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袁紅冰小說體自傳《文殤》（九）

早在九一年秋季，在一次自由記者高瑜女士舉辦的聚餐會上，袁紅冰認識了人民大學教師蔣培昆、丁子霖夫婦。他們十九歲的兒子就死於「六．四」之夜。蔣培昆是美學教授，他長髮飄垂，面容消瘦，頗具高傲的藝術氣質，由於喪子之痛而覆蓋在蔣培昆面容上的青銅色風塵般蒼涼的情調，感動了袁紅冰。但是，使袁紅冰心靈震撼的，卻是丁子霖女士眼睛裏的悲愁。丁子霖身體消瘦，面色像一片乾裂的黃葉，即使在同人面對面地談話時，她的眼睛也好像在注視著極其遙遠的地方——越過重重荒涼的時間，在注視八九年六月四日那個被烈火燒焦的夜空；那個被迸濺的血染成暗紫色的夜空；那個被橫飛的槍彈劃出道道傷痕的夜空；那個被慘痛、淒厲的呼嗥撕碎的夜空；那個在坦克車的履帶下戰慄的夜空，好像，她的心已經永遠失落在八九「六．四」之夜，她的靈魂也早已埋葬在那個殘破的夜空中了。

有時，丁子霖女士眼睛裏那如同鐵板上的血鏽一樣的悲愁，會驟然急速地顫抖著裂開，而裂縫中有炫目的淚影在閃爍。袁紅冰知道，那一刻她定然是又看到了一位美少年的背影漸漸消失於「六．四」猙獰的夜色中，而那背影就是她的兒子的。有時，丁子霖女士的眼睛會猝然變得迷濛，袁紅冰意識到，那一刻她定然是在祈盼著那位美少年透過暗紅的血霧向她回眸一笑，祈盼著再次看到兒子明星般的眼睛，而那將是一種終生的祈盼──終生無法實現的艱難的祈盼。

「六．四」之後，當局控制的傳播媒介用歪曲事實真相的宣傳，把「六．四」稱之為「反革命暴亂」，但是，難以抗拒的罪惡感卻使他們不敢公布受害者的名單。共產黨官僚集團再一次想要用偽造的歷史抹去罪惡，就像他們已經卑鄙地做過很多次的一樣。同時，在刺刀、黑牢、刑場的威脅下，怯懦的生存本能又使無數中國人埋葬了他們曾在「六．四」過程中復活的人性——低賤者用向屠夫露出的恭順媚笑來埋葬；良知尚未完全泯滅者用沉默來埋葬。

就在這種情況下，丁子霖，這位普通的母親，卻以她瘦弱的肩頭承擔起了為「六．四」死難者建築墓碑的沉重道德使命。因為，她從對兒子那純潔的少年之心的理解中確信，所有同兒子一起死於「六．四」之夜的人們的靈魂，都有著對於真理和正義的熾烈追求，至少在那個夜晚中是如此。她要以枯瘦的手指，撕裂百萬御用文人偽造的黑暗歷史，讓死難者能在岩石上燒灼出殷紅傷痕的血跡，裸露於陽光下，而把那位美少年的名字雕刻在懸崖般峻峭的金色陽光之上，是她能獻給兒子的唯一祭品。

於是，在無數個深灰的暮色中，丁子霖孤獨的腳步，踏著秘密警察的監視、跟蹤、騷擾所造成的恐怖，拖著比千年中的夜色重疊起來都更加沉重的悲愁，蹣跚於北京的街頭，在茫茫人海中苦苦地尋找那些因為怕受到當局迫害而隱姓埋名的死難者家屬，記錄下了一個個死難者的名字和受難的經過——她是在尋找真實的歷史，她是在記錄用殷紅的血雨為社會正義沐浴淨身的勇敢者的足印；她不僅是向兇殘、偽善的專制政治挑戰，而且是在向墮落的人性挑戰；她消瘦得幾乎只剩下乾枯骨骼的生命中，有堅硬、冷峻得可以令堂堂男兒羞愧地垂下頭顱的意志，那意志是她曾經像白樺林中的晨霧一樣潔白、溫柔，而現在已經死於悲愁的母愛的遺跡。

面對丁子霖，袁紅冰覺得，自己必須更加純潔、更加堅硬——只為了有資格直視她眼睛裏的悲愁。同時，他確認，不僅要給屠夫們以法律的審判，而且，要給那些曾因他們對「六．四」運動的污蔑，使偉大的母愛更為艱難的無恥文人們以人性的審判——讓他們骯髒的靈魂裸露在丁子霖眼睛裏那聖潔的、無盡的悲愁下，接受太陽的審判。

真理不會僅僅因為是真理，就自然成為凱旋的英雄；謬誤也不會僅僅因為是謬誤，而自然失去堂皇的王冠。真理的勝利和謬誤的失敗，都是要由剛烈、堅毅的意志在險峻峰脊上的艱難攀登，才能達到的高山之巔。所以，袁紅冰準備以民主風格更銳利的行動之劍，在普遍墮落的思想重圍中，殺出一條血路。

