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3日訊】一黨專政使社會喪失公正，民眾由忍耐走向憤怒。中國籠罩血光之災，躲開暴力叢林的出路何在？
1989年以來，輿論界對中國始終在期待與失望中交替。1992年是第一次從憂鬱走向期待，期待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能帶動政治；1998年又一次從憂鬱走向期待，期待所謂的“朱新政”能通過政治改革抑制腐敗；2003年人們在SARS肆虐的恐懼中期待所謂“胡溫新政”能通過政治改革，扭轉中國隱然四分五裂（社會學家孫立平所謂的“斷裂社會”）的亂局。現在看起來失望又早早趕走了期待。
下一次中國人將會期待什麼？如果期待原本只是失望的一種心理補償，那麼共產黨已經有了勾引人們期待的豐富經驗，例如“製造”一點高層內部矛盾啦，過一段時間發表一兩種“新提法”啦，再出臺一點點體諒弱勢群體的改良政策啦，甚至讓一兩個小地方真正搞一些人大代表或者黨政領導換屆的“準民主”啦，這些都會讓一些吹鼓手、生意家、甚至骨子裡沒有什麼操守、理想的“自由主義者”一番捧場。反正多數老百姓已經不關心“輿論”——因為他們的生活完全被圈定了！圈定老百姓生活的機制是什麼呢？本文僅以2004年發生的種種案例加以回答。
一、軍警伺候是“執政能力”的終極注腳？
共產黨的“共產主義理想”已經被它自己弄得越來越虛無渺茫了。雖然它還張大著嘴巴宣稱這樣那樣的理想，但終於只敢用“小康”作為安撫民心的誘餌了。但是共產黨人絕大多數早已“全面小康”、少數已經暴富，這使任何誘餌從一開始就餿味撲鼻了。
但是，為了控制人民，共產黨給有種種冤苦的人們留下了迷幻與折磨惡性迴圈的陷阱，而這個陷阱的底部就是赤裸裸的軍警。惡性迴圈的過程是這樣的：上告—等待—再上告—失望—憤怒—“反抗”—鎮壓。
從理論上說，人們首先應當承認一個真理：沒有人天生邪惡。共產黨人同樣不應當被看作天生的魔鬼。之所以出現共產黨人也未必情願看到的局面，根本原因乃在於共產黨人所頑強維護的利益偏私機制。不要說理想，就是一項最平常不過的好政策，也因為共產黨的非民主政治現實（哪怕是一個小小的村支部書記，都有全部層層任命的金字塔結構作後盾）而被弄得面目全非。但是由於受害者沒有自治組織，通常遇到不公一般總是選擇忍耐，忍無可忍才選擇上告或打官司。想想吧，一個連日常生活都難以維持的工人農民，為了討一個公道，節衣縮食，啃烙餅睡車站，左打聽右問路闖過一道道衙門門崗，好不容易見到了上訪接待官員，幾句好話就被打發回家，等待呀等待，接著又是懷揣著幻想奔向省城、京城，又是等待呀等待，容易嗎？打官司麼？多半又是一捧冤枉錢換來一把辛酸淚！
王次妞，河南省洛陽市嵩縣紙房鄉石坡村農民。就是她，一個大字不認識幾個的山村農婦，在兒子被警察和金礦礦主活活打死又求助無望的時候，竟然親手割下兒子的頭顱到北京“告禦狀”。當《青年參考》記者5月8日上午趕到王次妞家時，她正準備提著裝滿了上訪材料和那件寫滿了冤情的白大褂再次赴省城鄭州上訪。上訪事件開始於1991年，事件驚動了黨中央，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羅幹曾親筆批示處理。但時至今日王次妞依然在上訪。王次妞有盼頭嗎？不知道，後來河南省、鄭州市兩級公檢法聯手抗拒最高法院批示，非法槍殺村民曹海鑫的案例已經是一種預示，何況她的兒子已經先曹海鑫而去，羅幹們有時很注意“不越權”的。
記者李國紅（新華網）報道：7月21日下午3時許，在哈爾濱市呼蘭區人民醫院的太平間前，一些農民正在給被抓進看守所6天就死亡的遲文濱燒紙。死者的姐姐對記者說：因為砍自家承包的荒地上的樹發生爭議，被警察抓去整死了。 一個自稱是呼蘭區公安局的人說只要簽個字（同意保外就醫），馬上放人。一個醫生偷偷告訴他們：“人已經死了。”
