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余杰﹕北大與清華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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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26日訊】炎熱的八月,每年都是高考分數公布、考生填報志願、高校錄取新生的時刻。今年,許多網絡公司積極參加到相關環節中,熱心地為考生和他們的家庭傳遞信息、釋難解惑,同時也讓自己獲得無限商機。

據國內排名第一的門戶網站“新浪網”報導,今年依然是名牌大學炙手可熱。北大和清華等歷史悠久、師資雄厚、環境優美的一流名校,像磁鐵一樣吸引著眾多的考生和家長。近年來,大學畢業生人數眾多,他們不再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那樣被公眾看作是“天之驕子”,求職難的情況一年比一年突出。然而,對於年輕一代學子來說,一旦擁有了名校的身份,就可以不必為就業的問題而擔心。儘管在不久之前的一次人才招聘會上,某公司打出“北大清華畢業生免談”的驚人之語,但後來證明這不過是該公司的一個炒作策略而已。這一事件對北大和清華的聲譽根本構不成傷害。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每年春天,當北大和清華的畢業生還沒有完成論文的時候,許多知名跨國公司就已經爭先恐後地湧入校園,挑選優秀人才充當公司未來的管理層。在競爭越來越激烈的今天,名校的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不僅意味著好工作和高收入,也意味著到歐美的大使館簽證的時候有著比普通學校畢業生高得多的成功率——大使館的簽證官員一看到北大、清華等名校的畢業證書,立刻就對證書的主人刮目相看。有統計數據證明,北大清華畢業的學生,簽證成功的機率比普通學校高出幾倍。

有趣的是,“新浪網”的調查數據表明,考生和家長對北大與清華各有偏愛。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北大與清華,如同英國的劍橋與牛津、美國的哈佛與耶魯一樣,一向是互相不服氣的競爭對手。北大以人文自然基礎科學見長,清華則以工程技術科學取勝,兩校同處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的西北部,就連校門也遙遙相對。在近年來若干種“大學排行榜”中,兩校的排名或一或二,處於“運動狀態”。各項參數互有優劣,綜合起來看可謂“平分秋色”。在今年的考生中,首選北大的人數稍微多於首選清華的人數;而家長們的選擇恰恰相反,他們當中偏好清華的比偏好北大的略多一些。這一小小的錯位,很能說明兩校的辦學特色以及它們在當下中國的現實處境。

北大的前身是戊戌變法中成立的國立最高學府京師大學堂,北大秉承蔡元培校長“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思路,環境寬松,學術自由,能夠給予每個學生以充分發展自我的機會和條件。清華的前身則是用退還的庚子賠款建立起來的清華留美預備學堂,清華注重實用性強的工程技術科學,素來以對學生要求嚴格而著稱。有人說,在清華的校園里,學生腳步的頻率也比北大學生要快上三分。而北大學生卻說,有幾分閑適和優雅才能產生真正的思想和智慧。

北大對學生的培養方式是古典的、貴族式的,在表面上的放任自流、不聞不問中,讓學生完成自我的定位和自我的塑造。在北大,學生能夠相對自由地選擇課堂和教授的課程,他們把大量的時間花在圖書館里面的“隨便翻翻”上。這種人才培養方式最後造成了兩極的分流:少部分優秀的學生成了“紅花”,大部分平庸的學生則成了陪襯的“綠葉”。與之相反,清華的培養模式則對學生提出整齊劃一的要求,它按照“中上之才”的標準來培養所有的學生,宛如一道工業生產的流水線。大量的作業和緊湊的課程,讓大部分學生都感到喘不過氣來。雖然清華難以產生一流的思想家和藝術家,卻能夠教育出具有敬業精神和職業素養的工程師和企業管理人才來。由此可見,兩所學校培養人才的目標存在著根本的差異。

北大是近代中國第一所真正意義上的“國立大學”,此後無論政權如何更替,它都在不斷地與中國的現實社會產生劇烈的矛盾和衝突;相反,清華雖然是美國返還庚子賠款辦教育的產物,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它卻走上了一條“又紅又專”的道路。可以說,清華一所是被新政權按照蘇聯模式改造得最為徹底的大學。清華的畢業生注重團隊意識,契合於中國傳統的“集體主義”精神。他們深味妥協之道,一般都比較能夠“適應社會”。許多清華人都以“實幹家”而著稱,最後由“工”而仕,由工程師而成為企業和政府的管理者,乃至身居高位、左右國家政局。北大人則個
性鮮明而不內斂,他們思想超前、不安于現實,並毫不畏懼地對各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進行質疑和批判,因此常常在殘酷的現實中遭到重創。長此以往,北大人被冠以“空想家”的名號。如果說清華人多是“正劇”的主角,那麼北大人自覺不自覺地扮演著悲劇。在北京的高校中,有“大清天下北大荒”之說,意思是清華出身之人更能青雲直上、執掌權力,而北大人大都處處碰壁、鬱鬱不得志。在清華學習到的知識,多數能夠形成一項實踐性的技術,能夠立即轉化為“第一生產力”。而北大的基礎學科、人文學科和理論學科,由於市場化的程度低,在這個浮躁的時代里逐漸變成了“冷門”。然而,正是那些“冷門”學科和那些研究“冷門”學科的人,對我們文明的發展具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如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所說:“我們不應該忘記一些永恒的問題,如人性的本質、人類的衝突、人類家庭以及許多傳統文學名著中所描述到的一些進退兩難的困境。在我們下決心要變得精明和目的明確時,我們不應該犧牲培養學生博學睿智的機會。這是大學非常重要的義務,因為,如果大學在管理方面的訓練做得少一點,社會上其他的機構會在這方面做得更多一點。如果大學不全面考慮未來商業的行為準則,其他機構會考慮這一點。但是如果大學不研究古代的手稿,如果大學不尋求對歷史的理解,那麼這些東西很可能就會失傳。這將會是人類的悲劇性的損失,也是我們造成的悲劇性的犧牲。”北大所承擔的正是這樣的責任,北大人的視野涵蓋了從古代手稿和甲骨文的解讀到精神價值的堅守這些“不實用”的領域。在心靈上北大人遠遠比清華人沉重,他們當
中的許多人雲生都背負著十字架。

北大與清華的不同個性,自然導致了學子與家長傾向的差異。血氣方剛、熱情浪漫的高中畢業生們,更多的鐘情於北大,因為那里是理想主義的聖地,那里是自由主義的天堂,那里是個人“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開端;而深味人生艱辛、歲月坎坷和政治風雲的家長們,則更傾向于聰明而樸實的清華,因為那里是“學而優則仕”的課堂,那里是“美好人生”的模具,那里是循規蹈矩的技術專家的搖籃。孩子們還沒有世故到不熱愛自由、不彰顯個性的地步;而家長們則已經風霜滿面,早過了做夢的年紀。哪個青年人願意在學生時代就唯唯諾諾呢?相反,哪個家長願意讓自己的孩子今後的人生道路多災多難呢?我想,這也正是學生和家長對北大與清華的看法產生巨大分歧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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