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9日訊】這裏的建議不是面向官方的，因為我的建議並不新鮮，官方如果肯接受這樣的建議，1989年以來的歷史就完全是另外的面貌了。
這裏的建議也是面向官方的，是對官方實際上成為國有資產不正常流失的第一罪人，所作的控訴！
“控訴”這個詞儘管在例如左拉那裏是一個值得中國“自由主義者”大大感動、激動的字眼，但在我這樣的普通知識份子口中說出來，而且是針對中國官方說的，我知道，這可是絕大地犯忌了，一些剛剛讚揚過左拉的“中國式自由主義者”，會立即為我的“控訴”感到不安，以為是在煽動老百姓的非理性情緒了，不，這本身已經是必須撲滅的非理性了！“怎麼能這樣對政府說話呢？”“沒看到‘新政’嗎？”“這樣說話無助於問題解決啊！”“何必這樣觸怒當政者呢？”“須知，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首先是長官們的事情，而欲求長官們聽得進建議、願意著手解決中國問題，就必須把話說得能夠進入長官們的耳朵。能這樣跟長官說話麼？”
是的，正如有這樣一種關於1989的反思：學生們干擾了官方正準備實行的改革。
可是，這15年來，足夠溫和、足夠耐心的建言，難道不是已經足夠多了嗎？這15年不僅青年學生，可是一點也沒有干擾過的，但理性的人們應當比非理性的人們更看到中國問題越來越緩解了吧。那麼，眼下出現的國有企業資產流失的議論，一定是胡鬧了？
那麼，今年2月間吳敬璉先生對汪丁丁說的“這樣的改革老百姓不會承認”，一定是因為面對的是汪丁丁而僅僅是書齋中的閒扯了？
那麼，不論你現在變得多麼理性，當年對李澤厚們告別革命論的批駁，一定是應當向“犬儒”們道歉的神經錯亂時的胡言亂語了？
那麼，秦暉先生的“翻盤警告”（有人竟理性到認為是秦暉先生自己主張翻盤）一定是危言聳聽了！那麼，眼下丁元竹們或許出於某種“中國政治需要”不斷公佈的“危機警告”，一定是毫無事實根據的了？
但是，即使是非理性的“群眾”都知道：即使所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群體都這樣控訴，（這當然是天下最最不可能出現的事情）也不可能對官方的權力有任何威脅，因為這個權力只需要一挺機槍就能把千百萬秀才們鎮制住；既然權力的維繫不能容納這樣的建議，而只是更在意那一挺機槍是否處於工作狀態，那麼，理性的人們還有什麼擔心長官們不高興的理性根據呢？
不錯，“政客”當然是有的，當且僅當主意、策論等等為長官們而出，“政客”才有了落實。而凡是長官們不喜歡的言論，哪怕是果真把億萬群眾煽動得一個個成了熱鍋上暴跳的豆子，那也既不是民粹，更不是政客的，而僅僅說明這樣的言論真正說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心坎上。當然，中國億萬老百姓根本不可能知道理性不理性的學者專家們在議論什麼，即使是南京街頭的小報，下崗工人們、進城農民們也捨不得掏三毛錢買一份的，所謂煽動群眾云云歷來是長官們代替機槍的一種臨時“普通法”，直到這兩年才成為一些“寧要專制也不要無政府主義”的理性自由主義或者保守自由主義的論調的。
關於眼下通過朗咸平真有了一點輿論張力的“搶劫人民財富”的批判，這本身已經是中國學界思想界的悲哀，因為，至少秦暉已經被冷落10年以上了！眼下悲哀已然有了恥辱的譴責性質，譴責誰呢？譴責長官們嗎？不是的，長官們歷來不在意譴責的——在這個意義上，長官們是遇到一譴責隔絕的。坦率說，譴責只剩下純粹悲劇的意義了：你秦暉太理想太書生了呀，你的思想不可能實行呀，實行了會導致不穩定呀！