人哪，只有那些日子舒舒服服的人們才會搖著扇子泯著茶勸世說：“脾氣要好”、“不要偏激”……冤苦人絕望之後怎麼不要發泄呢！發泄吧，一個幾個人等著的是警察，一群一批人等著的就是軍警了。5月26日安徽宿州幾千齣租司機，因為對單方被動承擔3980元一年的強制保險不服而罷工遊行，有聯防隊員和警察砸了他們的計程車，他們以堵國道抗議，公安局系統如臨大敵，所有鄉鎮幹警奉命進城，二輛站滿武警的軍車在主要街道來回巡視示威，車上武警全副武裝，鋼盔上的國徽和手裡的盾牌在陽光的反射下，刺眼得叫人睜不開眼。被抓的六七名司機全部被打；7月14日，68名山東籍退伍軍人，因生活無著而進京上訪，被警方從國務院信訪辦帶走；8月2日，來自黑龍江上訪的司法幹部李國柱接受記者的即時採訪：北京近日不斷發生人數眾多的上訪事件，多數遭到冷落、毆打或拘捕；今天（星期一）上午8:58，300多名以黑龍江為主的各地上訪人員來到中組部門前上訪，當時現場有幾輛警車和10多名警察，還有大批警察和警車將很快到來。“我們打著‘中國司法腐敗！’、‘我們要人權！’、‘我們要生存！’、‘打倒中國腐敗分子！’等標語，好多人把自己的冤案、冤狀衣都寫在白布標上，舉著白布標，還有的跪在前排那兒，哭啞的，喊啞的，唱著上訪歌，現在現場有二十多輛大型依維克警車，警察、保安、政府內部穿綠衣服的加在一起，有100來人。”
最新一期（10月13日）《南方週末》報道了三峽工程移民款被貪污挪用的種種黑幕。今年香港中國國際出版社出版的《李銳近作》一書中披露了當年水利部長錢正英在承認三峽工程上馬是錯誤的同時又為自己開脫罪責。圍繞三峽工程的種種胡來，我不禁要問中國究竟是一個有政府還是無政府的社會！可是，對於一個叫做何克昌的人來說，“政府”實實在在是有的——何克昌坐了三年牢於今年刑滿，家人看到他已經落下了傷殘。2001年，三峽移民何克昌一行四人受三峽移民的委託，赴京反映搬遷過程中當地政府的許多諾言沒有兌現，貪官剋扣應該給移民的經費等問題，被從云陽縣追蹤到京城的警察抓捕押回云陽縣。公安為了讓何克昌屈服，對其施加酷刑，他們給何克昌戴上手銬，然後吊起他，手銬承受著全身的重量。由於吊得太久，致使下身腫大，不能行走，難受異常。要求看醫生，被拒；要求見家屬，也被拒。結果何克昌被以“擾亂社會秩序”、“裡通外國”（與一位香港記者合影並回答了一些問題）的罪名，判處3年有期徒刑。
3月10日晚,被嚴密監管的吉林油田被“買斷工齡”數十名上訪工人在多次上訪被抓捕的情況下,集體服毒自殺以死抗爭（一人死亡,其他人被搶救過來）。因為去年有拆遷戶翁彪自焚，南京今年的拆遷工作確實有了改進。但是特別在意民族問題的新疆，似乎沒有從南京事件汲取教訓。4月13日早上8：30分，新疆石河子市北二路、東三路，浩浩蕩蕩行走著一支隊伍，他們是石河子市城管人隊、公安局、農八師144團防暴大隊，廠聯公司全體工作人員，包括石河子市各有關部局如土地局、房產局、建委、天築等單位大約近千人，帶了三輛挖掘機、—輛鏟車、六輛翻鬥車、四輛客車(144團雇的民工)開進二建144工區，準備強行拆遷144工區的“小二樓”，“強拆隊伍”中有巡警、刑警、便衣，還有花錢雇來的民工(每人100元外加一頓午飯)……先是1000多軍警與1000多老弱病殘人僵持，後來發生衝突，45間民房被毀，30多居民受傷，20多居民被拘留關押、罰款。
不吸取教訓的還有去年就發生逼遷醜聞的嘉禾縣：4月21日，嘉禾縣政府以建設珠泉商貿城為由，在沒有給予老百姓公正補償的前提下，對老百姓剛剛建好的房子強制拆除，當天，縣政府命令縣人民法院聯合公安警察出動200多人，對李會明、李愛珍和陸水德的房子強行拆遷。李會明、李愛珍和陸水德三人站在自己的房頂上抵制拆遷，被警察帶走，數天后，三人均被公安局處以拘留，罪名分別為“暴力抗法”和“妨礙公務”。
