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5日訊】面對公開媒體所反映的北京面臨著日益增多的上訪與維權事件，以及中央政府實際承受的信訪壓力，我覺得中央對農民太冷漠了，或者說是中央領導集體對農民通過上訪反映的問題太不夠關心了，既然領導中國行政權力機構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既然這個國家自 1954年起就有了《憲法》，爲什麽廣大上訪者的公民權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爲什麽更多的地方人員到了北京上訪，其中的艱難如同做賊？是人民政府不允許公民對其公開提出批評和提出意見和建議嗎？
近年來爲合理的上訪人員具有正當權利而大聲疾呼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研究員于建嶸先生，是一位中國從事社會衝突研究農民問題的專家，經常到下邊聽農民訴苦並深入研究農民的問題。前不久，于建嶸出外訪問了一趟，他說有一點感受特別深。他問過許多農民相同的問題，制度問題是一些問題的關鍵，制度上沒有保障，所有的公開承諾與好心往往沒有實際意義。比如他與一選民的一段對話是這樣的：
“假如農會不給你貸款，腐敗了，你怎麽辦？”
“不可能啦。”都這麽答。
“就是腐敗了，你怎麽辦？”
“那我告到法院去。”
“法官也腐敗了，你怎麽辦？”
“不可能啦。”又是這麽一句。
一再追問後農民答：“那我找區議員，他會去指責法官。”
“區議員也腐敗了，你怎麽辦？”於建嶸還接著問。
“不可能啦。”被問急了，答：“那我下次不選他。”
于建嶸出外瞭解的情況是，對於確實膽大妄爲的腐敗官員，農民可以“那我下次不選他”，可以把他選掉。事實上，這一制度的設置比任何上訪都有效。上訪，在中國到底有多少用，現在恐怕很難說清楚。
信訪問題，已是社會焦點又是敏感的話題。2004年12月8日《中國青年報》報道（該文標題是《我國信訪人群調查：漫漫信訪路何處是歸程 》）：11月，於建嶸在一份名爲《信訪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後果》的調查報告中提到一組資料：55.4%的因上訪被抄家、被沒收財物、東西被搶走；53.6%的因上訪被幹部指使黑社會的人打擊報復。與之對應的是另外一組更令人震驚的數位：國家信訪局認爲群衆信訪反映的問題80％以上有道理。一方面是信訪應當，信訪無罪，一方面信訪卻是漫漫長路，不知何處是歸程。既然中央政府成立了信訪辦，就得讓訪民進去，爲什麽又有人被地方政府授權公開截防、打擊上訪者、阻擋中央對地方的知情權呢？難道北京還是封建專制時代的天子腳下，容不得老百姓喊冤？
報道說，這兩年，僅各地農民給于建嶸的控告信就收到兩萬多封。他證實現在中國的信訪量連續11年增長：“信訪成了塊遮羞布，以前羞地方，現在羞到了中央。”
請讀者看看北京一些國家級的信訪辦到底是如何接待上訪者的，12月8日《中國青年報》記者董月玲發表的現場報道是這樣的：設在北京市永定路西街的一條死胡同裏國務院和全國人大信訪辦，是一門二牌，人稱“兩辦”。“兩辦”只是同一個出口進出。巷口每天都有很多人聚集，路邊停著遼寧、山西、河南等地來接訪的警車——公安牌照。一些穿深色衣服的男人堵在巷口，見人朝裏走就問：“你哪里的？”，或把人攔住：“把身份證拿出來。”當一位來自福建廈門海倉鎮霞陽村的62歲失地農民許永年走進時，有人指著他喊道，“問你呢，老頭子。”老許沒吭氣，往裏走。眼看擠過巷口時，有人朝他屁股猛地踹了兩腳，老許趔趄了幾下，站穩。然後又使勁兒地擠過了巷口。
