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2日訊】僅有的微薄的夢想
農民的話題總是沈重的。未及行文，我的眼眶就濕潤了。
這些農民的心理能承受得住嗎？他們抛妻別子，在城裏受盡了白眼，甚至隨時可能被抓、被譴回，幹了城裏人往往不願意幹的最髒最累的活；如今，卻拿不到血汗錢，他們僅有的微薄的夢想也要破滅。
由此，很可能醞釀出仇視城市、對抗社會的情緒。從頻繁傳出的民工暴力犯罪證明瞭這一點。
犯罪固然是不可原諒的，因爲法律無情，但整個社會是不是也應當反思一下：人是社會的産物，社會乃至我們每一個人應當承擔什麽樣的責任？我們是不是應當多一份關愛，不能寒了原本善良的同胞的心？社會是不是應當有一個合理的制度安排，保證社會正義與公平的實現？城市是不是應當建立一個有效的預防機制，防止偏差行爲的發生，避免把“外來人”步步逼上了絕路？
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爲，人有不同層次的需要，包括生理、安全、情感、尊重、自我實現的需要等。我們許多農民工在種種需要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又被惡劣的、至少是不負責任的老闆剝奪了其最低層次的生活需要的滿足能力，由此可能産生的激烈的反應對當事人而言誠然是巨大的不幸，對整個社會來說也將是莫大的悲哀。
社會的責任
現實的中國，城鄉差距依然很大。沒到過農村或者不瞭解農村現狀的人可能不能想象這樣的情況：除掉沿海一些地區之外，許多地方農民的收入微乎其微。種地虧本，闖城市又舉目無親，身無一技，遭盡白眼。大多數地方的農民也沒有社會保障，享受不到國民待遇！有些農民患大病就不治而亡，或者導致家庭負債累累，生活極爲困難。
許多農民陷入了疾病、貧困與無助。
要改變農民的處境與命運，不僅需要農民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喚起城裏人以及整個社會的責任意識。
農民曾經和現在爲中國承受了太多、爲城裏人犧牲了太多：且不說建立新中國靠的主要是農民，也不說1978年之前，爲了支援工業化，農民交義務糧、低價糧，損失7000億元以上，單說1978年之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農民進城務工，就沒有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沒有農民的吃苦耐勞，也就沒有今天大城市的繁榮；君不見立交橋，座座都是農民工在建造！高樓大廈，幢幢都是農民兄弟在揮汗如雨！尤其不應該讓農民承受的是，爲了保證城市裏的義務教育，我國農村的教育經費基本都靠自籌，都靠從農民那兒收費！按朱總理的說法，各種稅費，“大約一年從農民那裏拿走了1200個億，甚至還要更多”。
經濟學家劉易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現代”與“傳統”、城市與農村發展不均衡的狀況，提出了“二元結構”的概念，不幸的是，我國部分農民正成爲這種畸形二元結構的最大犧牲品！特別是，幾十年來，剛性的戶口制度一直強化著這一不合理的現實，維護著城裏人的既得利益。
城裏人在享受著既得利益的時候，是不是也應當想到承擔更多的責任？
實事求是地說，城裏有關部門在保障農民工的權益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我認爲遠遠不夠，還可以再多做一些事。這些事實際上不是對農民工的恩賜，而是爲了城市自身的發展，爲了改善城市的形象，也是爲了實現社會的正義與和諧，是爲了貫徹江總書記“三個代表”的思想。譬如當局可以在完善勞動用工制度、建立平等勞動與參與的機制、賦予弱勢群體以工會等組織資源、簡化工錢追討程序、加大對惡意拖欠工資的懲處力度方面有更大的作爲。
甚至我設想，爲什麽不可以把對農民、農民工的處境的改善作爲衡量各級領導幹部政績、考核他們道德水平與工作能力的指標？
因爲我相信，保護農民工的利益，事關中國發展的全局；拖欠、克扣民工的工錢問題，不單純是個經濟問題，而且是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
呼喚良心
我們呼喚著城鄉制度的變革，呼喚著屬於工人包括民工的工會組織的強大。但僅有此是不夠的，或者說有些是不現實的。譬如，拖欠工錢最嚴重的是在建築領域，而該領域民工的流動性很大，在現階段往往很難組織起強大的工會與資方或者管理方博弈，甚至員工也很難憑著合同，經歷漫長的裁決等待，討要到工錢。因此，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尤其要呼喚人類的良知與良心。
一些中國人最缺的是什麽？第一是良心，第二是良心，第三還是良心！
社會需要更多的良心未抿的人！良心對於一個社會的和諧、安全的運行至關重要。
惡意拖欠農民工的血汗錢，應當受到良心的譴責、靈魂的拷問、道德的煎熬！
這似乎像咒語，太可笑，太脆弱，太靠不住了！但是在道德、信用幾近沈淪的今天，我們除此之外又能期待什麽？
但願我們每個人都能以責任和良心來對待民工、關愛民工、與農民平等對話。
我們的先輩其實都是農民。
此時，我的眼中含著淚。
(2002/2/6)(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