不吸取教訓的還有其警察曾經是全國學習榜樣的濟南：4月17日早晨8時，濟南市動用400餘名警察暴力拆遷該市環山路123號名士山莊。政府單方招標確定評估機構，拆遷單位未與全體居民簽任何協議，400餘名警察和執法隊員的強拆隊伍在一肖姓公安局長的帶領下開進名士山莊小區，佔據小區物業管理辦公室，強行拆除小區大門及護欄，推倒小區圍?晼A進行野蠻施工。小區居民〈整個小區僅有24戶居民〉出面制止時，遭到400餘名警察及所謂的執法隊員的毆打。居民打110報警卻無人接警。
二，“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正加強威壓
當上告—等待—再上告—失望—憤怒—“反抗”—鎮壓的惡性迴圈，越來越膨脹的時候，那麼事情的邏輯必然是：是順應鎮壓方面的需要還是順應冤苦方面的需要？世界上不可能有這樣的政治：在加強鎮壓的同時而排解民眾的冤苦。如果冤苦民眾老是停留在零碎分散的抗爭上面，那麼，金字塔尖的政治習慣可以不變，但如果民眾的抗議出現規模日增的局面，事情就難辦了！難就難在如何按既定方針辦——如何加大力度？
關心中國的人們知道，前年東北遼陽數萬工人遊行示威，有姚福興等幾位工人領袖經過秘密審判被判了幾年徒刑。按今年的情況看來，局面有了明顯的變化。我的意思不是指10月14日胡錦濤等中央要員觀摩全國公安警察大比武，這很可能是早已決定舉行的儀式，而且總書記講話時特別強調的是要加大對惡性刑事犯罪進行有力打擊。這一點沒錯，因為警察連開9槍才將歹徒擊斃等等的報道，使得警察很沒有面子，而刑事犯罪活動確實越來越朝向多發性、團夥型發展，一些地方是地上的武裝怕地下的武裝甚至假白濟黑與地下的合夥幹。我這樣思考的誘發因素是針對下面的跟蹤報道的：10月6日上午，深圳金寶通企業有限公司（深圳美芝海燕電子廠）近4,000員工因權益長期受侵上告政府後得不到來自政府的應有保護，憤而示威遊行，該市北環大道交通因此受阻數小時。5天后的10月11日下午，廣州市公安局在天河體育中心南廣場召開公開刑拘大會，宣佈對23名暴力抗法妨害公務違法人員分別予以治安拘留、刑事拘留和執行逮捕。（《廣州日報》10月12日）
引起我特別注意的不單是時間相隔之短，還在於公開刑拘大會使用的理由是“暴力抗法妨害公務違法”——相當多的情況下面，這些都被證明是專政群眾的“欲加之罪”，例如6月12日中央電視臺報道的自貢市匯東高新產業技術開發公司在徵地問題上欺騙農民，6月24日農民再次到市政府求見領導，要求解決問題而被拒絕，就被說成無理取鬧，俞梅蓀先生收到2003年6月24日大安區公安分局關押農民黃芳英時出具的《治安管理處罰裁決書》，上面寫的就是“因擾亂公共秩序……”。再如7月6日唐山市豐南區胥各莊鎮派出所所長威脅帶頭呼籲罷免唐山市委書記的農民張友仁的兒子說：“張友仁和北京的俞梅蓀、趙岩、李柏光勾結國外反動勢力，已經構成泄密罪，公安部已經作為大案特案立案。”
尤其讓我感到恐懼的是：還沒有經過法院審判就將嫌疑人公示於眾，黨報不加質疑反而帶頭報道渲染政府部門這一非法行為，讓我聯想到了文化大革命每天的家常便飯——公審、批鬥大會。儘管幾年前我就看到一些地方將無辜群眾遊街示眾的報道，例如廣西；但像廣州這樣的省會城市如此規模的“執政”行為，而且恰恰是在共產黨剛剛決議自期提高執政能力墨跡未幹的時刻，很讓人生疑其執政能力是要往何方提高！
深圳是深具中國特色的“中國窗口”，特色之一就是勞資矛盾異常尖銳，長期得不到政府重視，如此繁榮如此吸引觀光客如此刺激世界製造商淘金夢的城市，在近年竟然因為工人工資壓得過分低而出現民工荒！不用說，深圳的民工出現大規模合法抗議是絲毫沒有什麼奇怪的。據比較善於滿足中國官方口味的《美國之音》報道：今年上半年，深圳市政府信訪辦公室的信訪總量達到4萬1千宗，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13.6%。大多數上訪投訴者都是民工，他們集中投訴的有三類問題：企業欠薪或剋扣工資，工資未達到最低標準及超時加班以及欠繳或未繳社會保險。有關企業拖欠或剋扣員工工資的投訴案件將近有1.5萬宗。因低於最低工資標準和超時加班引發的投訴有3千多宗。深圳全市上半年發生30人以上的重大勞資糾紛512宗，比去年同期上升11.9%。過去3年當中，深圳的勞資糾紛一直在增加。每天都有許多民工來到信訪辦公室尋求幫助。
