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6日訊】1989年5月15日,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來到北京,當時中共黨章上的最高領導人趙紫陽會見他時,公開表示鄧小平仍是中國政治舞臺上的重要決策人物,凡是重要的事情都要向鄧請示。當時學生在廣場上安營紮寨,戈氏未能在天安門東門外廣場踏上紅地毯–歡迎儀式改在南苑機場,沒有紅地毯。6月25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公佈結果,趙紫陽告別政治舞臺,至今已經15年,公開報導未再見他的名字。今天,偶見有關退職後的領導人回憶錄上會提到“向中央領導同志彙報”這樣的字句,但都沒有提中央領導同志姓名,趙於1980年接替華國鋒出任國務院總理,1987年接替胡耀邦出任總書記,此前辭總理職。現在,趙仍然活著,10月17日剛過85歲生日,但已經成為一個在公眾場所消失了的人。相比之下,戈巴契夫的日子也不怎麼好過,他雖然提出了“改革新思維”,但後來蘇聯的劇烈變革使他再也不能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1991年8月蘇聯發生叛亂,用葉利欽的話說就是“8月19日,我們還置身在一個國家裏;而8月21日,竟完全處於另外一個國家裏。這三天成為過去和將來的分水嶺”(1995年東方出版社《總統筆記》葉利欽著),蘇聯已不復存在,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業已辭職。下臺是最好的結局,畢竟沒有被砍頭,而且也不會在公眾場所消失。
如果說,蘇聯是葬送在戈巴契夫手裏,那麼我認為他所起的作用只是冰山一角的作用,或者說是關鍵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作用。正如冰山一角是由冰山決定的,而不是冰山是由冰山一角決定的一樣,在史書上他還會贏得更加廣泛的讚譽,雖然他在變革中沒有謀到什麼好處。同樣,歷史評價不會因個人命運的改變而改變,今後的歷史也將會對趙紫陽作出準確的歷史評價。
針對戈氏所起的作用,中國歷史上的例子大有人在。如果說中國的“戈巴契夫”,秦代時陳勝吳廣應該算是一個。西元前209年7-8月,農民出身的陳勝因不能按時將900多名囚徒在暴雨中趕到目的地,與吳廣公開宣稱“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不能不承認,陳勝吳廣是當時最愛國的愛國青年,他的意思是說,現在逃亡被捉到也是死,起義若失敗了也是死,既然同樣是死,那死於國家大事不是好些嗎?於是,在他這些話的刺激下,覺醒的囚徒和農民造反者開始叛亂了,舉國四處烽火。當然前面提到了,陳勝吳廣所起的作用只是冰山一角的作用,而起決定性的因素是“天下人受秦始皇暴政的苦已經很久了”。後來,到了西元前208年,農民軍不敵職業軍,“起事失敗”,兩人雖然被另外一些謀取權力和利益的同夥殺害了,但因為兩人首先發難,加快了秦亡的速度,其歷史貢獻就在於此。不久漢劉邦取勝,陳勝吳廣的發難事蹟得到了官方的的承認和稱讚。西元前195年,漢高祖規定了永遠紀念他們的哀悼儀式,據說100年以後司馬遷撰寫《史記》時這些儀式仍在舉行。《史記》卷四十八專門寫“陳涉世家第十八”,對其評價甚高,如陳勝年少時就有“燕雀焉知鴻鵠之志”的遠大志向。賈誼評論說,一介匹夫發難起義,竟連他(秦始皇)歷代的祖廟都遭到毀滅,自己也死在敵人的手裏,讓天下人笑話,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秦始皇及其二世不實行“仁義”的政治……
亡秦者胡也。其實,陳勝吳廣能夠稱得上當時中國的“戈巴契夫”,他們的最大支持者應該說是胡亥。當年陰曆七月陳勝起義,胡亥知道後非常生氣,還把通報消息者關進監獄,後來又有使者到,胡亥詢問便得到了“一群土匪而已,已經全部抓到了”的答復,自然十分高興。其實,當時全國已經開始星火燎原了,連劉邦這樣的小官僚也開始政變了,可見整個國家有多危險,有多混亂。這個胡亥,身居皇帝之位,卻討厭聽到真實的資訊反映,四處堵塞言路,讓大臣和百姓都成為聾子和啞巴。誰說盜賊太多,那裏發生起義,他都要殺誰的頭,連身邊的宦官都不敢說實話。等死到臨頭的時候,胡亥這才驚慌失措,連連求饒,要求降為郡王得不到答應,要求作個萬戶侯,也得不到答應,要求作個平常百姓也得不到答應,最後只得自殺。胡亥之死其實是死在自己手裏,他只知道自己是皇帝,而不知道自己是在禍國殃民,遂後秦亡驗證了“凡禍國殃民者,總是不能長久”的道理。
陳勝吳廣這兩個中國歷史上的“戈巴契夫”,在無奈之下被迫起事革命,摧毀暴政,但其結局多半是成為政治的犧牲品,不能指望革命成功後成為既得利益者,分一杯羹。時勢造英雄,歷史上的先行者是他們,而不是那些所謂的王侯將相,他們惟有犧牲自己,才能獲得後人的稱讚。
--轉載自《議報》第1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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