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7日訊】時間，對我們人類所起的作用往往比上帝還大，時間老人說誰是瘋子誰就難逃惡名，時間老人說誰是君子誰就能永享美名。一些在短期內炙手可熱的所謂政治強人，其往往是瘋狂的紙老虎，其對於人類貢獻的歷史作用往往就不值一提了，如袁世凱等，這些人是無法得到時間老人的稱讚的。
至於時間老人對我們人類政治活動的安排，是有很多規律存在的，如十年之內覺得對的，十年之後二十年之內就不覺得對了，五十年以後就是另外一個說法了，百年之後，天翻地覆，大浪淘沙，所謂政治強人如泥沙俱下，惟有金子脫穎而出。這裏的金子就是時間所起的作用而形成的，並將獲得時間老人的褒揚。
時間就是決定人類命運的大裁判。在適當的時間內不作出適當的作爲，同樣會喪失良機。我知道，在人人喜歡而向往的神話王國裏，到天上當“國王”的往往是最快樂的，但又是短暫的，如“天上一日，地上一年”說法，由此可見人生之艱辛。一年365天，即使其中有幾天快樂但也僅僅是幾天，多乎哉不多也。按照天上的“天”計算地上的“天”，我們的一年12個月也不過是人家的一天24小時，兩年兩個12個月相加也不過是人家的48小時。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如果一兩天的把握都沒有，那麽怎麽能夠決勝於千里之外，決勝于未來。最近，《南風窗》主筆章敬平把剛剛過去的中國12個月稱爲“拐點–決定未來中國的12個月”，前前後後僅有24個月，按照天上的說法也就是“兩天”而已，幹一“天”，看一“天”。這“兩天”卻被記者身份的章敬平形象地比喻爲見證中國第二次轉型的“拐點”，但這一“拐”將拐往何處呢？是“拐”往GDP高速增長的效率呢？還是“拐”往憲政時代的公平呢？
早在1979年，在執政黨對內對外改革開放政策受國際大環境擠壓或互爲作用下，取得了長達25年的持續穩定的發展成果，這應該說是中共自1949年統治大陸以來真正謀發展的第一個“拐點”。當今，也就是被一些媒體稱爲“新政”的胡溫新時代，算不算第二個“拐點”，現在還不太有把握說，歷史往往不是當時言說的，而是滯後言說的，如陳獨秀是歷史上的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但執政黨的宣傳資料上卻一直宣稱毛澤東爲第一代領導人。所以說，章敬平把“拐點”的起點定在2003年3月15日擔任中共總書記整整四個月的胡先生當選爲中國國家元首之時，也就意味著胡已經開啓自己的新一代。但把這段時間稱爲“拐點”也好，或稱爲“轉捩點”也好，現在都還不能做出更深層面的評價，我們只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做出的評價往往會比較客觀或接近客觀。
章敬平在其新書中所指的2003-2004年是中國的“拐點”，其實是作者試圖去解釋今後中共路線到底“拐”往何處這一設問？通過《拐點–決定未來中國的12個月》（2004年7月北京新世界出版社）所表述的細節發現，2003年3月以後至2004年3月的中國並不平靜，SARS衝擊，海軍潛艇失事，香港大遊行，孫志剛，蔣彥永，孫大午，民間修憲，農民工工資拖欠，拆遷戶天安門廣場自焚，農村地下賣血大面積感染艾滋病事件，等等，這其中一些重要細節已經折射出了整個時代的全部神經，章敬平認爲“這是社會問題最爲突出、社會效應空前放大的12個月，更是中國社會體制改革最爲突出的12個月”。
縱然2003年前半年中國經濟呈現出8.5%的高速增長態勢，但遺憾的是“這樣的利好，旋即被更加凸現的阻礙未來經濟發展的一系列社會體制層面的問題所遮掩”，“經濟改革所面臨的任務已不可能僅僅在經濟領域解決”。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同樣也表達了中國面臨著第二次轉型的看法，他說，“改革已經到了值得轉軌的時候，轉軌的核心是用新的制度去替代它。”第一次轉型是革掉了“以階級鬥爭爲綱”，第二次轉型應該是當下“以經濟建設爲中主”轉爲“制度建設”上來。因爲眼下所有的問題都與制度建構有關，不從制度上著眼，僅僅就事論事已經無濟於事了。2004年9月3日，我在與杜剛健教授見面並做短暫交流時，他多次表達出看任何問題都要有長遠眼光的看法，無論是政治上的，經濟上的，社會上的問題，都是與文化建設分不開的，而當下文化方面的欠缺是最根本的欠缺。主要是我們時代所處的大環境，如果空氣不好，難免會出現大大小小的病人。正如某一個法院，也就是號稱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人民法院，其判決的案子卻不能依照法律公正獨立的裁決，而是以權力的指向而作出相應的判決，而這個判決恰恰是錯誤的判決。我們能說他法官枉法嗎？他只要按照組織內的持續請示彙報、聽話就可以了，還能指望他作爲什麽呢？法是長官的意志，按照長官的意志行事，是眼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所以說這樣的法官對於某個官司判“親政府”的既得利益一方或政府一方勝訴是正確的，否則就是錯誤的。至於過了若干年，回顧歷史時再發覺當時的判決錯誤，已經“無所謂”了，物是人非了。舉例說，憲法規定國家要設國家主席，毛澤東暫時不當就讓劉少奇當，當時解釋憲法的專家還說一旦毛澤東要當還可以再把這個職位給毛澤東。後來劉少奇死後毛澤東也不當了，林彪沒死之前想當偏偏當不了，這還不是毛澤東一句話。