“兩辦”大廳裏熙熙攘攘，像火車站售票大廳。一共開了6個窗口，窗口上方標著一溜兒省份名，上訪的人站在自已省份的視窗前排隊，交材料、領表格，上訪人管這叫“挂號”。一個30多歲的婦女癱坐在地上，雙手抱頭，哭哭啼啼。她披頭散髮，褲子也破了，露出裏邊的紅毛褲。“剛才在路口，她被接訪的打了頭。問她哪里的她不說。”“那就講嘛，省得挨打。”記者問。“不能講！講了會被截訪的拉走。”好幾個人同時告誡記者。上午9點，正式開始“挂號”。不斷有人站在排隊的人身邊攀談：“哪里的？ ”、“反映什麽問題啊？”上訪者稱接訪者是“截訪”。在大廳裏，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來接訪的，他們從各省來，多是中青年男人，衣著整齊，有的手裏拿著喝水的杯子，到處轉悠。而來上訪的人各式各樣，有人甚至穿著開花棉襖，腰間系根繩，一根棍子挑著行李；有的人拄著拐，還有人是給擡進來的。突然，大廳裏一陣騷動，一夥人扭打成一團兒。混亂過後，有個拄拐的人頭被打破，血流到地上。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太，拄著一根棍子，用陝西話大聲嚷嚷道：“在家打，來北京還打。讓不讓老百姓活哩！ ”她舉起棍子，像瘋了一樣往上沖，棍子被人折斷。有上訪者說，“你去反映反映，截訪的人抓人、打人怎麽就沒人管？‘兩辦’我們都不敢去了。”還說她們的一個訪友上午被打，是用膠皮管子打的，鞋都給打掉了，現在人在醫院裏。有的上訪者身份證都給截防的人搶走了。“中央既然成立了信訪辦，就得讓訪民進去，就得接我們的材料啊。 ”“我懷疑信訪口的人，被各省買通了。爲什麽告到這裏，推到那裏，讓我們在北京轉圈子？”
在上訪村，中國青年報記者勸他們：“既然連門都進不去，別告算了。”
“我們依法上訪，大老遠地來了，門都沒進，能死心嗎？”
“中央政策，國家法律，都好！可下邊就不執行，這不是逼老百姓上訪嗎？”
“黨中央聽不到訪民的聲音了，我們要想盡一切辦法讓中央知道。”
在上訪村裏，女人多哭訴個人冤情，男人多探討信訪問題。一個戴眼鏡的男人，用四川話跟我說：“跟你講吧，但凡來上訪的，沒幾個不懂法，雖然不很精通。他們以爲手裏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相信了依法治國，才拼命跑來上訪的。”
“你可以天天來排隊，填表交表，就是不解決問題。好像一個魔術大師在臺上耍魔術，台下人在看，看懂的人知道這個是假的，不看走掉了。不懂的人又來看，還拼命擠上去看。可憐啊！最後，有人想回也回不得了。”
“怎麽回不得呢？”
“信訪上有規定，叫‘分級負責、歸口辦理’。我告的就是地方狗官，我從虎口裏逃出來上訪，結果你又把我送回去，他會放過我嗎？恨不得一口吞掉，整死你。好天真喔！好嚇人喔！”他搖晃著頭，連連歎息道。
一個人指著自己灰白的頭髮說：“10年了！我從一個滿頭黑髮的小夥子，訪成了個半老頭子，問題還沒解決。在上訪路上，我親眼目睹了多少人忍饑挨餓，被打、被抓、被關。上訪不但是條不歸路，而且是一條死路。”
“哇—”地一聲，屋裏傳出一陣哭聲。一個女人搶過話頭，邊哭邊講，語速極快。她說自己的弟弟被人打死了，地方公檢法漏法、漏罪、漏刑。“我要求不高，就依咱國家當今的法律處理就行，屍體要法醫鑒定，兇手要抓起來判刑……”
她拉開外衣，露出一隻尼龍口袋，眨眼間，掏出一摞紙。
“都藏在懷裏，見到領導人，我隨時隨地發一份。”
“你能見到領導人？”
“我天天告，日日訪，沒有一天停留的，哪個部門沒跑到，整個北京城我跑了多少圈了。白天不想吃飯，晚上不想睡覺，半夜也在想辦法，我現在到處摸門。”上訪人稱找別人的家爲“摸門”。
“摸著了嗎？”
“摸著了。衛兵把我攔下，但材料接了。警察把我弄到派出所裏，一天一宿只吃了一個盒飯。”
她的眼淚“唰唰”地流，邊抽泣邊說：“誰願意跑到人家門口招討厭？誰願意忍受這份饑寒？沒苦沒難的，誰不老實在家待著？我一天生活費只4塊錢，3塊交宿費，一塊買饅頭，每天撿爛菜葉子吃。看看住在這裏的人，哪個不是天天哭天抹淚的。”