九二年深秋黃葉落盡時，袁紅冰就曾經對中國未來的政治局勢做過一次思考。他認為，鄧小平死後，可能出現三種不同的情況。第一種可能是，鄧小平以市場經濟維護國家權力共產黨官僚集團私有體制的設想，由於腐敗的權力和奸商的黑色資本結成了牢固的同盟，而成為堅硬的現實，如果真是如此，由經濟發展得到強化的專制政治，勢必以跨世紀的存在，使中國人的精神進一步萎縮，使中國人的靈魂在腐敗權力的教唆下進一步墮落，使底層民眾的人權在社會不公正進一步深化的狀態下，遭受更加無情地踐踏——如果真是這樣，通向民主之路就還遙遠著呢。第二種可能性是，共產黨內的開明派主導了權力意志，並通過既存的權力體系逐步推動政治民主化進程，以公正評價「六．四」運動的性質為起點，對專制政治四十多年來犯下的罪惡、造成的社會災難與不公正，做徹底的思想清算，這種清算不是為了復仇，而是為了從價值觀念的角度摧毀專制政治的道德基礎。民主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但是，如果這種可能性成為現實，中國就會獲得以較小的社會代價、較為平穩地趨向民主政治的機會。當然，共產黨內開明派主導權力意志的前提在於，具有廣泛社會性的民主運動必須能夠強有力地限制共產黨官僚集團頑固派的政治空間，而社會上的民主運動要與權力體制內的開明派形成相互輝映的政治默契──這也正是袁紅冰特別注重現在就在權力體制內建立強有力的關係網的根本原因。第三種可能性是，隨著鄧小平的死亡，專制政治也失去了權力重心，共產黨官僚集團各派系之間對權力的貪欲引發的矛盾，又使專制政治無法鑄造出新的獨裁權力重心，共產主義的偽善的理想和道德謊言，在赤裸裸的滿足權力私欲的鬥爭中像雞蛋殼一樣破碎，而靈魂的破碎導致了專制政治中央權力的迅速弱化和瓦解，既存的地方性權力體系以互不統屬的分裂狀態，把中國帶入動盪之中，同時，由於民主勢力沒有能力在重鑄中華民族之魂的意義上，創造出符合中國人情感特徵的自由民主理論，所以，歷史只能從被長期思想專制摧殘得像鹽鹼灘般蒼白的靈魂中，尋找到最原始的物性衝動——私欲，做為處理各地方勢力之間關係的原則。於是，一個長期的、殘酷的、獸性爭奪的時代由此拉開了序幕。如果出現這種局面，袁紅冰就只能長歎一聲，返回內蒙古，在河套地區組建民主性地方自治，等到各地方勢力在血流成河、屍骨山積的獸性搏鬥中精疲力竭之後；當人們終於意識到絕對私欲的原則不能滿足社會對幸福的期盼，並把目光轉向共和精神時；在現代化經濟對於統一大市場的要求跨越了各地方之間的政治界限之日，再以聯邦中國的形式，開始民主建政過程。

毫無疑義，袁紅冰把第二種可能性向現實性的轉化，做為自己的政治目標，並專注於擊碎第一種和第三種可能性。而無論如何，在以鄧小平的死亡為標誌的民主命運與專制政治決戰的時機到來之前，從思想理論、政治活動能量、經濟實力、準組織形式和權力體制內的關係等各個角度，為民主運動的崛起作好具有廣泛社會性的準備，都是當務之急。同時，阻止腐敗權力與奸商資本結成牢固的政治同盟；阻止鄧小平這個屠夫死後仍然能以他的遺囑繼續強化專制政治，則成為袁紅冰政治活動的基點。

從九二年秋天起，袁紅冰便正式開始了「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秘密籌建活動。在〈在保障勞動者權益宣言〉中，袁紅冰把勞動者定義為：除貪官污吏和奸商之外的一切以智力和體力創造社會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人們。這個定義不僅把政治鋒芒直指腐敗的獨裁權力和罪惡的黑色資本，而且蘊涵著使民主運動走出知識分子的客廳，大步跨入更為廣闊的社會階層的意義，蘊涵著使民主運動根植於中國底層民眾艱難命運的意義。在撰寫上述〈宣言〉的同時，袁紅冰還起草了五項立法建議，即關於允許農民組建保障自己權益的農民工會的立法建議；關於在外資企業、合資企業和私營企業中組建自由工會的立法建議；關於共產黨和政府官員公布私人財產狀況的立法建議等。當然，袁紅冰根本沒有指望，像大酒店門前風騷的侍女一樣為專制政治招徠好感的所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接受他的立法建議，而只是試圖通過這些立法建議的傳播，剝奪正在形成的貪官和奸商的政治聯盟的道德基礎。

（節自《文殤》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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