於是，一方面，在與例如某些所謂“新左派”辯論時，秦暉成了“自由主義”先于“左派”堅持公正的代表與證據；另一方面，秦暉又成了“中國右派”包括所謂“新自由主義”指責左派是“民粹主義”的陪綁甚至代表。秦暉思想就是這樣實實在在地有了悲劇命運——無關緊要時，不乏讚揚聲，一到關鍵時刻，就幾頭不落好，至多只被偶爾提及好象秦暉也有一點“替我注釋”的用處。
有誰見過與秦暉有點模樣的正面辯駁的言論？好像秦暉不值得辯駁似的（還是秦暉有什麼霸氣碰不得而只能零打碎敲、旁敲側擊？），如果秦暉繞不過去，那為什麼要冷落秦暉？中國的“主義界”真有出息！
我的第一個建議就是：不要回避、冷落秦暉！不要再繼續自辱下去！而應當首先將朗咸平話題，本著“端正學術”（官方新近有所謂治理“學術不端”的東東樂）的精神，回到或者上升到10年前的秦暉那裏！這當然僅僅是思想邏輯的需要。
什麼邏輯？
不是反對“自購自”嗎？秦暉並沒有絕對反對，而只是反對私占大鍋飯的“化公為私”的“中國式MBO”，例如11年前的那位深圳的葉老闆，也可以購買他擔任過法人代表的企業的，但是：第一，企業是賣還是不賣，必須聽聽企業員工們的意見。這當然以秦暉的方式提出了建立獨立工會的政治律令，更包含了政治改革必須有所先行的科學邏輯——眼下不是在宣傳什麼“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嘛；那麼，且不論企業的投資有沒有動用財政支援，因而是不是還需要聽取“人民”的意見，（有了民主“人民”當然不是抽象的）只要沒有經過企業員工們的同意，就不可以替員工作主賣了。第二，如何賣，必須真正面對社會公共選擇。
說到這裏，我想簡單討論一下所謂“職業經理人”的問題。我想指出：如果過去那樣的國有企業體制大致不改，例如員工們只是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的“國企雇工”，那麼，“職業經理人”要麼仍然不過是“國有廠長”，要麼是歐文眼中的奴隸主式的“老闆”，要麼是充滿短期行為的“合法偷盜者”。在這裏，左大培等學者應當承認郎咸平的“職業經理人”與“鄭州市110名博士‘科舉從政’”這樣的現象，雖說領域不同，但結果則一樣。（也說明“科舉憲政”與“人治憲政”差不多）
從邏輯上講，不是因為有了“職業經理人”身份的先驗認定才可以“承包”企業，而是只要企業“承包”真正成為秦暉說到的一種社會公共選擇，不管你有沒有事先認定的資格，一當你中標了，你就是“職業經理人”了——“職業經理人”是由其“足夠真實的私產抵押”提供唯一保證的。
當然，只要是“職業經理人”經營的企業，員工們就不應當有什麼“國企”、“社企”的民粹式特殊“權利”，而只應當享有員工的“一般權利”。在這裏，過去沒有權利因而國企必須改革；現在仍然只有權力在作祟，因而瞎胡來的“改革”必須“暫停”，否則就是不負責任的亂上加亂！
同樣的邏輯也大體存在於“股份制改制”、“外部人購買”，包括外商購買。
我的第二個建議就是一定要“說得更好”，否則還不如不說。
具體說，首先，籠統說國企效率高還是私企效率高，是說不清楚的。《社會科學報》上發表的左大培等8位學者的聲明，存在著嚴重的國企“原教旨情結”，使得他們開藥方的“主義”變得可以，也是他們對公正的關注，大打了折扣——照他們的“主義”既解決不了公正問題，也解決不了效率問題。在這裏，至少還是一個例如對待秦暉思想是否有了起碼冷靜的問題，如果秦暉“共同底線”中的自由主義，真正被一些學者認識到是必須實行的，否則，過去不能遏止“極左”（如果在此基本原則上依然曖昧那就註定沒有出路），現在不能遏止“權貴右派”，將來仍然不能跋出泥潭！如果你不關心公正，我不會視你為道義之友，你關心公正了，我未必視你為道義之友，但是：你如果真關注公正，而又開錯了“原教旨主義”的藥方，那你就真是糟蹋了自己，我深深為你可惜！須知，最近還有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院長先生越俎代庖地製造精神恐怖呢！關注公正的你難道真的擁護這位先生的“形左實右”的魔咒？
