而無大德的人。
表現之一：己所不欲，強施於人。
明朝崇禎期間，時逢大饑荒，農民大規模造反和滿清入寇，為應付危機，國家的財政困難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崇禎時期，明朝由於兩線作戰，每年的軍費開支高達百應兩千萬兩以上（萬曆初年國家隨處不過四百萬兩左右），國家財政已經入不敷出45。由於財政困難和腐敗，軍餉不到位的問題當時時常導致明軍內部騷亂嘩變。寧 遠這樣的國防重地，欠餉達四個月之久46。袁崇煥殺了幾個為首的軍官，暫時平 息了局勢。可是軍餉遲遲不到，兵士又嘩變。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欠餉，袁崇煥提出了 發「內帑」的建議。「內帑」是皇帝私家庫房的錢。崇禎皇帝有沒有錢呢？信史上記載：李自成攻破北京後，府庫清單所列，府庫存銀三千七百萬兩，金數千萬兩，而戶部僅銀四十萬兩、捐銀二十萬兩47。可見國庫之虛，而皇帝的私家庫房還是很充足的錢。
當時的危機，急需要崇禎帝挺身而出，果決慷慨的把皇家的錢拿出來救危解困。如果那樣做，勢必極大地鼓舞人心士氣，皇帝以身作則，也會有效地帶動百官為國家捐錢。
但是，對袁崇煥的建議，崇禎帝很不高興，不願把自己的錢拿出來（直到李自成攻佔北京城在即的時候他才拿出了一些自己的錢，但為時已晚）。
作為君主，國家危亡在即，應當傾盡所有的救國為先，自己破費又算什麼？只要江山保住了，今後有的是聚財的機會。不知崇禎帝在這個時候有什麼好捨不得的？
退一步來說，愛財私心，人常有之，皇帝捨不得出錢就罷了，可是他又作出了更蠢的事情：他自己不肯出錢的同時，卻再三逼迫大臣們出錢。為了逼出銀子，他甚至把老資格的大臣投入監獄。直到李自成軍兵臨城下時，他一度還是不願把自己的錢拿出來，反倒發起了最後一輪逼迫官員捐銀的「攻勢」：48 他下令說，因外餉不至，太倉久虛，各官務必要捐貲助餉。最初的結果，應者寥寥，太監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曹化淳各捐5萬兩，大學士魏藻德竟只捐了500兩。見此，崇禎帝竟顧不得自己九五之尊，向皇親、太監討起錢來。他派太監徐高去向嘉定伯、周皇后之父周奎求捐，詔云：「休戚相關，無如戚臣，務宜倡自10萬至5萬，協力設處，以備緩急。」周奎說：「老臣安得多金？」徐高一邊哭，一邊哀求，周奎還是那兩個字：「沒有。」後來勉強捐了1萬兩。太監王之心最富，崇禎帝面諭勸捐，王之心捐了1萬兩。
大敵當前，這樣的做法無異於自亂人心。這是崇禎帝走的最後一步蠢著。面臨迫在眉睫的危機，為凝聚人心，崇禎帝決不能再逼大臣們要錢，而應挺身而出，果決慷慨地將皇家的錢拿出來獎勵士氣，安撫臣下。如果他那樣做，充分的調動起北京的人心和士氣，憑借北京高大堅固的城牆和西洋大炮，守住北京城，等到吳三桂援軍，以扭轉戰局，或許還有一線希望。事實上，李自成之攻取北京，使得自於明朝官員的獻城。同樣是北京保衛戰，抵禦滿清時打得英勇頑強，遭遇李自成時卻沒有像樣的戰鬥，這不能不說與崇禎帝的政策失誤有關。
崇禎帝的勸捐引來一片怨聲。大臣們紛紛的離棄了他，一些人投向李自成，平日裡他最倚重的太監，幾乎全部背叛了他。有的太監題詩牆壁，稱「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有的太監甚至給農民軍通風報信，另謀明主。奉命戴罪守城的太監曹化淳還陰陽怪氣地說：「(魏)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49直指崇禎帝連魏忠賢都不如，是將大明弄到亡國地步的罪魁禍首。朱由檢傳諭收葬魏忠賢遺骸，曹化淳並不領情，暗地裡卻串通來日開門投降。國舅周奎，甚至不讓皇帝進自己家。崇禎帝可謂是眾叛親離。
這時候他再把自己的錢拿出來，什麼都來不及了。己所不欲，強施於人，崇禎帝在處理君臣關係上的嚴重錯誤，使得他的最後自救變成了一場自我毀棄，皇帝自己一手把明朝滅亡的時間表，提前而又提前。
崇禎帝之無大德，表現之二：極度地虛榮諉過，為臣下的一點非原則性的過失嚴懲狠殺，一再上演自毀臂膀的蠢劇。
其中，最典型的是他枉殺陳新甲的事件。
陳新甲是崇禎帝在位期間，最後一位能幹的，敢於任事的重臣。他頗有眼光，清醒的看到與滿清議和是明朝最好的出路，因此力主議和，並積極的為皇帝著手議和之事。崇禎帝不管情願不情願，自松錦之戰大敗以後，明朝已無力對清用兵已成事實，因此不但同意議和，表現得比陳新甲還著急。
