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6日訊】有一個殺人嫌疑犯，是個唱歌的，很有名，他與我姐姐之死有直接關係。
我們家從來不看他的演出，電視裡一有他的鏡頭馬上換台。有關他的消息，一概不聽。在我們家裡，他成了活死屍，已消失了29年。
最近，因為寫東西，上網要查他的一些情況，看後不禁大吃一驚。
由於我們家的不聞不問，竭力想把他忘記，他的名氣急劇膨脹，四處出頭露面，頻頻上電視，上新年聯歡會，上各種文藝演出活動。
比如，今年1月19日到20日，在民族宮大劇院，有他唱《我為祖國獻石油》;今年7月31日到8月1日，在民族宮大劇院，有他唱《我為祖國獻石油》; 今年國慶節，9月28日到30日，在民族宮大劇院，第一個就是他唱《我為祖國獻石油》。
更讓我吃驚的是，這樣一個殺人嫌疑犯還成了全國政協委員。
我瞠目結舌。
中國的新鮮事太多了，真是無奇不有。
姐姐小胖是1975年1月21日遇害的，年僅29歲，到現在已經29年。
她遇害時，我還在內蒙古兵團。我回北京後，父母才向我講了前後經過。並告訴我殺人嫌犯是唱歌的劉秉義，小胖死後不久就給抓了起來。
我姐姐文革中從外語學院畢業，分到徐州，結婚後有一子。但不久即離婚，於1973年調回北京，分到了石景山區金頂山中學教英文。小胖不安心在這個條件很差的中學當老師。她想調動工作，可教育口缺人，很難調出來。她喜歡唱歌，想通過唱歌，考進文工團，就拚命地練發聲，天天早上都在家裡「鬼哭狼嚎」地練。母親對她這樣做表示懷疑，認為她歲數有些太大，小胖卻說朱逢博就是大學畢業後才轉學聲樂的。她先拜了兩三位女老師，都是比較有名的歌唱家。後來，母親把劉秉義介紹給她。劉秉義曾演過話劇《青春之歌》裡的於永澤，認識母親。
小胖很快就崇拜上劉秉義，儘管劉只比她大10歲，還稱他為「劉叔叔」。在與朋友聊天時，張口閉口都是劉秉義。小胖還勸說母親支援了她一筆錢，買了架鋼琴，這樣劉秉義就可以來家裡教她。儘管劉秉義已有老婆，小胖卻全然不顧，不斷地向劉秉義討好。兩人來往密切，關係迅速升溫，很快就發生了關係。
小胖多次勸劉秉義離婚。劉卻以種種借口搪塞。推說有困難，暫時離不了。
他那時候很有名，他的《我為祖國獻石油》深深博得江青的喜愛。據說，多次接見他，誇他的聲音好。他非常珍惜自己的名譽，他跟小胖來往不敢公開，鬼鬼祟祟地背著老婆，生怕離婚會帶來嚴重後果。
漸漸的，他開始有點想往後縮。
於是小胖對他產生不滿，在爭吵之時，小胖說了一些威脅他的話。如：你不離婚，我就把這事捅到你的單位，讓你身敗名裂。甚至還說：我要像毒蛇一樣死死地纏著你，讓你沒有好下場。
小胖跟劉秉義有了關係後，已流產幾次。
與此同時，劉秉義被選中為中國藝術團訪美成員，正準備去美國訪問，已經在民族宮進行出國前的集訓。時1975年中美剛剛接觸，去美國的機會非常難得，萬人所盼。劉秉義自然不願錯過這個機會。可是小胖還三天兩頭找他，不斷地給他打電話，催他離婚……劉秉義為此又和她爭吵，讓她不要去單位找。
於是，1月23日家裡人突然發現小胖死在家中的床上：蒙頭蓋著被子，只露些頭髮，嘴角微笑，流著口水。第二天，市公安局13處的人來家裡勘查現場。
我大姐回憶起小胖曾說，她最近跟劉秉義吵了架，劉秉義有家裡的大門鑰匙， 遂向公安局反映，再根據小胖的日記，馬處長親口對我母親表示：馬豁然（小胖）是他殺。小胖解剖後，發現肚裡還有一個3個月的胎兒。死亡原因是過量的安眠酮所致。
在大會上把劉秉義抓起來的那天特別冷，寒冬臘月，他滿頭大汗。
1975年初，這個消息在北京轟動了一時。社會上流傳了很多小道消息。有的說我姐姐作風不好；有的說我姐姐腐蝕樣板團革命演員。
所以，父母悲痛之餘，還很緊張，不敢催公安局太緊。因為知道劉秉義是江青的大紅人，怕催緊了，得罪了江青，招來大禍。
3年後，1978年6月13日，我母親楊沫在給文化部長黃鎮的一封信中說：「1975年，我的小女兒馬豁然被中央樂團—江青的紅人劉秉義謀殺慘死，但浩亮卻反說是我叫女兒去腐蝕樣板團。」
可見，母親當時除了悲痛，還相當的恐懼，相當的提心吊膽。
果然，劉秉義仗著江青的厚愛，死不承認。一切作案的構成要件都承認了，就是最後結論不承認。
他說，他要是公安局的，也認為他自己是最大的嫌疑人，可偏偏就不是他。
幾個重要疑點：
1、小胖死的那天晚上，他去了我們家，是小胖生前所見到的最後一個人。