坦率說，如果這一次的“公正話題”只是虛熱一場，毫無精神成果，那左大培們的責任絲毫不在“自由右派”之下，“自由右派”裝死，“左派”們又裝了什麼！
我經常為中國始終沒有形成“真正的左派輿論”，或者說秦暉“共同底線”中的社會民主主義成分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而深深遺憾！有真正的“公正關懷”的有，但品質純正並有意于形成一種輿論力量的努力則蒼白得很！這大概與中國歷來沒有真正的“公正正直”力量，而只有喊兩聲公正以釣民意的政客力量有關。
其次，國有資產當然不是“右派”們胡說的“是經營者的貢獻”，也不是如一些理性主義者無批判地宣稱的是“政府所有”。應當具體分析為：中央財政（清充分考慮中國的銀行具有“第二財政”的性質）投資的屬於全民所有；地方財政投資的屬於地方民眾所有；自我增量顯著的當然應當通過公共認定，給與優秀企業家貢獻以充分肯定（甚至例如紅塔山的儲廠長可以通過這一認定而提前釋放），而員工們也應當有資格成為“伊索普改制”的權利人（秦暉先生早已講得很清楚了，我這裏憑記憶一提）。等等等等。具體改制操作辦法不難制定，譏之為“不能實現的理想”，既是不負責任的犬儒政治立場，又是對蘇東轉軌的“鴕鳥主義”。（面對例如秦暉、金雁等人的辛勤研究成果，右派們胡說“公正不可行”，“左派”們胡說“蘇聯被‘休克’掉了”，都是一種政治無賴行為！）
再次，對外開放也必須包括允許外商收購國企。問題是必須反對“經濟賣國”、反對“靚女先娼”、反對“權力買辦”。例如非流通股廉價變相減持給外商，這可是將做成的蛋糕當麵包、饅頭賣。我們應當不分國別不問制度差異地真誠歡迎外商來與我們一起做大蛋糕、做好蛋糕並且分好蛋糕，而不可以充當外商代表的同時使主權代表的角色變得面目可憎。
第三個建議：至少關注公正的經濟學家、法學家，應當努力參照蘇東轉軌中特別堅持了公正的國家，制定出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相互為用的具體方案。
作為言論人，我們暫時還無法實踐什麼，也許，如果中國思想界有出息的話，應當有更多的勇氣來捍衛人民的利益，而不可以僅僅滿足於個體表達。但是，既是暫時還只能說一些什麼，今天看來實在需要面對一個如何說得更有力，說得更有聲威，更有輿論壓力的問題。
我們生在有限的時空，我們的責任是有限的，但是，恰逢中國經歷著由化私為公到化公為私的特殊過程，我們的責任顯得特別重大。我們當然可以不在意誰來執政，誰是權力的代表，但對如何執政、權力者究竟代表了誰，則必須過問，必須負起權力往往恣意褻瀆的道義責任。
不要因為懷抱了理想而反倒有什麼羞愧，社會怎麼可以沒有理想！這個社會難道不是太缺少理想了嗎？
不要對權力者抱任何幻想，儘管不應當將權力者無條件地一概視為惡人，但我們該做的努力一定得由我們自己付出，而不可能由任何人代勞的。
不要被民粹主義的帽子、棍子嚇破了膽，是這樣，如果你不是權力者，個人的民粹言行也斷然是你的權利，當且僅當權力者假民粹姿態以行舊惡的時候，我們才需要借船、遏制民粹主義——因為一個合理的社會，決不是勞動人民至上的社會，而是所有利益群體平等博弈於公共平臺的社會。