我敬愛的中國著名學者型時評家鄢烈山就“10•6工運”發表評論說：“他們為何要堵路討說法？……我看最應當調查處理的是勞資雙方之上的第三者：政府‘有關部門’。……他們的轄區怎麼會出現這麼嚴重的侵害職工合法權益的現象？‘每天要工作12小時’嚴重違反《勞動法》；薪水這麼低，收入水準比不上包吃包住包看病的服刑人員；在這天下午的談判中，員工們提出月工資不得低於610元，這個要求不正是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今年5月8日公佈的本年度最低工資標準嗎？為什麼勞動監察部門對廠方嚴重違反《勞動法》的問題視而不見，連本部門公佈的最低工資標準都不督促執行？須知，這是一個有數千人的工廠，而不是哪個旮旯子小作坊存在的問題，莫說電子廠的員工們‘多次’反映，就是不上門反映，勞動監察部門也有責任勞駕移步‘下去’問一問的。我們沒有證據說勞動監察部門被廠方‘搞定’了；但即使沒有枉法瀆職，也有‘不作為’玩忽職守之嫌，理當受到嚴厲查處。出事後問責，豈可漏過了作為行政執法者的政府勞動監察部門？”
國際學術界的一個主流共識是：中國政府與資方互相“搞定”了！而正如關注公正的學者們一直預言的那樣，中國的勞資矛盾將越來越尖銳。那麼，我請讀者回過頭來再想想：廣州市10月11日的公開刑拘大會有沒有向社會加強威壓的作用；有的話，那麼是向資方施壓還是向勞方施壓？答案當然是不言而喻的。那麼，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被再度高高舉起，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儼然成為“執政之魂”的時刻，這樣的公開示威意欲何為？
三，血的慘劇怎樣持續、擴展？
恰逢共產黨的16屆四中全會和共產黨中國的55週年紀念，像何新、胡鞍鋼、康曉光、王紹光等人一樣，一向以維護中央集權為“學術己任”的丁元竹教授發表了一個研究報告：2010年前中國將發生危機。在我，這樣的研究結論是沒有什麼可吃驚的。我在1998年看出來“朱新政”不新，就立即指出：中國已進入多事之秋！後來又看到碎片論、斷裂論、崩潰論等等。我的問題是：丁元竹為什麼敢於或者官方何以讓他發表這樣的報告？
實際上，我前面已經說到一種答案：上告—等待—再上告—失望—憤怒—“反抗”—鎮壓的惡性迴圈，一方面固然表徵了共產黨“執政”的“能力”；另一方面，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這樣的危機論在共產黨的暗示中，也完全可以得出另外的意思——中國的穩定離不開共產黨的強力控制。為什麼共產黨人無時無刻不在強調它的內部團結並且努力表現出金字塔尖是穩定的？而且應當說金字塔尖確實將精心創造“尖端合作”的資源平衡格局當作首要任務？原因不外乎：各種社會危機（社會不穩定）越凸現，金字塔尖的“政治穩定”越成為“中國的生命”——幾千年來，中國的“超穩定”與“超不穩定”互為前提的秘密就在這裡！
那麼，一種深具中國特色的惡性迴圈就還得迴圈下去，血流成河不過是“必須付出的代價”而已！看看血的慘劇如何持續、擴展的苗頭吧：
1、冤苦中的自殘
今年新年前夕，北京一名民工追薪不成憤而在北京自焚，幸撲救及時，民工才得以保住性命。10月13日起，上海市長橋街道辦事處門口每天有近千人聚集，只見堆滿花圈，還拉著巨幅橫幅“還我公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一個老太太賣大閘蟹，被城管全部沒收，老太想不通，要討回損失，並揚言跳樓自殺。城管不加勸阻反而說：要跳就跳！老太真的跳樓自殺了。7月7日到8日，大約三千名鶴崗礦務局員工切斷了在黑龍江的雞西和鶴崗市之間的一段主要鐵路。行動的目的在於抗議政府支付給員工的一筆額外款項被侵吞。稍後，礦工們派出三十六名請願者前往北京，在賠償無望的情況下，有二十三人準備集體自殺。