都說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怎麽能夠抵“聖人”一句話呢？所以說，體制的問題不是缺少公正的法律，也不缺少能幹的法官，只是體制也會造成“法律變成掌權者手中的泥巴，想怎麽捏就怎麽捏”的現象，人們痛恨的“權大於法”頑疾就是這個道理，人治也是這個道理。爲什麽法官不能公正依法判案呢？爲什麽法官不能獨立作爲自己良心認可的裁決呢？爲什麽縣委書記、市委書記、省委書記可以“一把手權力不受監督”呢？貴州一把手劉方仁、安徽阜陽一把手王懷忠、廣西一把手成克傑、河北一把手程維高，遼寧、廣東等省的高級法院院長等等，哪個不是“一手遮天”才出事的呢？法律奈何了他們了嗎？當然，最後他們被查處，但我這裏說的是法律應該是以起到預防犯罪、有效監督與控制的目的，對於職務犯罪起到無形的威懾力，這方面應該是說制度的原因，以及文化建設不夠等大環境的原因。如果說抓住一個犯罪分子就槍斃一個，而不從制度上、文化上，給予防範和威懾，那麽殺了一幫人，就會想割韭菜一樣，舊的割去，新的馬上長出來的，無窮盡也，即使神仙即使孫悟空也無能無力。
應該說，制度建設，文化建設，是當下社會體制改革方面兩個最重要的內容。通過體制較爲合理的設計，各類監督防範機制的完善，“天網恢恢，輸而不漏”，全面預防犯罪，查處犯罪，而不是讓人覺得犯罪很容易，犯了罪也得不到查處，或大罪可以化下，小罪可以化了。同時，就是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國家和政府公務人員、司法人員只有覺得貪污腐敗瀆職是人一生最大的恥辱，甚至一旦犯罪他這個人的整個家族一輩子都擡不起頭來，幾輩子都不想當官，同時再加上制度設計更加合理，更加沒有漏洞，權力得到充分的監督，政府是陽光政府，權力是透明權力，我們的國家就不會繼續走“年年割韭菜、韭菜年年長”的反腐敗老路。
不能不承認，中國的現實問題確實複雜，似乎是一個“天問”。有人把中國的改革比作“是在舊房子不動的情況下蓋新房子，承擔了建房成本的是原來住在舊房子裏的人，至今也很少有能夠住新房子的，他們中的大部分還依舊住在已經不堪風雨的舊房子裏，連維修成本也失去了”（學者盧恩來語）。而章敬平則說，“胡錦濤新班底執政爲民的強烈意識，被一些學者視爲住在‘舊房子裏的人’的新福音”。舊房子還在住，新房子也在住，只是一個當下“拐點”條件下的比喻，全部人都告別舊房子、住上新房子是不可能的，關鍵在於新或舊房子是否合適，如何更牢固。新的制度建設和文化建設條件下，應該說有人喜歡住新房子，也有人喜歡住老房子，但我們該如何保證這一社會選擇的充分多元化？無論是新房子，還是舊房子，不牢固都是可怕的。2004年8月12日14號颱風“雲娜”襲擊浙江台州市，死亡100多人，多數是被房屋倒塌壓死的。原因何在？就是房子不牢固。當地政府在颱風臨來之前，啓動防台預案，把當地居民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建造的房子裏搬出來，搬到九十年代建好的新房子裏，在當地政府某些官員的主觀意識裏九十年代建造的新房子應該比八十年代的舊房子牢固，可事實上恰恰是九十年代建造的新房子倒塌最多，造成的人員傷亡最多，政府明顯是“好心辦成了壞事”。這裏我們不能指責居民建造房子偷工減料，更不能因此讓政府推卸責任。要知道，政府往往是無限政府，可是“無限”偏偏不能保證“樣樣完美”，尤其是重要的涉及人民生命財産安全的重要環節，不出事倒還罷了，一旦出事就顯得觸目驚心。到了這個時候才強調問責制，才想起基礎建設，才想起“馬後炮”，又能解決多少問題、起到多少作用呢？在不受有效監督的某些無限權力政府的決策下，什麽事情不能發生呢？這難得不也是一種“割韭菜”行爲嗎？法大不如權大，韭菜永遠割不完，不受監督的權力則會成爲腐敗的土壤。
如果說，中國眼下發生的現實，證實了我們正處在一個章敬平所歸納的“拐點”的話，那麽這個“拐點”就是中共執政黨正在進行或即將推進的“拐點”，成爲從“以經濟建設爲中心”轉向“制度建設”社會良性變革的第二次轉型，追求達到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協調、城市與農村全面發展、依法行政和以人爲本、縮小貧富差距的目標，不但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還要同步實現法治條件下的公民社會，進入一個憲政新時代。
“憲政並不完全是執政黨和政府的事，它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重努力。”用著名憲法學專家、蘇州大學法學院院長楊海坤教授的原話說，“人民要憲政，所以給政府一定的壓力，這種壓力是正常的。但是，任何一個事情的成功，都需要成熟的時機，憲政也不例外。就年前，我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就對收容制度提出過看法，知道2003年孫志剛事件的發生，事情才有了根本改變。這就是時機問題。我們應該漸進地推動憲政，既不能任由其緩慢地自由成長、自發地進行，又不能激進地強力推動。最好的方式是，領導人、民衆、學者、媒體之間實現良性互動。”
所謂“拐點”，不是過去時，而是現在時。最後，用一句話歸納：希望通過今天的社會體制改造“拐點”，全力駛向未來法治條件下的憲政坦途。
－－源自《議報》1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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