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3日訊】在兩會即將召開之前，由《經濟參考報》與新華網聯合主辦的“兩會”關注焦點問題網上調查的初步結果顯示：在網民票選關注的十大問題中，對反腐敗的關注程度列於首位。這樣的民意調查結果已經不是第一次，腐敗問題早已成為民怨最大的問題。
民怨的強大壓力使中共高層對政權穩定極為憂慮，所以，為了緩解民怨，宣示反腐的決心也早已成為中共中央的家常便飯，拿出個把腐敗高官示眾也時而有之。然而，中共仍然無法擺脫“不反腐敗亡國，反腐敗亡黨”的悖論。胡溫上台以來全力推行親民路線的重點之一，就是高調宣誓反腐敗，並強調要從制度建設的角度反腐。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於2月17日推出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共15章178條，幾乎囊括了經濟、政治、思想和組織的方方面面，官方媒體馬上將之作為反腐制度建設的成果大加讚揚，概括出不同於以往的“八大亮點”。然而，細讀條例就會發現，即便拋開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的陳腐不談，僅就這條例的反腐部分而言，它也不過是舊體制的細化而已，沒有任何真正的制度創新──反腐是中共的特權，只有高級特權階層才能行使。
首先，它仍然是對黨權至上、黨紀高於國法的制度現實的肯定，也就是對黨的特權的肯定。各級黨委高於任何其他決策機構，黨的紀委高於國家的公檢法，黨員高於普通百姓，黨紀處分已經成為其逃避法律制裁的庇護所。比如，黨的高官涉嫌犯罪，不是直接面對司法調查，而是首先面對中紀委的內部調查，至於是否將被調查者移送司法機關、是否公開其證據和作出處罰，其決定權全在黨的紀委手中。而在紀委的背後，是更高層的寡頭們作出最後決定，甚至就是某位高官個人說了算。這種“先黨紀後國法”的制度，不能說全無對高官腐敗的遏製作用，但其效力只是暫時的，其庇護作用遠大於懲罰作用，導致腐敗的收益遠大於成本，所以才有貪官的前赴後繼。
其次，該條例中的監督，仍然是毫無獨立性和公開性的自我監督，中國制度在反腐上一直存在著兩大致命弊端沒有絲毫改變：
1，該條例對黨員幹部的監督，仍然是體制內的人治模式。無論是列出的十種具體監督辦法：如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重要情況通報和報告、述職述廉、民主生活會、信訪處理、巡視、談話和誡勉、輿論監督、詢問和質詢、罷免或撤換要求及處理等，還是加強紀委的檢查監督的職能、要求黨政幹部接受輿論監督，但所有監督措施仍然是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行使輿論監督的媒體也統統在黨權的壟斷下，歸根到底，還是黨的最高領袖及其決策機構說了算。紀委所扮演的角色，不過是黨委的棍子和權爭的工具而已。黨的常委們（中央政治局和各級地方政權的常委會）決定查誰就查誰，一把手決定整誰就整誰。而且，能不能動真格的，還要取決於高層權力博弈中的力量對比和利益交換。
2，黨內民主監督服從於民主集中制。盡管條例規定了“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工作”，還規定了“對黨員行使民主權利的保障”，被稱讚為“中央政治局如何被監督的問題得到初步解決。”然而，只要全黨服眾中央和下級服從上級的民主集中制不變，黨內監督就仍然以上級監督下級、黨委統一領導的監督為主，“如何監督一把手”的問題仍然無法解決。現行條例中，監督一把手的“黨內民主”是空的，而實的仍然是上級對下級一把手的監督，中央級政治局可以監督省部級一把手，省部級可以市級一把手，依此類推，每一級別的一把手只能由上級進行實質性監督，最終由一把手說了算的體制內自我監督。
無論是司法監督還是輿論監督，如若要取得實效，就必須遵循獨立化和公開化的原則，也就是相對於政治權力的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沒有這二者，制定再多的黨紀也無濟於事。
2004年2月22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