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4日訊】多年不願看文章﹐尤其是國內政治文章﹐太多胡說八道。一談較嚴肅問題﹐中共八股式﹐90%是好的（指大多數民眾）﹑“三七開”這些思維定式就冒了出來﹐就是很多受禁的“異見”文章也難脫“90%”之俗套。我們實在需要認真探討國民性﹑一針見血切中國民政治弊病的文章﹐因為閃爍其辭﹑扭捏作態的文章太多。
常有人說﹐毛澤東有錯也有功﹐對毛有感情﹐要尊敬毛……難道對毛澤東也要搞“三七開”﹖孟子稱﹐不能把紂當作君主看待﹐紂乃“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毛是古今中外罕有之獨夫民賊﹐紂比之不過小巫見大巫而已。孔子曰﹕“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說的是一國之人跟着暴君行暴﹐胡作非為。毛暴政多年﹐每個過來國民難道不當反省自己當年的所做所為嗎﹖實在說﹐“反右”﹑“大躍進”﹑“文革”﹐毛澤東已明白無誤是我中華自古以來之奇恥大辱﹗
“大紀元”終於以鐵肩擔起道義﹑以妙手著出文章。細觀之後﹐一吐我廿多年之悶氣﹐幾回掩卷﹐拍手叫絕。《九評》列舉了中共過去種種劣績暴行﹐若這些是千年之前的陳蹟﹐當以歷史介紹﹑歷史研究待之。然而這些都是昨天和今天活生生的事實﹐中華民族仍在其中蹣跚﹑趔趄﹑掙扎。從《九評》之一即述及黨性﹑人性——國民性﹐至壓軸作《九評》之九談及“國家流氓化”﹐結語更語重心長地強調“我們民族的道德資源和優秀文化傳統﹐已幾乎被破壞殆盡”以及“民族重生”的問題。
關於國民性﹐現舉數例窺之﹕
我祖父﹑外祖父是清末現代大學生﹐祖父親手建立了邯鄲現代中﹑小學﹐並掌門數十年。外祖父也為邯鄲等地現代教育貢獻了幾十年。抗日時﹐中共高官宋任窮﹑解學恭曾極力拉攏他們。誰曾想﹐60年代後﹐他們在邯鄲農村的後代竟全被剝奪受初中教育的權利﹐即政策規定農村的地﹑富子孫不准上初中。怎能想象﹐我們民族竟會出這樣沒有天良的無賴行徑。
一鄉里人因染梅毒而奄奄一息﹐祖父與他非親非故﹐買藥延醫救其一命。土改時﹐此人作為農會主席﹐極盡荼毒之能事。文革時﹐又掰指盤算冀某之子孫快該遣送回鄉了﹐某某應當遣送回來﹐這真是趁文革災而樂鄉人禍。共產黨可算給了他人性泯滅﹑不知羞恥的機會。
這裡犯相隱之忌談一下隱私。我父親經歷了冀南整風。住地架着機槍﹐戒備森嚴﹐氣氛蕭殺。父親作為軍隊在三個縣的敵工站負責人之一﹐整風時經不住各方面折磨﹐自認是叛徒﹐且咬了多人是叛徒特務。以後多次運動﹐昔日生死戰友﹑救命恩人﹐都是互咬互掐﹐而中共體制則鼓勵﹑逼迫造成這種寡廉鮮恥。文革中﹐上百人成了叛徒﹑特務﹐當年整風咬人﹑整人有術﹐而後來官至“全國供銷總社”的部級幹部李某也自殺﹐其他大小官員紛紛自殺﹑致殘﹑瘋﹑病。文革後﹐這些人又為共同利益串供﹐改寫歷史﹐因為這時中共需要平反消怨﹐需要對自身抗日史歌功頌德。
文革時我不過二年紀小學生﹐自嘆生逢盛世卻不幸降生于叛徒之家﹐不能理直氣壯保衛毛主席﹐砸爛舊世界。當“復課鬧革命”時﹐一次批鬥會﹐同年紀郭姓同學跳起來﹐將年近60的李姓女教師打個烏眼青。此情此景﹐自己居然嘆自己命不濟﹐“不准革命”﹐不能“痛快痛快”。在共產黨教育下﹐是非顛倒﹐人性毒惡﹐于此可見一斑。
其實﹐欲害人的我﹐地地道道受慣了欺負。因是地主﹑叛徒出身﹐不僅出身好的孩子任意凌辱我﹐只要出身比叛徒強的孩子都可以對我“專政”一番。我是任罵﹑任打﹑任欺﹐覺得自己出身不好﹐活該﹐要恨﹐也得恨自己父親﹑祖父。當然﹐有時也稍露“不臣不軌”之拳藝﹐遂為一頓“無產階級義憤”的太平拳收拾得心服口服。面對我的喪家之犬態﹐父母反義正辭嚴地大聲怒斥﹕“該﹗搞反革命報復﹐該﹗”
《九評》之九有一段﹕“你相信科學嗎﹖它就說法輪功是迷信﹔……法輪功講真善忍﹐它就說你不真﹑不善﹑不忍。”我在海外聽不到中共的宣傳﹐但我卻有着與中共同樣的想法﹐可見我的中共思維定式何等需要清除。
《九評》說中共把“國家流氓化”了﹐有些人覺得不舒服﹐我看是筆下留情了﹐應當是“國民流氓化”﹑“國民寡廉鮮恥化”﹑“國民共黨化”。《九評》希望中國人“從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輸的一切邪說”﹐指出“復甦我們的人性和良知﹐是平順過渡非共產黨社會的必經之路”﹐本人舉雙手讚同。
“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孟浩然）。“大紀元”吹起《九評》號角﹐這裡的“恨”是嘆“誰解其中昧”﹔是嘆中華民族為何不快快覺醒﹔這裡“恨”是盼越來越多中華兒女為其知音﹔當然也是“恨”其號角清音不能自由地廣傳故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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