人民的財富已經流失得太多太多——你可以不同意揚帆先生的藥方，但你不能將他揭露的幾十萬億元黑色財富的研究，簡單否定。
2003年開始的新一輪“化公為私”運動還在進行中，還有數以萬億計的公有財產繼續面臨被掠奪的危險，已經被掠奪的公共財富不能僅僅滿足於非制度、非法制化的反腐敗，必須通過政治民主化來加以追溯——不要一見到“清算”就馬上斥為非理性，也不要把反對“清算”的人們一概視為助紂為孽，將來的話題現在不必說得太早、太細，有了民主政治、有了真正的法治，貪官不必擔心殺頭，（至少對經濟犯應當取消死刑）也不必擔心維護公共財富的力度會比轉制社會更小。
這可真正是一個歷史的重要關頭，為此，我們應當甚至面對生命受到威脅，也要平靜赴義！
不法權貴們不要以為我這樣說是跟你們過不去，你們摸摸良心吧，你們是不是貪得無厭了，你們對貧苦民眾還有任何同情惻隱心麼？你們夢想著壞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及其秩序能夠鞏固下來，並且還倒打一耙說正義的人們是什麼資產階級自由化，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可從來沒有這樣黑暗的局面吧！
是的，即使是我樊百華，儘管受到了一系列的歧視，也還是要比許多工人農民生活得好一些，因而會裝死、會滿足於沉默或者以個體的姿態（美其名曰自由知識份子的獨立性）寫點文章表明自己是個明白人、是深明大義的人，甚至僅僅通過一兩次有選擇地發起簽名和多少有些生氣的文章，就不顧前面歷盡磨難的先驅，而以“公民運動的人物”自居，實際上並不肯面對醜惡不斷謀求如何更加有力地說“不”，甚至還以明眼人一望即知的滑稽沖淡正義的訴求！推崇魯迅或者胡適或者其他先賢都可以是你個人的志趣，推崇甘地的“不合作”等等也都很好，只是不可以對我們其實離我們推崇的先賢的努力還遠遠不如裝糊塗，否則就成了“吃先賢”、“吃名教”而竟然能夠樂此不疲、心安理得了。
不要裝瘋賣傻，因為例如秦暉懷有自由主義就故意回避與他的“共識”，否則，你的將“一般自由主義”與“中國式新自由主義”區分開來的說辭就是虛偽；因為例如秦暉特別強調公正，你就特別強調自由之上，而奇怪地將“社會民主主義”的部分立場也當作民粹、當作一種現實危險來加以拒斥！
實際上只是簡單背靠著主流權力集團（槍桿子）說話的那些偽學者不去多說了（既要嚴厲批判他們的種種劫貧濟富的怪論，又要將他們與其服務的權貴主子區分開來），就“新自由主義”以外的人們說話，如果說一些所謂“新左派”確有原教旨殘餘（這是不是一種政治陽謀？），那麼，一些所謂的“自由主義者”就確有默認權貴壞資本主義的嫌疑，否則，秦暉絕不可能多年來遭到實質上的冷落（我並不把最近他在《南方人物》榜上有名看作真正受到了重視）。這些話特別要請真正關注公正的朋友深思！
秦暉也只是一個學者，他不可能每句話都對，他的個人風格更不是最合宜的道義代表，但是，以他說得最好最豐富的“共同底線”，確實非同小可，回避“共同底線”而能有理想、能夠達到道義上的清明，不可能！
中國思想界十分散漫，中國知識界更加散漫而且犬儒，明知此種局面難以改變，我也要不會撇清自己地指出這一事實。才子才女有，但德行不匹才學。中國太不公正了，你怎麼聲張公正也只嫌少不會過，散漫而總是折騰以致實際上成為四分五裂的烏合之眾，特別在今天已經變得與犬儒無異了，那麼，誰還有臉面標榜“左派”、或者“自由主義”？
──轉載自《議報》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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