四川省成都民工雷學安今年新年向周、王兩老闆追討三年未能討回的1500元欠薪，被周的兒子找來20多人打得頭破血流。8月27日下午，天馬鎮先後發生四次爆炸。首次爆炸發生在周老闆寓所前，周妻陳隆坤的車子被炸。第二、三次則發生在該鎮中心街25號門口，四周玻璃被震碎。最後一次爆炸發生在金馬街上，雷學安引爆身上的炸藥，將全身炸成粉碎。還是在四川，7月22日樂山市峨邊縣一民營公司的辦公室日前發生爆炸，造成家財上億的峨邊縣政協副主席葛君明及另一人死亡。自殺性爆炸農民張明春以此來解決他家採砂場被佔的糾紛。
6月4日晚上9點半，重慶至北京的1006號特快列車從川北某地飛掠而過，一名站立鐵軌的青年被迎面撞了出去，青年的一條胳膊和身份證被甩到30米之外。這名悲烈自殺的青年叫鄭慶明，重慶達州山區一個貧困的農家子弟。當日是高考前三天，班主任張老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面，把鄭慶明叫到前面，再次勒令他繳納所欠大約700元的學費，否則，他不得參加高考，因為學校不會給他發准考證……
2，暴力衝突將愈加頻發
廣東省東莞市“興昂鞋業國際有限公司”是一家擁有上萬名員工的台資鞋廠，今年4月21日至23日晚，上千員工（其中有一些未成年人）集體對資方的辦公室、車間、飯堂、小賣部、保安室及廠內車輛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損毀和破壞。事後，警方以“故意毀壞財物罪”逮捕並不公開審判了陳南柳等5名工人。據報道這次“暴動”是因為工人工資低且經常被拖欠，待遇差、伙食差、超負荷勞作等問題長久積累。例如工人萬家豐（音），每月工資450元，房租400元，日常生活僅剩50元可支配。資方根本不屑與工人溝通，數千工人竟無一人知道工資為甚麼變成了50元！2004年8月25日，東莞市法院秘密開庭一小時零六分鐘，五名被告即被判徒刑！
7月31號淩晨兩點多鐘，河南省鄭州市師家河村發生了防暴警察鎮壓村民的流血事件。事件的起因是一些村民不滿村長涉嫌貪污出賣土地的公款（將4000多萬元人民幣的賣地所得中飽私囊）。早在上訪過程中就發生過一起車禍，造成1死6傷，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關注，群眾揚言要告到中央，於是數百名防暴警察乘數十輛警車包圍村莊，要抓捕上訪的帶頭人。群眾把警車給攔下了，警察就對群眾使用了包括催淚瓦斯、霰彈槍(橡皮子彈)、警犬和警棍等警用器具，造成大約100人不同程度的受傷，10多人被捕。
4月22日、9月13日，西安市碑林區區長史小紅、副區長羅小平兩次糾集指揮300多打手，毆打抵制強制徵地的祭臺村村民，當場打傷村民20多人，抓走村民4人。還是在西安市，5月27日上午，二三百名西安西北商務中心工程拆遷安置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推倒西安安仁坊居民小區的圍?朁M大門，闖入這個居民小區，逐樓逐戶或砸門搗窗，或攀樓翻越陽臺，闖入居民家中，強令居民立即搬遷，遇居民反駁責問或推阻，就一擁而上拳腳相加，砸不開產婦秦翠玲的家門，便從涼臺翻入秦翠玲家中，砸傢具打人，把秦翠玲家的電話砸壞。短短一個多小時，就有六名居民被打傷。居民們向緊挨小區的長樂西路派出所報警，得到的回答是：我們接到上級指示，今天任何干警不得出門，誰違反了，馬上脫警服除名。
距西安30分鐘車程的咸陽市，被香港華潤公司收買了51％股份的天王集團六千多工人，從9月14日開始罷工並在工廠門口日夜靜坐。9月17深夜，政府一度出動了千名警察、八九十輛警察、五輛大型公交車準備深夜抓人；18日晚間，百輛警車、六、七輛消防車準備再度衝散靜坐工人，公安高音喇叭喊話，定罪工人們是“非法鬧事”。此舉激怒了包括退休工人在內的兩三萬工人，他們連夜趕赴現場支援，“9•18”鎮壓流產。
