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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明:「解放思想」與「放寬政策」

由中共的口號剖析中共專制統治的反動性

【大紀元12月10日訊】(從中共製造的一系列概念出發,辨析它的虛偽性和荒唐性,著名政論家辛明先生開始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澄清工作,其意義非同小可。因為,我們許多朋友,至今仍然陷身在共產黨概念的怪圈之中,甚至仍然在運用著共產黨的概念,「追求著人民的民主和解放」……

中國共產黨自詡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但在實際上是卑鄙、虛偽、殘暴的黨。它的一貫作風就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為了掩飾其反人民的反動罪惡統治,它提出過許多動聽的口號,都是它的智囊們的嘔心瀝血之作,表面上自然冠冕堂皇,但是只要進行一番分析,我們就不難看出中國共產黨的某些口號,正在不打自招地供認著它的反動性。筆者在此僅以中國共產黨在後毛澤東時代喊得最多的兩個口號為例,來論證其反動性。—-《黃花崗》編者按)

一、「解放思想」

進入後毛澤東時代之後,中國共產黨在政治思想方面喊得最多的口號是「解放思想」。思想是客觀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識中經過思維活動而產生的結果。它的基本屬性就是海闊天空的、無拘無束的、自由放任的、千姿百態的。正是基於思想在本質上就是自由的這一屬性,人類才有別於動物而具有無窮無盡的創造力,才成了世界萬物的主宰。在後毛澤東時代,「解放思想」居然成了政治思想領域裏的一個重要任務,這說明中國人民的思想長期處在被束縛、被壓迫的非自由、非自然狀態。而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就是進行思想束縛和思想壓迫的罪魁禍首。

從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那一天起,它就有組織、有計劃地對全中國人民進行思想上的閹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伊始,毛澤東就迫不及待地宣告:「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宗教教義,只許人民信仰和崇拜,不許人民質疑和批評。接著,思想改造運動、批判電影《武訓傳》、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思想、批判梁漱瞑、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派、反右傾、社教四清等等,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把中國人民的思想閹割得越來越徹底,越來越乾淨。中國人除了信奉馬列主義邪教之外再沒有別的活路。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把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傳統一掃而空。毛澤東思想被林彪吹捧成了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任何人,哪怕是由於口誤筆誤,說出或做出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或行動,就會立即被當作現行反革命份子逮捕。當時的中國,毛澤東思想「武裝」了全國人民的頭腦,十億人民都失去了自己的思維能力。唯一的一個衰老的、狂妄的、自私的頭腦控制了全中國人民的思想……在毛澤東死後,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還想用「兩個凡是」繼續死死地束縛全國人民的思想……中國共產黨剝奪中國人民的一切,連中國人民進行思想的權利都徹底剝奪,其統治之嚴酷是史無前例的。

思想的本質屬性就是自由,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大張旗鼓地「解放思想」,這等於不打自招地向國際輿論和中國人民供認了它多年來閹割中國人民思想的滔天罪行。党國領導人洋洋得意地提出「解放思想」的口號,他們沒有考慮過,他們對此沒有絲毫值得驕傲之處,反而應該對全國人民真誠地悔罪。

何况,實際情况是,哪怕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號,中國共產黨仍然不容許中國人民的思想得到真正的解放。鄧小平反對「兩個凡是」,展開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辯論,把「解放思想」當成政治思想領域裏的重要任務。但是,他還是要以毛澤東思想做幌子,在一黨專制下來發展社會主義招牌下的資本主義(美其名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是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是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一項原則就是「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哪裡是「解放思想」?充其量也只是「鬆寬思想」而已!

江澤民的「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則更為荒唐。在他的授意下,《人民日報》於2001年年底居然發表了題為《從思想解放中統一思想》的社論,把「思想解放」和「統一思想」這樣兩個互相排斥的概念,變成了互為因果的關係。「思想解放」指的是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條主義中把思想解放出來,而「統一思想」又是要把思想統一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同語反復的詭辯,週而復始的怪圈和原地踏步的騷動,在黨的第一號喉舌上以社論形式發表,充分表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一方面已經不信仰馬列毛思想,另一方面又必須拿馬列毛思想當旗幟來保持其統治的合法性。這種兩難困境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一個對祖國對人民犯下了深重罪孽的黨,而且是一個在思想上在信仰上徹底破產了的黨。