“如果還沒解決，你怎麽辦？”我問她。
“反正回去也不得好，活著也受罪，死不了，我就猛告。北京告不下，我告聯合國去！ ”
……
于建嶸及課題組曾對632位進京上訪的農民進行問卷調查，有90.5%上訪人的目的是爲了 “把問題反映到中央，讓中央知道情況”；88.5%的人是爲了“給地方政府施加壓力，以求問題的解決”；81.2%的人“也知道中央不會直接解決，但可以得到批文”。一些上訪者受到打擊後，表示要繼續上訪，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占91.2%；跟貪官污吏拼個魚死網破的占87.3%；宣傳政策和法律，發動群衆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的占85.5%；還有53.6%的表示要“做點讓幹部們害怕的事”，而表示“不上訪，認命了”的只有 5.8%。他認爲，“現有的信訪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環境。”
于建嶸及課題組在上訪村，曾做過這樣的實驗(調查)：接待第一天剛到的上訪者。“他們背個包，風塵僕僕、千里迢迢地來了，個個對上訪充滿信心。來向黨中央反映問題，來向黨中央討公道。我們問感覺怎麽樣啊？一般都很激動：黨中央歡迎我們來反映下邊的腐敗啊！我反映的問題，中央肯定會查處。我們說，好好，沒問題！7天後咱們再見一次。”7天後的調查表明：剛進京上訪的農民認爲“中央真心實意歡迎農民上訪”的人數下降，而認爲“中央怕農民上訪”的人數則上升，多數認爲“會打擊報復上訪的人 ”。“從早幾年聽到的‘中央是恩人’，到直接質疑高層的這一變化，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信訪制度，帶來國家政治權威和認同性的流失。”于建嶸直言道。通過對兩萬多封上訪信分析，於建嶸發現：近八成的上訪問題是土地問題。“在土地糾紛中，地方政府就是受益者之一，怎麽能指望它來解決問題，老百姓又怎麽能信服？現有的信訪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環境。”
信訪，在上世紀80年代平反冤假錯案時，確曾起過作用，政治問題用政治手段解決，但現在是利益問題，怎能用政治手段解決？信訪辦，責重權輕，機構繁多，歸口不一，對信訪案件只是層層轉辦，但老百姓並不清楚信訪辦的許可權。據對進京上訪農民調查，他們走訪的部門平均在6個以上，最多的達到18個。原來的上訪問題還沒解決，上訪過程又引起新的衝突，信訪不斷升級，各種問題和矛盾焦點向中央聚集。於建嶸說：“由於各級政府爲了抑制住上訪的增加和升級，在收買和欺騙等方法不能發生效果時，就會採取各種手段對信訪群衆進行打擊甚至政治迫害。”自2003年10月以來，在北京上訪村流傳的一份《上訪人員上議書》中寫道：地方政府借用信訪條例，濫用職權，欺壓上訪人員，用各種手段收容、遣送、關押、毒打，有的被送進精神病院，上訪人員問題得不到解決，人身受到傷害，精神受到摧殘，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失”。“少數地方黨政對信訪者進行打擊和政治迫害産生了十分嚴重的政治後果。其一，使信訪成爲了有效的社會動員方式和維權抗爭的手段，導致集體行動增加。有近一半的農民進京上訪的主要目的就是因爲政府打擊、拘捕領頭上訪的農民。而爲了減少因上訪所遭受打擊或政治迫害的風險並引起高層的重視，在法不責衆的意識影響下，許多農民就會動員更多的人參與上訪。後果之二就是政治激進主義在信訪者中産生並獲得迅速繁殖的社會土壤。”“假如我們不能在民衆中樹立對法律的信心，那對我們國家的未來將是災難。”