與此同時，廣東汕尾市因徵地問題爆發大規模警民流血衝突。二十多名公安深夜突襲（已成許多地方專政慣技）拘捕兩名組織村民上訪告狀的代表時，被數百村民包圍。公安強行開車突圍時撞傷村民，激怒村民。警方一度對空開槍示警，無法驅散憤怒人群，村民包圍近二十小時後，當地政府被迫釋放六名早前被拘捕的村民，被困公安幹警才獲准離開。
3，官官相護亦相殘
官殺官的惡性案例多年來屢見報端。今年夏日，隨著縣委書記黃高金六年防彈背心的故事流傳開來，官殺官的報道更是屢被翻新。限於篇幅，這裡不贅。
4，黑白相錯之殺氣
3月30日，就在河北唐山一萬多農民要求罷免唐山市委書記張和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餘波未盡，在河北的秦皇島市、福建的寧德地區福安市又傳來了農民大規模舉行公民連署，要求罷免當地黨政首腦人大代表資格和行政職務的罷免風潮，而同一個福建省，更從福州市、閩侯縣傳來了農民連署要求罷免不稱職書記官員的風潮。這些風潮中充滿了黑白相錯的殺氣。例如張和對維權民眾的手段就相當驚人；福州市倉山區城門鎮黨委書記陳鏡溪則被當地群眾輿論指為“無惡不做的黑社會頭子”。
又據有“在海南省昌江縣政法系統多年工作經歷，以及在海南省委省政府的關係網”的一位作者披露，昌江縣黃鴻發為首的黑惡勢力是由海南省某領導充當後臺的。而天津市委書記張立昌和天津市政法委書記宋平順也被知情者指為為詐騙43億的犯罪團夥保駕護航——3月15日，北京，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大門口：1000多名來自天津的老百姓打著橫幅，橫幅上寫著大幅標語：“打倒張立昌，打倒大惡霸宋平順！”整個銀監會的辦公樓都被天津百姓包圍了，圍觀者人山人海。尤其讓人吃驚的是作者楊莉藜更爆出公安模範任長霞，曾被登封農民鄭二妮聲淚俱下地控告為“包庇黑惡勢力欺壓民女”……。
5，恐怖性犯罪開始出現
這幾年，從石家莊居民樓被炸，到南京湯山投毒案，分明說出一個事實：恐怖活動正悄然來到中國！
9月11日上午10點半，41歲的江蘇沭陽縣潼陽鎮窖莊村農民楊國柱手持40釐米長的水果刀，闖入蘇州市白云街小康橋幼兒園內。在他被制服前的20分鐘之內，28名兒童被殘忍砍傷和潑上汽油燒傷，其中最大的只有六歲，最小的還不到三歲。報道稱：在熟悉楊國柱的人看來，這個40多歲仍然獨身、右腿微瘸的男子，一向顯得內向、本分，而且異常疼愛小孩子。9月16日，窖莊村的村民們向記者講述了楊國柱一家的遭遇：2001年5月，窖莊村黨支書記梁銀庚接到舉報，楊國柱的四弟楊國林和姨妹褚紅英有暗婚(當地說法，即非法同居)嫌疑。窖莊村計劃生育小分隊以此為由，對楊國柱69歲的父親楊正友處以1500元罰款，並搶走全部財物（17袋糧食和3袋化肥）。2002年5月24日，楊正友再次被要求上繳1萬元。3天后，不堪羞辱的楊正友和老伴吳增英雙雙服農藥自殺。 楊國柱兄妹在父母死後將屍體用冰塊保存起來。2002年6月6日上午，鎮黨委書記劉必揚帶著近千人圍住窖莊村，鬧出一場“搶屍”風波，楊國柱父母的屍體被搶去火化，楊國柱的大哥楊國成、三弟楊國喜等人被打得渾身是血。事後楊國柱到處告狀。新華社記者曾為此事專門寫了一份內參，內參發出後，江蘇省派出調查組到當地進行調查，但因“取證困難，調查到了最後沒有作出結論。”
也許，1989年的“政治風波”已經預示了中國的一種命運。但我寧肯相信，包括廣大共產黨人在內，是並不願意看到中國沉淪於血光之災的。那麼，躲開暴力叢林的出路何在呢？
－－轉自《人與人權》2004年1 1月27期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