二、「放寬政策」

進入後毛澤東時代之後,中國共產黨在經濟上叫得最響的口號是「放寬政策、搞活經濟」。党國的智囊們提出這個口號的時候也許沒有意識到:他們在這裏告訴了世人,黨的政策與國民經濟從來就是對立的。只有把政策放寬,才能為經濟鬆綁,才能把經濟搞活。這個口號在客觀上不容置疑地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在本質上就是束縛經濟發展的,毫不含糊地默認了它在經濟政策上的一貫失誤,儘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也許沒有意識到它的這一層含意。

在獲得解放後,農民分得土地時的笑臉還沒有來得及綻開,中國共產黨就把分給他們的土地又收走了。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集體出工、公共食堂,農民一步一步地、越來越嚴重地變成了党國的農奴。在「解放」前,農民租種地主老財的土地,起碼還可以自己決定種什麼、何時種、如何種、何時收?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党國的計劃經濟統管一切,農民連最起碼的自主權都喪失了。1958年是一個豐年,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成熟的莊稼倒在地裏、爛在地裏,却要去砍樹、找礦、大煉鋼鐵。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創造出了豐產不豐收的「人間奇蹟」。接著,在隨後三年裏,他們被活活餓死或者餓得半死不活……文化大革命中逼迫老百姓搞「窮過度」,下蛋的鶏、擠奶的羊都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少得可憐的一點點零花錢一直是靠在鶏屁眼裏摳、在羊奶子裏擠的,現在居然也摳不成、擠不成了!但是他們還要跟著中國共產黨高呼「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這麼多年的煎熬中,中國農民居然能够活下來,居然還能傳宗接代,延綿至今,這簡直是生物學上的奇蹟。

城市裏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50年代初就實行了「統購統銷」。1956年傖促完成了「三大改造」,實現了全國範圍內各行各業的公私合營。資本家開始還叫資方代表,還拿一點定息。後來資方代表取消了,定息也沒有了,大家都變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工人比資本家强一點,是領導階級,是國家的主人。但是,除了這個空洞的頭銜,他們還是一無所有。一切都由黨的計劃經濟統管著。由於党是被至高無上的黨魁所領導的,因此黨的計劃經濟實際上是聽命於黨魁個人意志的雜亂無章的無計劃經濟。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工程一會兒上馬,一會兒下馬,過一會兒又再上馬……到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就更加亂了章法。毛澤東一聲號令,「各行各業都為鋼鐵元帥升帳讓路」,什麼都可以停下不做,全民大煉鋼鐵。結果「超英趕美」的目標沒有實現,倒是出現了近百種票證,其中最重要的是糧票──因為全國人民一起餓肚子了(毛澤東也有幾個月沒有吃肉,改成了吃海鮮!)。

餓了三年,剛剛過上半饑半飽的生活,毛澤東又急著要奪回旁落的權力。1962年提出了「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1966年乾脆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過搞亂全國,從下至上地推翻共產黨的各級領導,來重建他個人的封建王朝。「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雖然從第一天起就寫在《十六條》裏,但是在十年時間裏,幾乎沒有幾個人認真看待過它。中華人民共和國居然熬過了漫無止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仍然「屹立」在地球上,這也可以算作政治學上的奇蹟。當然,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中國早已被開除球籍了。不過,這是一句假大空的話。誰也不能開除具有13億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球籍。

西方一位經濟學家說:「如果說社會主義是一種經濟制度,那麼它就是一種專門破壞經濟的經濟制度。」中國(和其他所有既往的和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證明了這是千真萬確的至理名言。哪怕是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搞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社會主義招牌下的資本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還是永久性地處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惡性循環中。黨的「放寬政策、搞活經濟」,並不能使中國的經濟良性發展。

出路在哪裡?出路在於取消中國共產黨的一党專制,建立真正的民主自由的人民共和國,名副其實地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在中國共產黨仍在頑固地堅持其一黨專制的今天,筆者無法斷定實現這一轉變需要多長的時間。但是筆者現在就可以肯定地說:「解放思想」與「放寬政策」這兩個口號在客觀上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反人民、反歷史前進的反動本質,在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在無意識中對自己所犯罪行和過錯的不打自招的供認。它們正在不停地左右開弓地抽打著中國共產黨的耳光。而中國共產黨似乎還在為這兩個動聽的口號而得意和自豪,一點也不知道自己的模樣是多麼難看和尷尬。

转载自《黃花崗》雜誌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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