對於于建嶸的觀點，一些人不這麽看，認爲信訪是個解壓閥，能釋放民怨，于建嶸說 “錯了！（信訪）恰恰不是減壓，而是在加壓，積壓民怨。原先是怨地方，現在是怨中央，最後一線希望也沒了。”。爲了瞭解上訪者的感受，于建嶸找了個問題，親自跑到中央某部委的信訪辦上訪。如信訪辦一般都設在偏僻的地方，如“兩辦”在永定門外一小胡同，公安部信訪辦在東單很小的東堂子胡同內，國土資源部人民來訪接待室在西單缸瓦市前英子胡同內，別說外地人，就是北京人光找這地兒就得花些功夫。“從小窗口裏喊號，就像叫犯人一樣。我進去，接待我的是一個老頭。他接了材料，也不登記，溜了一眼說：回去，回你們湖南省解決。我說，我就是從湖南上來的，沒解決才來。他不耐煩地說：我怎麽辦，我有什麽辦法？我說，你能不能打個電話過去？他眼珠一瞪，說：給你打電話，長途話費誰掏？”“一個上訪者，要受多少白眼和委屈，人格受到侮辱時，他們心中會産生怨恨。這哪里是讓老百姓講話，這是在抽老百姓的耳光！這是怎樣的講話，這是勞民傷財、誤國誤民的講話！我們還是給老百姓一個合法而又起作用的渠道講話吧。”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董月玲的採訪中，于建嶸反復強調這樣的觀點：
“我們不能讓老百姓寄希望于人治，寄希望于某個青天、好人幫他們伸冤，而是讓他們寄希望於法律體制。加強信訪，不如加強司法。讓老百姓相信法律，說服民衆對司法的信心，靠司法公正解決問題，由對公民的行政救濟改爲司法救濟，這才是惟一的正道。信訪辦可以存在，相當於民意上達的資訊反饋部門。老百姓照樣可以上訪，但政府不再派人接訪，不再按信訪量給各地排名，取消信訪責任追究制。信訪部門應該明確告訴老百姓：我解決不了你的問題，也沒人給你批條子。減弱信訪的權利救濟功能，降低老百姓對信訪的預期。同時，還要給老百姓指出一條道：最高法院可以在各地設立告訴、申訴案件受理廳，降低訴訟費和收費，你去那裏解決問題。法院必須下判決書，必須在期限內給答復，必須建立問責制，必須依法查處信訪人迫害案等等，讓司法，真正成爲老百姓的救濟底線。”
于建嶸這樣設想：“我們通過樹立國家司法機構的權威，把社會矛盾的解決引導到正規的司法渠道，逐步減少信訪以及伴隨信訪的非制度化公民政治行動。最終把信訪集中到各級人大，通過人民代表來監督一府兩院的工作。”
據一些媒體廣泛報道新的《信訪條例》將在2004年底出臺，于建嶸表示非常擔心。 “有關部門提出的《信訪條例》修改稿，雖較原條例有進步，但沒有真正體現信訪制度的改革方向，反而從部門利益出發試圖強化信訪機構職權，並且規定了許多明顯違反《憲法》的禁止性條款。應當預先組織專家、學者和實際工作者進行充分論證，並可以考慮組織公民廣泛參與討論。”
“假如新的《信訪條例》出臺，起碼幾年內不能改動。等著看吧，不知又要積聚多少民怨，又要有多少人走向上訪不歸路。”
今天，也就是老大中國告別專制、走向共和幾十年以後，應該說北京現在已經不是什麽帝王皇城、處處都是天子腳下了，而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所在地，是公開以“爲人民服務 ”爲宗旨的人民共和國首都。可我們看到的信訪者的悲慘狀況，以及被打擊的鏡頭，其中明顯的問題是：難道中央還怕人民上訪、還把上訪視同造反？他們難道不是一個個身藏大冤、無處申訴才千里迢迢來到北京的？
另外，北京作爲人民的首都，卻在事實上並沒有得到人民的性質，比如北京國家機關招考公務員，爲什麽非要北京市戶口呢？難道北京戶口以外的公民素質與能力、公民地位就不如北京市民？還有，北京有很多人包括一些權貴們事實上並沒有把北京當首都，而是當皇城。2004年11月28日，中央電視臺一名叫朱軍的主持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有關中央台相比地方台做談話類節目會不會有更多的禁忌時自豪地說，“我們是國家台，一定要有皇家風範。”朱軍如此大言不慚，誰授權他如此信口開河？中央電視臺就是皇家風範 ——我看由此可以透出中央電視臺從業人員骨子裏的氣息：中央電視臺是皇家的，觀衆們都應該是皇帝的臣民，皇家根據實際需要想如何禁忌就如何禁忌，誰奈我何？所謂公民上訪維權和建立“公民社會”，與我何干？事不關己，高高挂起。
