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0日訊】(美國之音記者熊健香港報導) 中國星期一公布了一份旨在提高農民收入的文件，顯示農民問題受到多年忽視之後似乎開始得到某種重視。與此同時，中國今年對農業投入的資金將達一千五百萬元人民幣以上。有學者認為，農民和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這一點對中國的社會穩定可能造成很大衝擊。
*胡溫政府強調農民問題*
中共中央、國務院每年發布一號文件的目的是強調當年工作的重點和最關注的問題。自從1982年1月1號發出“包產到戶，保幹到戶”的一號文件開闢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新局面之後，接連四年發表的一號文件都同農村經濟改革有直接關係，強調落實中國農村家庭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此後的一號文件都同“農”字無關。十八年之後，以胡錦濤和溫家寶為主的中國政府領導班子於2004年發表有關增加農民收入的一號文件，強調“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努力統籌城鄉就業外部空間，鼓勵引導工商資本、民間資本、外資投入農業開發，深化為農民增收減負提供體制保障，把著力點放在增加糧食主產區的農民收入上。
*一號文件突顯農民增收緊迫性*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李稻葵說，新一屆中國政府之所以發表以農為主的一號文件，是因為這屆中國政府同前幾屆政府有所不同，更加注重社會穩定、協調發展和社會問題，由於中國農民收入和城裡人收入不斷擴大可能對中國的社會穩定造成很大衝擊，因此以發表一號文件來突顯農民增收的緊迫感和主動性。李稻葵說：“所以，這一次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農民收入的提高比較緩慢，這是中國當前最大的一個政治問題’，它是提高到一個政治問題的高度來認識的。”
李稻葵說，一號文件沒有提出什麼新措施，這些措施以前都講過，如減輕農民負擔、治理亂攤派、亂收費、加強農業投資力度、加強種糧地區的投資等。李稻葵說，從新措施的角度來觀察一號文件，並沒有太大的新意。李稻葵認為，一號文件的一些說法比較抽象，比較具有綱領性，短期內不會產生效果。
*向地方官員發出明確信號*
李稻葵認為，由於一號文件把問題提高到政治層次，將對地方官員的行為具有比較明顯的影響，尤其對東北產糧區的官員會有比較明顯的影響。李稻葵說，如果這些官員要在仕途和事業上有所作為，就必須在農業問題上下功夫。他說：“我的判斷是，一號文件的重要性就是給地方官員一個明確的信號，讓地方官員想辦法從而產生直接效果。”
李稻葵說，中國的三農問題要從兩方面分析，一是政治層面，二是經濟層面。從政治層面來看，很多農民報怨三農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些地方政府對農民不公平。他說：“比如說，對農民進行亂攤派，亂集資，苛捐雜稅各種費用，用費用來提高地方官員的政績，來使得地方財政有所幫助。這個嚴格來說是政治的問題，是吏治的問題，是官員管理的問題。”
*以政改手段解決問題*
李稻葵認為，可以通過政治改革解決這一問題，比如對地方基層幹部進行嚴格監督，甚至拆除一些基層機構，不要靠人民養活的官員。
李稻葵說，從經濟層面來說，中國農業是弱勢產業，不能和石油、電信、高科技產業等量齊觀，農業潛力較小，前景不很明朗。他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對農業採取特別措施，進行補助，尤其是對種糧食的農民直接在收入上進行補助。
*給農民留下大塊收入*
香港中文大學管理學教授段樵說，從長遠角度來看，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一方面要靠其他部門的經濟發展吸收中國農村剩餘人力，另一方面要通過具體措施幫助留在農村從事生產的農民增加收入。段樵說，要在農產品的流通方面，利用農會、合作社等方式，使農民在農產品流通這個環節上分得多一點，不要讓農貿商人拿走大部份，換句話說，就是搞活流通之外，讓農民留下大塊收入。段樵說：“政府要做的事就是軟件和硬件都要有。硬件包括農村產業道路，讓偏僻農村的產品運出去。比方說，投資協助把一些基本農民組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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