2、那晚上，他何時離開我們家，離開後又去了哪兒，都找不出證明人（不排除是眼看著小胖睡過去，並確認停止呼吸後，精心消除了一切犯罪痕跡，早上才走）。
3、放安眠藥的玻璃杯上沒有他的指紋，但他可以帶著手套往裡放藥。
4、他有一個人在屋，往杯子裡放藥的機會——小胖會上廁所，會到我父親的房間接電話，會去廚房打水。
5、小胖死後，所蓋被子極平，兩隻鞋排列整齊，這不符合她的生活習慣，似是有人整理過。
6、特別是小胖嘴角掛著微笑，無任何痛苦表情，不是自殺的樣子。分明是在劉秉義的呵護下，甜蜜地進入了夢鄉。
……
劉秉義在關押期間，江青還特地托人給劉秉義送了一件軍大衣。這件事，看守所的干警們都知道。江青雖然一句話沒有說，但此舉意義重大。市公安局對此案的態度開始起了微妙的變化，生怕證據不足，惹怒了中央首長。
這件大衣對劉秉義是個極大鼓舞和支持。他信心倍增，士氣大增，死不承認。
他絞盡腦汁，希圖說明，他們吵了架，小胖一時想不開，喝藥自殺。雖然小胖自殺的可能僅僅是萬分之一，劉秉義就抓住這萬分之一的可能，為自己辯解。
在那個年代，如果劉秉義是個普通農民，早給定罪槍斃了。但他是江青的大紅人，著名的歌唱家，抓起來後江青又托人專門給他送了一件軍大衣，公安局怎麼敢輕易地給他定個殺人罪？儘管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是他，卻因為沒有直接證據而遲遲不敢定。
這個案子就擱置下來。我的父母也不敢向公安局表示不滿。
一年半後，江青雖然給抓了起來，但是劉秉義已挺過了這最關鍵的一年半。經過了多次與公安人員的交鋒，他已編圓滿了一套說法，穩住了陣腳。
於是，此案一年一年地往後拖。
1979年7月頒布了刑法和刑訴法之後，劉秉義說心臟不好，多次要求保外就醫。又拖了一段後，大約1980年左右，北京市公安局以時間久遠，證據不足，批准其出獄。他在獄中共關了5年。
可以說，江青的軍大衣救了劉秉義一條命。
為掩飾自己畏懼江青和辦案的無能，個別辦案人員竟也散佈我姐姐是自殺的論調。公安局對此案的定性，前後態度矛盾，無法自圓其說。
只有我們家裡人知道，小胖是不會自殺的。她是個怕死怕疼的人。她多次公開說：好死不如賴活著。她要忙調動工作，她積極練唱歌，想考進文藝團體；她思念自己的小兒子。她才29歲，身心健康，沒有任何精神疾病和抑鬱症。
小胖的好友趙玉娥（中國音樂學院教師）被殺死斬首之後，她曾對很多人說過：太可怕了，我可別是這樣的下場！
所有認識小胖，瞭解她的人，沒有一個會相信她自殺。
長久以來，一想到小胖的冤死，想到謀殺他的兇犯逍遙法外，我們全家心裡上就籠罩著一層陰影。我們拒絕一切有關這個殺人嫌犯的消息。
《我為祖國獻石油》一歌，誕生於1964年。它能讓很多50歲以上的人回憶起文革前的那段歲月，有一種親切感。但對我們家來說，一聽這首歌卻十分的刺耳。因為這首歌是殺人嫌犯的代表唱。恨屋及烏，我們都不喜歡這首歌。它讓我們想起了殺人嫌犯的虛偽和狡詐，讓我們想起了冤死的姐姐。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歌唱家都銷聲匿跡，唯劉秉義還能出來唱歌，靠這首歌，風靡全國，並深受江青的賞識，僅憑這一條，也讓我們討厭聽這首歌。
這些年來，我一直閉門隱居，集中精力寫自己的東西。從不看中央電視台的新年聯歡晚會，對那些歌星甚少注意。所以，孤陋寡聞，對此人的情況一點也不瞭解。劉秉義當上全國政協委員，而且還是兩屆，讓我萬萬沒有料到。
再也克制不住了，不得不為冤死的姐姐說幾句話。不得不再提一提29年前發生在我們家的這個案子。
小胖為了劉秉義，變賣了自己所有值錢的衣物。為劉秉義買這買那，她死後，櫃裡空蕩蕩的。小胖是有錯誤，不該破壞別人的家庭，但她沒有死罪。
有人說，現在的中國社會，誰壞誰提拔，誰壞誰吃香，可能有些絕對。但趙忠祥私下亂搞，卻人摸狗樣的充當中央電視台的主播；劉秉義精心策划行凶，卻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整天上電視，上舞台，上人民大會堂，紅極一時……又讓人不得不這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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