如果說，中央電視臺確實成了皇家電視臺，新聞主持人都是禦用主持人，那麽這種狀況實際上是與共和國的政體和憲法精神相違背的，也就是說執政黨政府的宗旨“爲人民服務”缺失了合法性。我認爲，北京不是皇城，中央電視臺也不需要什麽皇家風範，中央政府如果能夠認真對待上訪問題，釋放目前從地方到中央層層積累的上訪壓力，就應該在目前政治框架裏增加《憲法》所規定的保障公民批評政府和對政府提出建議和意見的領導機構和辦事機構，可以這樣設想：第一，由執政黨中央政治局一名常委、中央政府的總理或第一副總理出任全國信訪接待與處理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並負責領導全國的農民工作。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或第一副委員長擔任全國信訪接待與處理工作督察領導小組組長，監督政府及全國信訪接待與處理工作領導小組的工作質量和工作進展。地方政府無條件服從全國信訪接待與處理工作領導小組的領導，無條件服從全國信訪接待與處理工作督察領導小組的監督，並保證上訪者依法公開上訪，保障其公民的上訪權利不受侵犯，鼓勵有冤屈的公民通過法律訴訟的方式解決問題，一旦發生上訪著的公民權利受到侵犯必須公開追究，依法嚴肅處理。第二，全國信訪接待與處理工作領導小組開設全國信訪工作與監督網站，通過網路大量公開信訪事件，督促各級政府處理好廣大上訪民衆反映的問題，緩解社會矛盾，穩定社會局面。同時，位於北京永定門的中央信訪辦和國務院信訪辦，應該24小時公開值班，工作時間開10個窗口，夜間非工作時間可以保留2-3個窗口，周六周日不停止辦公，信訪辦工作人員把每天接待的信訪者申訴和反映的材料，總歸到全國信訪接待與處理工作督察領導小組組長及其執行部門處理、督促解決，擇其要點公開公佈在全國信訪接待與處理工作領導小組網站上，接受輿論的監督。第三，通過全國信訪接待與處理工作督察領導小組協調，把全國人大、國務院、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國務院各部委信訪辦集中到同一地址合署辦公，最適宜地點是天安門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南門或人民大會堂賓館，每年三月“兩會”期間可根據實際情況暫停半個月。第四，對於地方政府公開截訪者，給予定期清退，屬於某一個地方政府的，由該地方政府把人領回去，並在全國信訪接待與處理工作領導小組網站上公開點名批評。任何打擊信訪者的地方政府人員，一律依法開除工職處分，信訪是公民合法權利，來去自由，對於條件較差的信訪者，中央政府應當給予人道主義關懷，給予適當的救助，保障來京離京的基本交通費用補貼。對於無理取鬧並給造成違反治安政策和法律形成事實的上訪者，給予行政警告和依法處理。
當然，從長遠的以憲治國和依法治國來看，再完善的信訪方式也只能是臨時辦法，而最好的辦法就是依靠憲法進行法治，從制度上保障公民的所有基本權利。今後，只有當民衆可以公開和自由選舉和解散國家權力部門和政府首腦及其高官時，到時候信訪就真成了被扔棄的過時的遮羞布，用不著“羞地方”和“羞中央”了。
注：本文中大量引文出自人民網和2004年12月8日中國青年報文章《我國信訪人群調查：漫漫信訪路何處是歸程 》，作者爲該報記者董月玲。
原載《議報》第176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