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3日訊】此文寫於台灣大選之前，因而不知誰將獲勝。但是，無論獲勝的是「泛藍」還是「泛綠」，其實都不重要。因為，這次選舉的結果，將不會減弱台灣更加本土化的大潮。這個大潮對堅持「大一統」的大陸精英們，將是越來越有力的挑戰，從而對中國百姓未來的命運，將產生深遠的有利影響。
有一個美國學者說，如果台灣島離中國大陸海岸的距離超過４００公里，應該早就獨立了，而如果台灣距大陸海岸僅幾十公里，很可能早就被統一了。但是，正因為台灣與大陸不太遠，也不太近，只有一百多公里，就形成了今天這樣，統也統不成，獨又獨不了的格局，是導致世界局勢動蕩的一個潛在因素。
不過，在我看來，海峽兩邊這種既難統又難獨的局面，雖然帶來不少痛苦和麻煩，但從長遠看，是天賜中國之福。我們不妨設想，如果當年台灣象海南島一樣被「解放」，能發達到今天的程度嗎？絕無可能！沒有來自台灣經濟成功的壓力，大陸能改弦更張，實行改革開放嗎？很難想象。事實上，兩岸對峙導致的制度競爭，是台灣經濟奇跡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這種競爭壓力，大大提高了台灣當局經濟決策的水平，因為他們必須既保持很高的軍備支出，又不斷改善民生，才可以維持政權。其結果，台灣經濟不僅迅速實現了現代化，更難能可貴的，是台灣在高速增長中，避免了過分懸殊的收入差別。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經濟實力的增強，大陸主流精英的」大一統」情懷也不斷膨脹。大陸在世界經濟和政治地位的上升，顯然給代表這個「崛起大國」的精英們，增添了不少榮耀。無論是炫耀大陸的新財富，還是批評大陸的新問題，國際社會都要洗耳恭聽，因為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不管朝哪個方向擺動，都會帶來不容忽視的影響。因此，在大陸出風頭的人物，盡管傾向和主張各有不同，但在堅持「大一統」方面，卻相當一致。中央精英占盡了話語權的優勢，而不給地方精英留下一點說話的空間。
中央精英對話語權的壟斷，在大陸造成一個空話充斥的語境，對大陸經濟和社會，帶來越來越嚴重的後果。最明顯的，就是主流精英的輿論和民眾現實生活的完全脫節。就拿大陸今天十分熱門的所謂「三農問題」來說，中央精英的漠視也好，炒作也好，從未能改變十幾年大陸農民每況愈下的局面，以至於地方知識分子實在看不下去，先有湖北的李昌平，後有安徽的陳桂棣、春桃夫婦，豁出來為農民請命。結果呢，給總理寫信的李昌平只好棄官而去，而《中國農民調查》正遭到大陸當局的封殺。總之，忍無可忍，起而說真話的地方知識分子，還是改變不了被邊緣化的命運。
大陸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熱中「大一統」的大陸中央精英們最大的受害者，為什麼呢？首先是因為，替這些弱勢者說話，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無異於政治自殺。其次，大陸地方差別巨大，要解決農業和就業問題，必須有地方化的政策。但「大一統」的政治偏好，往往導致所謂「一刀切」，被切掉的，只能是最缺少政治代表的群體利益。
台灣在民主化推動下的本土化，將向大陸展示一種地方精英主導的現代華人社會。大陸的中國人將看到，在這樣的社會裏，在中央集權下總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勢群體，可以得到好得多的境遇。對大陸老百姓這樣的啟示，當然不是大陸的中央精英所希望看見的，但是，台灣本土化對大陸精英所熱中的「大一統」的挑戰，正是扭轉大陸積弊所需要的一種外部刺激。有這個刺激和沒有這個刺激，對於大陸內部未來的演變，是大不一樣的。中國「大一統」的傳統，根深蒂固，如果沒有兩岸分治，由地方精英來治理地方的理念，在大陸連得以表達的機會都難得，更不用說得到實踐。而我堅信，由地方精英來治理地方的華人社會，不管是一個國家還是幾個國家，都將比中央集權對老百姓更有利。正因為如此，台灣距大陸不遠又不近，是天賜中國之福。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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