崇禎十五年，洪承疇於所統大軍全軍覆沒後投降滿清。松山、錦州失守。崇禎便想和滿清議和，以便專心對付李自成、張獻忠軍。兵部尚書陳新甲更明白無力兩線作戰，暗中與皇帝籌劃對滿清講和。陳新甲在外交上頗為能幹，他很快設法活動到了皇太極那裡，並且得到了皇太極的信任和積極回應。然而，崇禎和陳新甲不斷商議，朝中其他大臣聽到了風聲，便紛紛上奏，反對和議。崇禎矢口不認，說根本沒有議和的事，你們反對甚麼？崇禎每次親筆寫手詔給陳新甲，總是鄭重警誡：這是天大機密，千萬不可洩漏而讓群臣知道了。該年八月，崇禎派親信又送一道親筆詔書去給陳新甲，催他盡快設法和滿清議和。陳新甲出外辦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將皇帝的密詔留在他書房中的幾上而去。陳新甲的家童誤以為是普通的《塘報》(各省派員在京所抄錄的一般性上諭與奏章，稱為《塘報》)，拿出去交給各省駐京辦事處傳抄。這樣一來，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議的事就公開了出來，群臣拿到了證據，登時嘩然，立刻上奏章反對。皇帝再也無法抵賴，惱怒之極，下詔要陳新甲解釋，責問他為甚麼主張議和，罪大惡極之至。
至此，崇禎帝內心的極度虛榮虛偽仍至陰暗暴露無遺。作為大明君主，他既要和清議和，又不為議和願承擔半點責任。兩國議和，一國的君主不承擔責任，這算得什麼議和？在崇禎帝這種極度虛榮諉過的做法下，作為辦事的大臣陳新甲，議和不成功要負罪責，即使議和成功，也難免被崇禎帝諉過於身，殺人滅口。哪有這樣混帳的道理？
接下來，陳新甲不服（完全可以理解），他的聲辯書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詔中的句子，證明這是出於皇上的聖意。崇禎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陳新甲著即斬決。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親藩，兵部尚書
應負全責。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陳新甲並非故意洩密。本來，崇禎帝在議和之前，對可能發生的洩密，應該擬定應對之策。更重要的是，即使洩密發生，也不是事關成敗的大問題，這時候皇帝只要挺身而出，以君主的專制權力，完全可以把那些糊塗迂腐虛偽的官員們的指責打壓下去，成功實現對清議和，力挽明朝於狂瀾之中，這，並非不可能。同時，保護了為自己辦實事的官員，這種言而有信，言行不悖，以一貫之的作風，又可以挽回自己的威信，大大鼓勵朝臣中積極任事之風。
保護和支持陳新甲，本是一舉多得的事情，崇禎帝卻選擇了殺陳新甲以維護自己的虛榮。陳新甲的無辜被處死，不僅完全堵死了明清議和之路，也徹底的除滅了還剩留一點的大臣們為皇帝效勞的興趣，並且，崇禎帝這樣的絕情和枉殺也絲毫挽回不了他自己的面子：皇帝在撒謊，朝臣們已經得知了真相，他們又不是傻子。相反，皇帝虛偽殘酷的做法倒令他們寒心。
崇禎帝極度的虛偽與不義，在自己和大臣們之間挖出了一道深深的溝壑，每人再敢跟他接近，因為這已經不是「伴君如伴虎」的問題，而是根本「伴不得」的問題。
陳新甲死後，朝臣中終於再也沒有任事之能人。皇帝咨詢再大的事情，群臣們多是「相顧不發一言」，即使發言，也是講套話，不能獻一策，不能定一籌。
這種消極的局面，不能不說是崇禎帝一手造成的。崇禎上任之初，有眾多的能臣積極為皇帝辦實事，可是他們的下場是什麼？罷官是最輕的，被殺，被流放，被迫投敵或與敵硬拚送死。這些皇帝的實際效忠者，反而不如袖手旁觀者來得安穩，更不如那些正事做不來，專以指責別人為能事的人更受皇帝寵信。
這樣混帳久了，誰還願為皇帝一心一意的效勞？賞罰倒錯，薄情寡義，虛偽殘暴，極度漠視臣僚的利益，甚至視大臣生命如草薺，代表大明江山的崇禎皇帝，不僅不再是支撐明朝的官僚集團的利益所在，反而成了他們的利益的禍害：保護他們利益無方，損害他們利益有勁。崇禎帝在處理君臣關係上的昏聵失策，愚蠢的砸毀著自己賴以為君的統治機器。
2004年11月
（註：索引出處將在正式出版時註明）(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